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年(1876年)，“丁戊奇荒”席捲晉、豫、陝、魯、直隸五省，餓死人數多達千萬。山東青州的饑民開始“吃大戶”—結夥佔領某個富戶的家，在那兒生火做飯，吃空這家再去另一家。
但饑民到底膽怯，想找個靠山。作爲“朝廷不敢得罪”的存在，外國傳教士成了他們努力爭取的對象。曾有兩個秀才趕來拜訪當時在青州的傳教士李提摩太，跪求他做饑民的首領，組織他們暴動搶糧。李提摩太拒絕了，因爲暴動一旦開始便難以收場，將帶來更多苦難。
李提摩太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於1877年秋天來到災情更重的山西。他在此見到“人間地獄”般的慘狀—一位母親獨自將餓死的兒子扛到城外，埋在雪地裏;一箇中年男子走着走着便搖晃起來，然後被風吹倒，再沒爬起;一堆赤裸的屍體橫在路邊，他們的衣服都被扒走換吃的了……但他們並沒像山東人那樣搶劫富戶。對此，李提摩太曾試着給出解釋，比如當地官府有嚴禁搶劫的高壓政策，同時強迫富戶“捐糧保村”。但還有一種更殘酷的可能性—災情持續蔓延，當地已找不到可搶的富戶了。
其實山西饑荒與清廷的“國產鴉片”政策有直接關係。1859年，清廷爲增加財政收入而將罌粟種植合法化，此後十餘年間，山西百姓捨出一半農田來種罌粟，導致糧食儲量與產量急劇下滑。如此一來，即使所謂“富戶”也沒多少餘糧。
山西官府之所以允許李提摩太前來賑災，是因爲災情過於慘重，其實清廷一直對“示好”的洋人十分警惕。丁戊奇荒期間，曾有日本駐華公使前往總理衙門，表示日本民衆願向山西饑民捐糧，而且這批糧食已運達天津，但總理衙門在充分表達謝意後婉拒了。
李提摩太等人此番賑災也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河南學政瞿鴻禨將他們的行蹤密報給清廷，說他們想借賑災的名頭收買人心，順便窺探大清的虛實。山西巡撫曾國荃很快接到諭旨，命他勸這些傳教士離開山西。所以，李提摩太第一次求見曾國荃時受了冷遇。但因災情過於慘重、確實需要各方援助，曾國荃沒趕走李提摩太，而是在給清廷的回覆中誇他態度端正、沒什麼異動。
除了清廷，很多士大夫也對李提摩太的存在感到如坐鍼氈。1877年，蘇州士紳謝家福剛完成一項艱鉅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原籍。他在歸途中聽聞李提摩太等人在山東賑災，立刻緊張起來，給熟識的江南士紳寫信，鼓動他們聯合起來對抗洋人“傳播異教”。
在與傳教士的“賑災競爭”中，謝家福主張以收養難童爲先，因爲兒童心智未開，最易被異族蠱惑。這一主張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中獲得普遍認同，所籌經費幾乎全部用於收養難童。有人建議謝家福分出資金來開設粥廠，以解饑民的燃眉之急，卻被斷然拒絕，“成人有覺悟，可以慷慨赴死;兒童不識大義，容易失節於洋人。”
謝家富所說的“成人有覺悟”並非虛言。1877年，山東有些饑民寧可餓死也不接受傳教士的救濟;河南有些饑民到處散佈謠言，說傳教士借賑災之機行虐待之實，並在傳單上把他們畫成凶神惡煞。於是，傳教士的賑災活動在河南開展得最爲艱難，開封百姓貼出“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的標語，還有書院要罷課“與洋人打仗”，官府也揚言不保障傳教士的生命安全。最終，傳教士不得不放棄救濟河南饑民的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