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周朝、漢朝和晉朝的分封制度，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周朝、漢朝和晉朝雖然都不同程度的實施了分封制，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它們是有區別的。
從外在來看，這三個朝代似乎都因爲分封制而飽受戰亂，給人造成分封制是一種十分失敗的制度。
可試想一下，周朝的分封制可以維持八百年之久，爲什麼漢朝和晉朝很快就因爲分封諸王發生了七國之亂和八王之亂呢?
而周朝直到晚期才發生諸侯強天子弱的局面，可見分封制並非完全行不通，只不過由於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局勢讓分封制下的社會發生了不同的變化。
而不同朝代的分封制在內涵上也大不相同。
因此，我們只需要釐清這三個朝代分封制下的社會背景，就能分析出分封制在這三個朝代爲什麼會有不同的表現。
周朝分封制瓦解的社會背景和局勢
(1)關鍵詞：禮樂制度、宗法制度
分封制是一種充滿古典思想的利益分配方式。
它很質樸，就像分蛋糕一樣，你可以得到多少，他可以得到多少。
姬氏家族由於推翻了商朝，所以獲得了分配蛋糕的權力，而想要獲得蛋糕有兩條途徑：
①是通過周天子的賞賜;②是憑藉戰功;
譬如姜子牙因爲輔佐有功，所以被分封在齊地，這就是齊國的來源，“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史記·齊太公世家》)”
而像秦國則是因爲和周天子達成協約，所以獲得了岐山地區的大片土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記·秦本紀》)”
憑藉這種方式，周朝初步完成了社會框架的構造，但憑藉這一點還是不夠的。
這就必須要提及宗法制度，這一制度的出現從法律和禮制上確立了周天子(大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其他諸侯(小宗)都是周天子的附庸。
《禮記·王制》中就說“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後面還說：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徵，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這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歷史依據，周朝通過把分封制和宗法制度相結合，從而建立起一套有別於西方封建時代的分封制度。
除了從血統上來確立周天子的至高無上，還以宗法制度來確立周天子不可動搖的地位，又以禮樂制度(即以《周禮》爲典範的秩序準則)來維持社會秩序。
但分封制說到底只是一種利益分配方式，通過這種方式顯然難以長久維持周天子和各諸侯之間的等級關係。
因此宗法制度的出現，很巧妙的建立起天子和諸侯之間的秩序以及地位關係，從倫理上約束了諸侯們的行爲舉止。
譬如在喪葬禮儀上也有這種明確的規定：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禮記·王制》
可見正是憑藉這一套把宗法制度、禮樂制度和分封制相結合起來，才最終讓周朝的分封制維持長達八百年之久。
正是因爲有宗法制度和禮樂制度的加持，才讓東周晚期周天子雖然名存實亡，但各諸侯依然投鼠忌器，不敢直接把周天子取而代之。
其原因在於：
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資治通鑑·周紀》
當然，完全說這些諸侯不敢有誇張成分，這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各諸侯之間風雲詭譎的形勢變化暫時不允許這些諸侯取代周天子。
但分封制的核心依然在於分封，但在分封制發展的最終階段。周天子已經無法再繼續分封了，他手中已經沒有了土地、軍隊和人民。
這就導致周天子失去了對諸侯們的節制力，在這個最後階段，當分封完成時，諸侯們已經不再把目光投向周天子。
而是通過兼併戰爭來壯大自己，而周王室想要憑藉宗法制度和禮樂制度來繼續維持自己“類乎上帝”的地位想要是不現實的。
所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便演變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因此孔子感慨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這就是所謂“禮崩樂壞”的來歷了。
可見，周朝的滅亡是因爲分封制的瓦解導致的緣故，但它能夠維持長達八百年之久，是因爲宗法制度和禮樂制度的加持。
漢朝分封制的社會背景和局勢
(1)大一統思想、中央集權
漢承秦制，沿襲了秦國的郡縣制，但漢朝也實行分封制，因此又稱爲郡國制。
漢朝因爲分封制導致了“七國之亂”，但是分封制的弊端早已顯現，劉邦爲什麼還要分封呢?
在和項羽對抗時期，劉邦爲了籠絡其它將領和軍隊，曾經分封了七個異姓王，分別是：
楚王韓信、樑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趙王張耳、燕王臧荼(後燕王盧綰)、長沙王吳芮、韓王信。
這是劉邦爲了壯大自己的實力無奈之舉，後面我們也看到，劉邦相繼剷除了這些異姓王。
但是劉邦做的不夠徹底，他剷除異姓王之後，又大封同姓王，應該說沒有吸取周朝滅亡的歷史教訓，這才爲後來的“七國之亂”埋下禍根。
爲了防止外戚專權，劉邦還和大臣們達成了一個“白馬之盟”，規定“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但這個“白馬之盟”在死去不久便被呂雉親手摧毀，呂后專權時大封呂氏諸王。
這裏其實派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爲什麼周朝可以憑藉分封制維持八百年之久，而漢朝幾十年以後就發生了“七國之亂”?
這就需要談到郡縣制誕生的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怎麼統治兼併六國以後的廣袤土地，這是擺在秦始皇面前的一個問題，儘管秦國在商鞅變法時代就已經開始推行郡縣制。
但當時仍然有聲音建議秦始皇大封諸子爲王，“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史記·秦始皇本紀》)”
但在李斯的反駁下，秦始皇最終選擇了推廣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而不是分封制。
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史記·秦始皇本紀》
分封制的弊端、諸侯並立的混亂局面促成了中國“大一統”思想的誕生。
它最早見於戰國時代的《公羊傳·隱公元年》中，即所謂“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除了儒家，還有道墨法家都曾經闡述過大一統思想(受制於篇幅，在此不闡述大一統思想的由來)，可以說大一統思想有力推動了更加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的出現。
也讓分封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從此大一統思想成爲歷代王朝尋求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大一統思想的出現有力避免了中國在周朝滅亡後，沒有像歐洲一樣在羅馬帝國瓦解後從此再也沒有完成過統一。
因此這就有了“七國之亂”中由於中央政府試圖削藩，加強中央集權的動作。
可見這是由於分封制和郡縣制之間的矛盾造成，分封制賦予了諸侯高度獨立的自治權，儘管漢代對諸侯的權力做出了極大的限制，但依然無法避免諸侯們勢力過大的現象。
郡縣制是爲了加強中央集權，兩者之間也就有了矛盾衝突，諸侯們要求分權，但中央朝廷需要集權，“七國之亂”就這樣爆發了。
最終的結果以中央朝廷取勝，漢代諸侯國從此一蹶不振，到了漢武帝時，又實施“推恩令”進一步削弱了諸侯們的實力。
所以自“七國之亂”後可以說漢朝已經擺脫了分封制帶來的不利影響，從這以後，一個詞彙“削藩”從此始終活躍在中國歷史中。
西晉時期的社會背景和局勢
(1)門閥士族
當時間一眨眼來到晉朝時，分封制度再次死灰復燃，司馬炎很聰明，但爲什麼還是要繼續大封諸王呢?
其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爲了削弱門閥士族的影響力。
門閥士族是東漢到隋唐這一段歷史中無法繞開的一個歷史詞彙。
那麼門閥士族是怎麼形成的呢?
這就要提到兩漢到魏晉時期的選官制度“察舉制”，顧名思義，就是先察(考察)後舉(推薦)
考察的內容分爲這些方面：孝廉、茂才、察廉、光祿四行、賢良方正、賢良文學、直言極諫、孝弟力田、明經、明法、明陰陽災異、勇猛知兵法。
譬如董仲舒是通過“賢良文學”被舉薦到漢武帝面前的，而曹操也是通過“孝廉”被舉薦爲官的，既然有了考覈內容，那麼由誰來舉薦考察呢?
那就是地區行政長官，所以這就會造成一個“任人唯親”的現象，上級長官在舉薦人才時會選擇自己的門生、親信或者宗族子弟。
因此，這些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斷得到擴大，形成了門閥大族，到了魏晉時代被稱之爲士族。
東漢末年到晉朝統一時期非常混亂，這些人就更加需要提升自己家族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譬如最具代表性的諸葛亮家族。
諸葛亮侍奉蜀國，他的大哥諸葛瑾卻侍奉吳國，而他的族弟諸葛誕卻侍奉魏國。
除了說這是當時那些門閥大族投機的表現，實際上也是這些門閥大族爲了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的一種長遠佈局。
司馬家族是官宦世家，從司馬懿的高祖父開始，司馬家族就在朝廷中做官，他的父親是爲京兆尹。而司馬懿當初就是通過舉薦的方式進入政壇的。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由於察舉制存在的弊端和漏洞，直接導致門閥士族的形成，司馬家族在曹魏政權中顯赫無比，逐漸成爲權臣。
除了司馬氏，彼時還有著名的弘農楊氏家族，如楊修以及後來的楊貴妃兩兄弟都出自這個家族，其他名人也數不勝數，以及如袁紹家族也是一個“四世三公”的顯赫家族。
這些門閥大家族的存在成爲了朝廷中影響力巨大的政治力量，儘管在曹丕時代廢除了察舉制，改用九品中正制。
它主要有三個流程：考察家世、確立行狀(品德才能評定)、定品(確立授官高低)。
然而對家世的過於看重，只不過更加激化了門閥士族的形成，因此形成了“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的現象。
政治依然被這些門閥士族壟斷。
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讓後建立晉朝後，爲了打擊這些門閥士族在朝廷中的影響力，於是採用分封制的方式大封司馬氏的宗族子弟。
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樑王，倫爲琅邪王，皇弟攸爲齊王，鑑爲樂安王，幾爲燕王，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爲渤海王，晃爲下邳王，瑰爲太原王，圭爲高陽王，衡爲常山王，子文爲沛王，泰爲隴西王，權爲彭城王，綏爲范陽王，遂爲濟南王，遜爲譙王，睦爲中山王，凌爲北海王，斌爲陳王，皇從父兄洪爲河間王，皇從父弟楙爲東平王——《晉書·帝紀三》
司馬炎試圖通過分封制這些同姓王來對抗和稀釋門閥士族在朝廷中的影響力，這是他的初衷，也是他的目的。
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認爲這是司馬炎在擴大本宗族的統治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行爲依然是門閥士族爲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和統治力量做出的嘗試。
爲了消弭其他門閥士族的影響力，其辦法就是擴大本宗族的影響力。
然而隨着白癡晉惠帝即位，晉惠帝的皇后賈南風乾政的一系列行爲，最終開啓了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
由此導致西晉滅亡。
實際上自周朝滅亡以後，分封制就已經成爲了一種輔助性的制度，一般都是皇族用來鞏固自己的統治穩定，因此我們可以說周代以後的分封都是皇族爲了集權的表現。
不管是劉邦、司馬炎還是後來的朱元璋。
他們之所以會選擇分封諸王，其本質訴求都是爲了加強皇族的統治力量，然而由於不重視分封制的弊端，最後都給自己帶來災難。
也許正應了白居易的“最是無情帝王家”，在權力面前，這些自家人最終都反目成仇，同室操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