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明朝皇帝，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其實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反問：如果明朝皇帝真的昏君輩出，又怎麼能有將近300年的國運?在我看來，所謂明代皇帝的昏庸，有的是後世寫史之人的刻意抹黑，有的是當時不得志士大夫的陰暗抱怨，更有明代皇帝自己營造的與朝臣對立，與羣臣隔絕。
明朝的君主，是歷史上少有既能掌政又能放權的羣體
這看起來貌似是廢話，但是中間這個度的把握不是那麼容易的。說實話，這也是明初幾個君王一點一點從失敗的教訓中成長起來的經驗。
明太祖朱元璋專權，也把自己累得夠嗆，也改組了自己的鑾儀衛建立了錦衣衛。特務機關大行其道，本身就是皇權專制的典型表現。所以在洪武年間，我們經常看到各種大案要案頻發，有的是朱元璋是要敲打開國功勳，有的是朱元璋力氣使過了，有的則是錦衣衛爲了要績效故意擴大牽連。所以到了洪武晚期的時候，朱元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一度廢除了錦衣衛。當然，這個廢除只是檯面上的，但姿態已經做得足夠了。開國君主，何等的高瞻遠矚。
明惠宗朱允炆，儒家式的君主，沒有學到爺爺的鐵血，滿腦子都是儒家的家國天下。當然，我們不能因爲他最後的失敗而徹底否定他。朱允炆的執政理念其實是在調和洪武年間的戾氣，比如重用文臣，以文制武，比如提升江南世族的地位。這些舉措本身沒有問題，這也是一個長治久安王朝必然的歷史趨勢，只是朱允炆把事情做得太急，太過，想一口吃成胖子，結果被朱棣所乘。
明成祖朱棣，他登基之後，又把治國的風格往洪武年的舊範拉了回去，但是請注意，朱棣嘴巴上說是事事要學自己老爹朱元璋，但很多事情並不做絕。他恢復了錦衣衛，創立了東廠，但是永樂年間卻沒有出現洪武時株連幾萬人的大案;他也搞削藩，但用的都是陰柔的手段，嘴巴上是說得很漂亮的，大明削藩的基礎就是被朱棣奠定的。
同樣是對北方用兵，朱棣不是一味地派人滿草原找仗打，而是完善了大明北部防禦蒙古的重兵團防線，遷都北京，把國都像一個釘子一樣釘在北方的國境線上。即便是後來朱棣幾次親征北伐，這其中政治意味遠遠大於實際的軍事效益，而且朱棣自己也享受軍旅生涯。
同時，我們也看到，朱棣一方面讓太子朱高熾在北京監國，主動讓大量臣僚與朱高熾親近，一方面又不忘經常向朱高熾找茬，對其敲打一番。對了，還讓孫子朱瞻基待在北京，一方面做自己北征蒙古的後勤主官，讓其學習相關軍政要務，一方面又向其灌輸遷都北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讓其督監北京皇城的營造。更別提他發展了大學士體系，創建內閣，爲今後大明的政治制度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明仁宗朱高熾，雖說在位僅僅一年，但憑藉着多年的監國經驗和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緣，把永樂年間文官們的怨氣一股腦地給抹了，並開始主導國家重心的轉型，注重內政經濟。同時，也爲兒子朱瞻基留下了一個高效的執政團隊。
明宣宗朱瞻基，朱家第三代，有着爺爺朱棣的熱血，敢帶着衛隊和蒙古騎兵對衝，也有着父親朱高熾對儒家文化獨特的帝皇視角。朱瞻基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折騰。政務上的事情，內閣制度開始成熟，併發揮着積極的作用，在對外上和蒙古各部進行和解。下西洋到他這基本就算停了，對安南的問題開始進行戰略收縮，國內民生髮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他也是大明的第一頑主，明代宮廷的各種遊戲玩法，在他這開始蓬勃發展。他締造了一個“仁宣之治”。
明英宗朱祁鎮，這位導致了“土木之變”的君主一直被後人詬病。其實我認爲他是委屈的。朱祁鎮登基的時候，還不到十歲。當時整個大明的運轉基本都在內閣的“三楊”手中，太皇太后張氏輔以全盤監控。而到了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發生之前，朱祁鎮已經是十五六歲的人了。我們一直罵的王振，其實就是朱祁鎮奪權的工具，也是皇權的延伸。本質上，“土木之變”是大明和蒙古兩方內部衝突的一次對外轉移。
朱祁鎮是在土木堡丟了大明的主力，也間接地造成了國勢上升期的被打斷，但我們又忽略了一個嚴重問題：到了朱祁鎮這代，大明的軍隊充斥着很多沒打過大仗，硬仗的軍二代，軍三代乃至軍四代。這樣的兵員沒有經受過戰爭的洗禮，卻依舊個個以祖輩光輝戰績而自據，焉能不敗?
到後來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他一步一步地剷除了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的復辟功勳組，最後以李賢這樣能夠連繫守舊派和新貴派兩股勢力的臣子來穩定朝局，這何嘗不是他的一種能力。要知道，在正統初年，大明的國勢還保持着上升，到了他復辟的天順年，大明甚至還走出過一個小高潮，起碼當時百姓的日子是很好過的。
明代宗朱祁鈺，這位從來沒有被當做皇帝候選人的王爺，一坐到龍椅上就是面對着“土木之變”的慘敗和蒙古也先部隨時會進宮北京城的危局。朱祁鈺大膽啓用於謙，積極整備防務，並在王振一派，舊官僚一派和于謙等新貴一派三者之間做到政治平衡，穩定了當時惶惶的人心，並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重大勝利。
後來他用賄賂也好，耍無賴也好，把侄子朱見深踢下東宮之位，換上了自己的兒子朱見濟。在這背後其實他還換了一個皇后，重用了新皇后的外戚，安插進了錦衣衛和各軍政部門要職，直接增強了自己對朝局的掌控力，你能說這麼一個皇帝是軟弱無能的嗎?要不是最後兒子夭折，導致他心灰意冷，朱祁鈺不見得不能成爲一代明君。
明憲宗朱見深，創立西廠，專寵萬貴妃。其實我們完全不用只盯着皇帝后宮的那些蠅營狗苟，因爲這些歷朝歷代說白了都是那點事情。也別隻看到成化年間的“紙糊三閣老”，一羣大臣尸位素餐地不作爲。事實上，正是因爲朱見深自己太有主意了，他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貫徹他意志的執政團隊的，而不是像其父親朱祁鎮那樣能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李賢。
你就看朱見深用西廠對付那幫文臣的果狠，對於北方蒙古的強硬，還有對女真，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暴動，對荊湘地區流民的處理，一樁樁一件件無不透露着他政治智慧。須知明憲宗的“憲”，本身就是一種褒獎。
明孝宗朱佑樘，這位“來歷不明”的君主。相對於他的祖先來說，朱佑樘對於文官集團是相對妥協和包容的，在朱佑樘的治下，大明的官員日子是很好過的。朱佑樘的能力其實一般，爲什麼呢?一個細節就看得出來，他一天到晚地和大臣們開會，甚至把四品以上的官員名字都貼在自己宮殿的牆上。朱佑樘做事情太細緻了，以致於缺一點先祖的指點江山，殺伐果決。
但就是這麼個皇帝，靠着文官集團的運作，靠着大量的放權，硬是造就了一個所謂的“弘治中興”。當然，這個中興是有水分的，但老百姓和官員們的日子確實是好過了。皇權和臣權在這個時期達成了一種相安無事的平衡，這點也是很難做到的。
明武宗朱厚照，大明最後一位尚武的君主，也是最後一位敢於在陣戰前和蒙古人真刀真槍乾的皇帝。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位君主。還是那句話，別盯着人傢俬生活不放，你要是做了皇帝在這方面不見得比人家收斂多少。
朱厚照的厲害之處就是他看懂了做皇帝的實質：與大臣們爭權。一開始他用“八虎”奪權，劉瑾的上臺就代表着他坐穩了皇位。然後他用劉瑾去改革，雖然最後失敗了，但是累積了寶貴的經驗。之後在劉瑾爲他背了太多的黑鍋之後，他果斷地放棄劉瑾，並開始扶持邊將，用以掌控軍權。江彬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如果你有留心這段歷史，你會發現朱厚照做的很多事情都看起來非常不靠譜，大臣們的反應非常激烈。但是激烈歸激烈，大臣們就是沒轍。爲什麼沒轍?因爲朱厚照掌握着絕對的實力，大臣們拿皇帝沒轍。
寧王之叛，有時候都會覺得是朱厚照故意在誘惑寧王叛亂，爲的就是進一步收攏軍權。他南巡的時候，也打着御駕親征的旗號，在知道王陽明已經平滅叛亂的時候依舊要壓制消息南下，到了南京就收了王陽明的軍權，後面是一系列的軍務改革。這怎麼看都不是一個只知道玩樂的皇帝能做出的事情。如果我再告訴你，朱厚照在佛學，道學，儒學，伊斯蘭教，基督教上都有不俗的造詣，且有獨到的眼光，你是否驚訝得張大嘴巴。
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這也是一位無師自通做皇帝的主。楊廷和等人看似找了一位年輕的藩王，其實是給自己找了個祖宗。嘉靖打小讀書就好，所以在“大議禮”之中，總能把握一些關鍵問題，就是不讓步。他的厲害之處就是不像朱元璋，朱棣，朱見深那樣動用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和大臣們耍流氓，一點一點玩死他們，嘉靖就在大臣們擅長的領域和大臣們硬槓。
各種議禮都成爲了嘉靖攬權的途徑，父親母親的職稱待遇，天地的祭祀，儒家的禮制改革，他一次次發動議禮，一次次離間羣臣，並在這一過程中一次次地鞏固皇權，進行大量的人事和資源調動。嘉靖是明代所有皇帝中，玩心機玩手段的第一人。大臣們恨得牙癢癢，可皇帝用的都是陽謀，光明正大，大大方方。以致於最後文官們承認了嘉靖的地位，安心地做順臣。張璁，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無不是從迎合嘉靖而起家的。嘉靖也正式開啓了大明的強人政治。
所以嘉靖可以幾十年不上朝，就只見見幾個內閣大臣，而大明依舊秉承着他的意志在不斷運作。更可怕的是，他做這些還不需要像朱祁鎮和朱厚照那樣，借用宦官的勢力。整個嘉靖年間，宦官勢力一直不曾強勢擡頭。如果說嘉靖還有什麼依仗，那就是他重用錦衣衛，且用而不顯，讓人想罵娘都找不到主。
明穆宗朱載坖，他的隆慶朝本質上還是繼承了嘉靖年的執政風格。不同的是，他順應了這一歷史慣性，順應了父親留下的強人政治風格。有人比自己能幹，比自己勤奮，朱載坖樂得一個人偷清閒。所以在這個歷史時期，我們見到了高拱和張居正在歷史舞臺上的活躍。而這些強人們也的確有開明的政治視野，打開海貿，恢復與北方少數民族的貢貿關係，填補嘉靖年的政治空白，都做得富有成效。但即便是如此一個看似言聽計從的皇帝，依舊牢牢把持着皇權，你何曾聽說他被這些強悍的臣子架空過?
明神宗朱翊鈞，萬曆皇帝，大明在位時間最久的一位君主。萬曆的前十年，基本上就是張居正在把持朝政。但這種把持是一種特殊現象，是建立在皇帝年幼，建立在內閣首輔張居正，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朱翊鈞生母張太后的三方結盟上。而司禮監是能夠遏制內閣權勢的，同時馮保又是張太后的私人。所以看似一家獨大的內閣，其實是因爲皇權的刻意放縱而導致的。
朱翊鈞有着十年的苦讀，文化素養在大明所有皇帝中絕對是進前三的。朱翊鈞是昏君嗎?絕對不是。他後來清算張居正時借用言官力量，他對“萬曆三大徵”的果斷，無不體現出了他對時局的判斷。萬曆年的“國本之爭”折騰了幾十年，但朱翊鈞在立太子這件事情上能夠和大臣們反反覆覆拉扯這麼久的時間，何嘗不說明了他的個人能力和對朝局的掌控?要知道萬曆年從張居正以後，就再沒有出過一個政治強人，即便到了萬曆中後期黨爭開始發酵，朱翊鈞依舊沒有讓任何一個朝臣敢於對自己指指點點。
很多人說萬曆年的礦監稅使如何破壞經濟，掠奪民財。這些負面的情況肯定存在，但從另一種層面來說，朱翊鈞掠奪的，其實是原本放在士大夫口袋裏的錢，是那些特權階層的權。而當時張居正改革已廢，朝廷的各種大項目接連上馬，極端自然災害不斷，北方女真也漸成氣候，哪哪都用錢，後來如果不是朱翊鈞用這種竭澤而漁的狀態來補貼國家財政，大明的滅亡估計要提早幾十年。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僅一個月，我們暫且不提。
明熹宗朱由校，一個文化素養不高的皇帝，小時候也沒有受到過正兒八經父愛母愛的主。所以他喜歡玩木匠，多少有點逃避生活的嫌疑。但就是這麼一個哥們，硬生生地扶持起了魏忠賢。要知道經過嘉靖，隆慶，萬曆三朝，明朝的文官們通過各種政治鬥爭，一個個已經發展成了特別能戰鬥，特別能硬槓，特別能扯淡的牛人。在這種背景下，特別是東林黨人在朱由校登基這個節骨眼上還出過大力的情況下，朱由校能把魏忠賢立起來，並且在他的授意下坐視閹黨做大做強，重新整合各派人馬，拉出一支比原先文官集團更強悍的隊伍，這何嘗不是朱由校的一種能力?
爲什麼很多人說如果魏忠賢還在，大明不至於亡國?因爲閹黨說白了就是保皇黨，皇帝能通過閹黨最大限度地調動朝廷各項資源，去應對已經千瘡百孔的國家所衍生的各種問題，這是當時最堅決最明智的一衆做法。就衝這，朱由校不愧是朱家子孫。
明思宗朱由檢。這是一個妥妥的悲劇性人物。對於崇禎是否是昏君，現在依然是一個熱點話題。其實大明最後亡於崇禎，其實是一種制度上的崩潰，當然這期間崇禎反覆剛愎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瀾的作用。崇禎最大的敗筆，就是在一上臺的時候，就徹底搞垮了閹黨。須知閹黨倒臺了，死的不是僅僅一個魏忠賢而已，而是整個閹黨背後凝聚的人才資源和物質資源。
從當時的情況下，朱由檢勤政，也有膽魄，但卻沒有一定的擔當，抗壓能力差。這就導致了很多時局不順時，朱由檢就會打退堂鼓，在政策和用人上有所反覆。當然，這不是大明滅亡的主要原因，極端的自然災害，窘迫的財政狀況，無法收拾的流民暴動，躍躍欲動的後金女真，還有腐敗不堪的官場氛圍等等等，只是當所有的問題都爆發的時候，在位的皇帝剛好是朱由檢而已。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即使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復生，也難有回天之力。
所以說完以上這些君主，我並不覺得明朝的君主們是昏君。
大明能270多年的國運，除了皇帝的個人因素外，其實也歸結於政治制度的完善。
經過明代前幾位君主的嘗試和完善，到了明代中期，或者是到了明英宗朱祁鎮的時候，內閣制度基本上已經完善。大明當時的政務流程是這樣的：內閣票擬——皇帝(司禮監)硃批——六部執政——言官監管反饋。
這個體系在當時看來堪稱完美。內閣擁有政務的建議權，然後由皇帝親自定奪。皇帝犯懶的時候或者刻意授權給司禮監，便由司禮監來直接定奪內閣的票擬。之後交給六部來執行，最後由言官監督。其中，內閣的官員一開始的品級大概是在四品左右，六部的一二把手都是二三品高官，言官都是六七品的樣子。
這麼做的好處是，四品左右官員能夠接觸到上下層級的官員，掌握的情況是最全面的。二三品大員因爲位高權重，由他們來執行最有效率。言官們長期在基層工作，最能聽到一線的反饋。
在這套系統成型的同時，大明還有一套《大明律》。這是一套囊括了明朝所有政治經濟活動，覆蓋了全社會全階層的律法。所有人都要遵照着這套律法行事，不然就會受到嚴厲的懲處。
對了，還有一套效率高絕，超脫《大明律》之外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廠衛特務系統。這就使得明朝的君主能夠跳出遊戲規則，又做裁判又做運動員，對治下臣民肆意打擊。
皇帝的個人素養能力，加上各種政治制度的完善，再輔以意識形態的培養，這纔是大明能夠有近300年國運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