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漢承秦制，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正所謂“漢承秦制”，劉邦建立西漢之後，在統治模式、政治框架、官僚制度等方面，基本延續了秦始皇建立的一系列制度。那麼，爲何秦朝如此短命，而漢朝卻又如此興盛呢?原因便在於，秦始皇畢竟是全方位的創新，其所建立的制度顯然是“試用版”，而劉邦則汲取了秦朝的歷史教訓，對這些制度在繼承的同時，也進行了修改，使用的乃是“升級版”。
1、郡縣制的繼承和發展：郡國並行制一定程度緩解了矛盾
秦始皇廢除分封制後，開始全面推行郡縣制，而該項制度推行之後，利益損失最爲嚴重的，便是六國貴族後裔，這些人自然對秦國統治極爲不滿。劉邦爲緩解矛盾，則改爲推行“郡國並行制”，減少了反對聲音。
雖說春秋戰國以來帶有典型奴隸制色彩的“世卿世祿制”已經逐漸崩潰，但山東各國貴族仍然掌握有極大的特權，不僅擁有封地、百姓、經濟特權，而且對朝政也擁有一定影響力。而秦始皇全面推行郡縣制後，卻等於從制度層面徹底廢除了貴族們的特權，這自然另六國貴族後裔極爲不滿，他們又豈能支持秦國的統治。
劉邦建立西漢之後，則汲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再加上其在楚漢爭霸時期也分封了一些異姓王，於是改爲推行“郡國並行制”，即在中央朝廷直接統治地區推行郡縣制，其餘地區則推行分封制。
當時，中央朝廷直接統治的地區，主要以原秦國統治區域爲主，這些地區的百姓早已適應了郡縣制，反對聲音自然不強。至於推行分封制的地區，雖然這些諸侯王大多都不是六國貴族後裔，但同樣減少了反對聲音：一方面，歷經秦末戰亂和楚漢爭霸， 六國貴族後裔的聲望和實力早已損失殆盡，很難再度興風作浪;另一方面，無論是漢初的異姓諸侯王，還是後來的劉姓諸侯王，都握有獨立的政治、經濟、軍事權力，爲了保住自己的權勢，一旦封國內有個風吹草動，他們不僅能夠及時發現，而且應對的比中央朝廷更爲積極，這便使得矛盾得以轉移。
雖然秦朝和漢朝的最終目的都是全面推行郡縣制，但相較於秦始皇那種一刀切的強制推行，漢朝的郡國並行制方式無疑更爲柔和，遭受到的反對聲音更小。再加上六國貴族後裔實力大損，推行起來難度自然就小了很多。
2、官僚制度的繼承和發展：體系更爲完善，建立官員選拔機制
秦始皇爲中央集權統治而制定的“三公九卿制”，雖然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就其制度本身而言，受限於當時沒有配套的官員選拔機制，此制度並不完善，再加上秦國的法家治國理念，結果導致士子階層對秦國極爲不滿。
從春秋戰國開始，列國爲圖強均大肆招攬士子階層進入朝廷，而當時士子求官主要通過“遊說”手段，即以自己的學識說服各國君主，從而得以入仕爲官。而秦始皇推行“三公九卿制”後，由於其以法家治國，因此大量任用通曉律法者和立有戰功者爲官，導致六國士子徹底斷絕了晉升之路。雖然秦始皇也設有“博士”職位以六國士子充任，但那畢竟是沒有實權的官職，又豈能令這些士子滿意。
劉邦在建立西漢的過程中，充分認識到了士子階層的巨大作用，因此其即位之後極爲重視人才的選拔任用，在位期間首下求賢詔，要求各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與秦朝不同的是，漢朝選舉官員更重才能，而非主要看律法，這就使得士子階層得以大量入仕爲官，化解了士子與朝廷之間的矛盾。
此外，漢朝在繼承秦國“三公九卿”制的基礎上，又通過不斷改進，使得官僚系統更爲完善，以地方官員爲例，西漢一個郡的最高長官爲太守，而太守又配有別駕、主簿功曹、議曹、賊曹掾、決曹掾、賊捕掾、五官掾等屬吏，而縣令(縣長)之下則設縣丞一人，縣尉兩人(小縣尉一人)，並配備其他佐吏。
相較於秦朝由於官員數量有限，不僅中央朝廷官員數量並不算多，就連地方也僅有郡守、郡尉、郡監、縣令(縣長)、縣丞等高級官員由朝廷直接任命，而其他下級官員更多爲就地提拔，這使得朝廷對地方官吏極爲有限，這點可以參考劉邦起義之時的景象。而漢朝對官僚制度的完善，使得朝廷對地方郡縣的掌控力度進一步加大，且增加了各地官員治理地方的能力和效果。
至漢武帝時期，西漢的官僚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且朝廷也建立了極爲完善的官員選拔機制，朝廷完全可以用軍功、察舉、徵辟以及“郎官取用”等方式全面選拔人才，並設立太學培育儲備官員，不僅使得士子入仕途徑大爲增加，更是將地方豪強逐漸拉上了朝廷的戰車。
3、《秦律》的繼承和發展：廢除嚴刑苛法
從目前出土的秦法記載來看，秦朝律法雖談不上殘酷暴虐，但卻極爲嚴苛，秦國百姓對此早已適應，但六國百姓對此卻極爲不適，再加上秦二世胡亥即位後導致秦法變質，結果鬧得百姓們怨聲載道，這是秦朝被稱爲“暴秦”的一個主要原因。
由於秦國治國採用法家思想，而法家講究的就是一個“法、術、勢”，具體表現爲“法網嚴密、高效執行”。《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中，蒯通曾對范陽縣令說，“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由此可見秦法之嚴苛。
劉邦西入關中之初，便於秦地百姓“約法三章”，廢除了秦朝的一系列苛法，贏得了關中百姓的廣泛支持。而在建立西漢之後，爲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恢復社會制度和經濟，劉邦又命令蕭何根據《秦律》，制訂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戶律、興律、廄律九篇(《九章律》)，且規定只要百姓不違法，那麼便允許百姓從事各種活動。
除了劉邦之外，漢高後呂雉在位期間，詔令“除三族罪，妖言令”、“減刑，頒佈贖罪法”、制定“戍卒歲更”，並廢除了挾書律，漢文帝時又廢除了肉刑。可見，漢朝雖繼承了秦朝的律法，但在執行上卻大爲減輕，這自然贏得了百姓們的廣泛歡迎。
4、社會各階層普遍受惠，漢朝統治迅速穩定
除了在“漢承秦制”基礎上，對秦朝一系列制度的完善和改進之外，漢朝統治能夠迅速穩固的另一個原因，便是社會各階層能夠普遍受惠，從而迅速贏得了朝野上下的廣泛支持。
首先，對於有功臣之臣的封賞。《史記·高祖本紀》有載“兵皆罷歸家，……以有功勞行田宅”，實現天下一統後，劉邦便解散了大量軍隊，並根據各人功勞大小授予爵位，又按照爵位授予田宅。參與入關滅秦的將士如果願意留在關中，則免徭役十二年，如果回到家鄉，則免徭役六年，以此來獎勵留在關中的人，迅速蓄積京畿地區人口，壯大中央政府實力。
其次，消除戰爭帶來的敵對情緒。《漢書·高帝紀》有載，“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對於那些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百姓和戰敗一方的將士，劉邦號召他們返回故鄉，並且認可了他們在秦朝獲得爵位，並依此賜予田宅。如此，便穩住了秦朝的既得利益者，迅速緩解了敵我雙方的矛盾。
再次，恢復底層百姓社會地位。《漢書·高帝紀》有載，“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對於那些因戰爭或破產而被迫賣身爲奴的，劉邦下令恢復了他們平民的身份，這使得大量社會底層百姓得以解放，對化解社會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
最後，減輕稅賦，減少徭役。歷經長期戰亂，漢初的社會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因此劉邦立國之初便奉行輕徭薄賦的政策，田租施行十五稅一，而且還偶爾蠲免全年田租。徭役基本上三年才徵發一次。此舉不僅使得民力得以休息，而且使得百姓迅速從秦國那繁重的勞役中解放了出來。
如上，漢朝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對於穩定社會秩序，贏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是極爲有利的。尤其是當百姓們剛剛經歷了秦朝那種嚴苛的統治之後，這一系列政策更容易贏得百姓們的支持，再加上戰亂之後人心思定，使得漢朝的統治得以迅速穩定。
綜上所述，從制度層面來講，漢朝雖然繼承了秦朝的一系列制度，但卻針對秦朝在施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這些制度進行了改進，確保這些政策始終處於社會各階層的接受範圍之內，自然就避免了秦朝迅速滅亡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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