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宋朝百姓生活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宋朝盤剝百姓之厲害，連宋朝人朱熹也忍不住要吐槽
宋朝從趙匡胤開國開始，在收稅方面採取的就是儘可能榨取、搜刮的方針，而從無所謂“寬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相信大家也從未聽過)。
宋朝在消滅南方割據政權的過程中，每滅一國，都要把當地的財富搜刮一空，其中被搜刮得最狠的就是原來後蜀統治下的四川地區。宋朝滅後蜀後，把後蜀政權搜刮了幾十年積累的金銀綢緞全部弄到了開封，甚至連銅錢也不放過，最後弄得四川百姓連銅錢都沒得用，只好用沉重的鐵錢，又因爲鐵錢實在太重，無意中才發明出“交子”這種紙幣。
因此說白了，“交子”的產生，其實是宋朝瘋狂搜刮四川的結果，在客觀上與現代意義上的紙幣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這在歷史課本中是得到認可的。但是其目的是爲了搜刮，所以說如果把這說成是“宋朝先進文明的成果”，怕是發動起義反抗宋朝暴政的四川人王小波、李順不會同意。
宋朝連四川的銅錢都搜刮走了，四川百姓只好用這種沉重的鐵錢
搜刮之外，宋朝還把原來的割據政權制定的各種苛捐雜稅基本都予以保留。本來唐朝晚期以來，由於藩鎮割據，軍閥混戰，各路割據政權紛紛在原有的兩稅之上又加上各種攤派和雜稅，比如南唐政權在正稅之外還要收取十七種雜稅。結果宋朝滅了南唐，這十七種雜稅卻都保留了下來，搞得“民困不能輸”。五代被大宋終結了，可是五代軍閥們搞出來的苛捐雜稅都在大宋繼續活得好好的。
那麼，如果咱們“不幸”，以老百姓的身份穿越回他們嚮往的宋朝，他們要承擔哪些稅負呢?
首先，作爲基本稅收項目，田賦是跑不了的。宋朝的田賦繼承了晚唐的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次收取，稅率是“田畝收一石，輸官一斗”，也就是10%，比漢朝的“三十稅一”要高得多，比唐朝的“十五稅一”也要高。由於宋朝採取“不抑兼併”的政策，對土地兼併基本不管，所以宋朝土地集中度非常高，佔總人口僅千分之二、三的大地主，佔有的田地卻能達到全國的50%以上，而佔總人口85%的農民，大概只佔有全國田地的30%。這些大地主都有權有勢，可以買通官府，通過各種辦法把稅負轉嫁到農民頭上，所以您要是投胎技術不過關，沒有投胎到那千分之二、三的大地主家裏去，那就等着交每年20%以上的田賦吧。
但是你以爲這就完了嗎?別急，還有十幾種附加稅等着你。這些附加稅的名目相當多，什麼“麴錢”、“牛皮錢”、“鹽錢”、“鞋錢”、“腳錢”、“農具錢”、“公用錢”……等等等等，只有你想不到，沒有朝廷不敢收。那麼這些附加稅又要收多少呢?大體上和收取的正稅差不多，等於稅負又加一倍。
附加稅也交完了，你以爲總算鬆口氣了吧?對不起，如果你穿越方向有誤，穿到了長江以南的地區，那就還有“身丁錢”等着你。所謂“身丁錢”，也就是俗稱的“人頭稅”，家裏的男人有一個算一個，只要成年了就要交“身丁錢”。南方各地的“身丁錢”，大多都是原來五代十國的時候南方各割據政權搞出來的苛捐雜稅中的一種，宋朝滅了這些割據政權，又接着收“身丁錢”。“身丁錢”有多重呢?福建地區是“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鬥五升”，湖南地區是“一丁有出四鬥者”，浙江地區是“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
如果“宋粉”以農民階級的身份穿越回宋朝，面對沉重的稅負，估計就說不出什麼“愛宋朝”了
如此高的人頭稅，收得南方百姓苦不堪言，於是就出現了一種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葩現象——“不舉子”。所謂“不舉子”，就是把自己親生的兒子殺死。照理說，中國古代講究“多子多福”，家裏兒子多，勞動力纔多，家裏也才能興旺。所以中國古代一般都看重兒子，即便是窮人家裏子女太多實在養不起，也只是扔掉或殺死女孩，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出現拋棄或殺死男孩的情況。但是在宋朝，南方各地卻普遍存在着殺掉自己親生兒子的現象。
蘇東坡被流放湖北，他親眼見到：“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江西地區這種現象也普遍存在，朱熹的父親朱鬆就發現：“(江西百姓)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更是“不舉子”的重災區，當時的福建百姓最多隻生三個兒子，之後再出生的兒子，一落地就直接放到水盆裏溺死。宋哲宗時候的宰相章惇就是福建人，因爲他是父母的第四個兒子，結果“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敕止。”這位後來的大宋宰相，差點剛出生就被父母溺殺了。就連相對富庶的江浙地區，也照樣盛行“不舉子”。江南東路(今江蘇、安徽一帶)，“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今皖南地區)爲基，江寧(今南京)次之。” 而兩浙路(今浙江一帶)一些地方殺嬰棄嬰之風也很嚴重， “衢、嚴(今浙江建德)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衆爲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 所以，如果我們的穿越者們投胎到宋朝沒趕好時候，很可能剛生下來就被自己父母弄死了。
在宋代廣大的南方地區普遍存在着殺死親生骨肉的現象，父母可能用這樣一個木盆溺死過不止一個孩子
如此慘絕人寰的現象在宋朝南方廣泛存在，連宋朝士大夫們都看不下去了，直呼“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大宋朝廷也感覺丟盡了顏面，想要立法禁止這種現象。可問題在於，宋朝老百姓之所以狠下心來殺死自己的親生骨肉，實在是由於宋朝的稅負，尤其是“身丁錢”負擔太重導致的，真要禁絕這種現象，減輕稅負比立法禁止顯然要好使得多。然而大宋朝廷一邊感慨“不舉子”有傷天理，一邊又絕不肯減輕稅負，“身丁錢”收得不亦樂乎。
一直到南宋年間，南方各地的“身丁錢”才逐步取消，但像閩南地區的“身丁錢”，則是一直收到了宋朝滅亡。宋朝歷時三百多年，因爲這沉重的“身丁錢”而被親生父母殺害的嬰兒何止億萬?!衝着這冤死的億萬嬰兒，還說“宋朝百姓生活水平歷代最高”的人，真的良心不會痛嗎?
差點剛出生就被父母弄死的宋朝宰相章惇
那麼，交完了田賦、雜稅和身丁錢之後，是不是就終於交完了所有稅呢?那你就太小瞧大宋朝廷的收(sou)稅(gua)能力了， “免夫錢”——這就是大宋朝廷發明出來的又一個搞錢方法。
按照宋朝的制度，宋朝老百姓平常要承擔兩項義務勞動，第一是戰時給朝廷搞運輸，運送糧草輜重，第二就是治理江河湖泊，自帶乾糧當民工。到了宋神宗的時候，朝廷就跟百姓說，說這兩項義務勞動對羣衆來說太繁重了，要不就改個方式，你們交“免夫錢”給朝廷，朝廷再拿錢去僱人替你們幹活。這話聽着挺不錯的，百姓也不用服勞役了，活兒也有人幹了，可是問題在於，宋朝搞這個並不是爲了減輕羣衆負擔，而是變着法兒的搞錢，朝廷根本不可能按照僱人實際需要的錢數來徵“免夫錢”，而是儘可能讓百姓多交，這樣刨除僱人的錢，朝廷就能吃個差價。
比如，“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人，爲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算下來，平均老百姓免一個人的勞役就要交“免夫錢”十六貫之多!這十六貫錢裏面，朝廷真正拿去僱人的開銷也就十貫左右，其餘六貫錢就被官府吃了差價。嚐到了甜頭的大宋朝廷哪肯放過這個肥肉，從此以後，有事沒事就“徵調民夫”，好多收“免夫錢”。到了宋徽宗的時候，爲了多搞錢，乾脆把“免夫錢”推廣到宋朝全境，而且還大唱高調：“諭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標準是北方地區“夫二十千(貫)”，淮、浙、江、湖、嶺、蜀地區“夫三十千(貫)”。南方百姓本來爲了“身丁錢”都已經要弄死自己親骨肉了，現在還要再交這麼重的“免夫錢”，簡直就是沒了活路。最後的結果，就是老百姓到處造反，金兵還沒來，大宋江山已經是滿地狼煙了。
四川瀘州宋代石刻博物館復原的宋代百姓在士兵押送下去服勞役的情景
說到這裏，一定還會有人繼續強行洗地，說什麼“宋朝稅負這麼重，那怎麼農民起義那麼少呢?”其實，宋朝的農民起義一點都不少，根據《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的統計，宋朝統治319年間，大大小小農民起義僅見諸史冊的就有433起，平均一年1.4起，爲歷代王朝最多。
面對這個事實，又有人會繼續強行洗地，說什麼“宋朝農民起義規模都很小，不能說明問題。”這就屬於滿地打滾式的狡辯了。並不是非要黃巢、李自成那樣的農民起義才叫“大規模”，像宋朝發生的王小波李順起義，攻克了成都，席捲了四川大部分州縣;方臘起義，攻克了杭州，並取江南地區數十個州縣，還拼掉了宋朝好幾萬禁軍;鐘相楊幺起義，攻克了長沙，控制了整個洞庭湖，最後出動岳飛的軍隊才鎮壓下去。這樣的起義能叫“小規模”嗎?
其實，宋朝之所以沒出現黃巢、李自成級別的起義，只不過是因爲宋朝還沒熬到那個時候就被北方民族滅了。正如宋史大佬鄧廣銘說得那樣，如果不是出現了民族矛盾激劇上升(金滅北宋)的情況，北宋政權勢必是要被農民起義軍所推翻的。拿這一點抖機靈，爲宋朝洗地，胡說什麼“宋朝百姓生活水平歷代最高，所以農民起義少”，這就實在有點不要臉的意思了。
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幾乎席捲整個江南，規模不可謂不大
參考文獻：《宋史》、《宋會要》、《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續資治通鑑》、《宋代經濟史》、《兩宋財政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