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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以來，歷史上的很多大一統王朝都是滅亡於農民起義。而縱觀中國歷史，造成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則是“官逼民反”。爲什麼會出現官逼民反呢?這種情況一般發生於王朝末期或者遇上大饑荒的時候，當百姓普遍吃不起飯的時候，官府卻依舊橫徵暴斂，照舊徵收稅糧，甚至變着花樣從老百姓身上徵稅，從而使本來就已經貧困到極點的百姓雪上加霜，比如元末，朱元璋正是因爲被元朝政府逼的沒辦法了，父母兄弟姐妹都餓死了，才被迫起義;再比如明末天災人禍不斷，萬曆時期所謂的“三餉”更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使得農民起義遍地，明朝最終亡於李自成之手。可以說，“官逼民反”這一現象貫穿了歷史的始終。但是，這一現象在中國封建社會卻表現得極爲突出，而在同樣是封建制下的歐洲，卻很少出現“官逼民反”的現象發生，基本上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體制以及民衆社會生活方式所決定。
一、中國封建王朝對民衆過度汲取卻不提供福利保障，而歐洲的農民則享有一定的社會保障
郡縣制下的封建王朝，權力大，對民間的社會控制能力很強，特別是在稅收方面，是極爲嚴厲的，如秦漢時期的“什伍之制”，隋唐時期的“大索貌閱”，明代的“大軍點戶”，都是爲了更好地徵稅，爲了多徵稅，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可以說是想盡了辦法。
但是，收完稅的封建政府卻並不負擔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對於上層統治者來說，任何好處也不想給窮人剩下，幾乎所有的利益都要集中在上層。封建王朝這種自私性的表現，造成了中國古代歷史上幾乎沒有真正的社會保障，由於缺少社會保障，所以在中國老百姓的觀念裏，只能多生孩子，養兒防老。
爲何封建王朝不願負擔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呢?這是由中國政治的基本邏輯法家思想所造成的。這一點在奉行法治的秦國表現得極爲明顯，秦昭王時期，秦國發生大饑荒，當時秦王的謀臣范雎對秦王說道：“在宮廷之中，有大量的蔬菜、橡果、棗和栗子，平時都沒人吃，我們將它們發給貧民吧，還可以養活幾個農民。但秦昭王卻反對說：按照我們秦國的制度，有功才能賞。如今老百姓沒有多少功勞，你就發給他們吃的，這樣國家就亂了。因此，寧可讓這些食物爛掉，也不能給窮人吃，這樣國家才能大治。與其讓百姓活着國家混亂，還不如讓他們餓死，國家有序運行。
後來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也曾說過：“貧窮者，非奢則惰也”。他主張政府即使有能力救濟災民，也不能救，寧可把物資扔了，也絕不能用於救濟災民。而恰好法家思想又作爲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存在了數千年。所以從秦代開始，歷代封建王朝在社會保障方面所投甚少。比如隋末戰亂頻繁，百姓衣食無着，儘管在洛陽的含嘉倉中屯有大量的糧食，但統治者卻不肯發給百姓救災。事實上，歷朝歷代都會儲備一些糧食，但這些糧食寧可爛在倉庫中，也不會多發給百姓一粒。況且，私動儲備糧在古代都是殺頭的大罪，這就使得某地即使發生了饑荒，當官的也不敢私自開倉賑災，往往要上報，等-上級命令下來，百姓已經餓死了很多。
而在這個過程中，飢餓的農民往往會揭竿而起，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起義力量或者選擇當土匪，造成社會秩序動盪，嚴重點甚至可以顛覆一個王朝的統治。
而在歐洲，與中國的農民面對天災人禍的情況相比，歐洲的農民面對天災人禍時，是享有一定的保障的。
衆所周知，歐洲是以莊園經濟爲主，莊園領主帶領着一些農奴，按照歐洲的慣例，農奴的基本權利是受到保護的，即使在最殘酷的中世紀，領主們也要保障農奴的假期。而在莊園之中，一個農奴家裏的主要勞動力若是死了，按照當時的社會慣例，領主就要負責養活他的家人。農奴的孩子如果父母雙亡，莊園主就會成爲他們的監護人。在天災人禍降臨時，莊園主要負責救濟農奴，發給他們糧食，讓他們度過災荒生存下去。可以說這是莊園主對農奴給他們勞動的一種回報。
在這種形勢下，保證了農民不會因破產失去土地，導致全家流離失所，成爲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因爲莊園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將農奴固定在了某一範圍內，導致除了本莊園內，農奴與其他莊園的來往幾乎沒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發生了大饑荒或者農民起義，很少演變成全國範圍內的破壞性力量。
所以說，過度汲取卻沒有相應的福利保障，導致農民起義在各個王朝都會發生，最終成了中國封建頻繁崩潰的主要原因。而同時期的歐洲在福利保障方面做得比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較好，所以便很少產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二、歐洲的農奴如果和莊園主之間發生衝突，可以向國王直接申訴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進入了高度的一元化社會之中，政府對老百姓具有高度的控制性。也正是從秦朝開始，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於如何更好地統治民衆，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總體而言，這種控制都是趨於加強的，經過數千年的發展，最終在清朝達到了頂峯。
比如在乾隆時期，爲了打擊百姓“越級上訪”，乾隆皇帝規定：“就算老百姓越級上訪成功，上訪者也會受到一定的懲罰”。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被限制了“說話“的權力，他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只有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纔會自發性地聚集起來通過暴力手段向統治者示威。但不幸的是，這種抗爭成功的次數寥寥無幾。這種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爭行爲，歷來被統治者視爲大忌，他們對這種行爲，從來都是嚴厲打擊，從不手軟。這就造成了老百姓面對欺壓他們的官吏或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時，往往不敢去反抗，只能無限度地退卻或者無限度地忍讓。當這種退卻或忍讓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便會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衝突。
而在歐洲，當農奴和莊園主發生衝突時，按照歐洲的契約精神，農奴可以向更上層的領主或者國王請願，請求國王主持公道。而國王也樂意干預這種事情，這是因爲歐洲的王權與中國的王權相比，權力並不是太大，國王需要依靠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而農奴的上訴正好提供了這種渠道。一方面國王利用百姓的訴求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百姓的利益訴求又得到了滿足。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是不具備像中國的封建社會一樣，頻繁地發生農民起義的條件。當然，也不是說歐洲沒有農民起義，只是相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來說，次數更少一些罷了。
三、歐洲農民的負擔和中國農民的負擔相比，是比較恆定的
中國封建王朝的滅亡，往往是由於到了王朝末期，朝廷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負擔越來越重，再加上各級官吏橫徵暴斂，最終使得老百姓紛紛揭竿而起，共同起來反抗暴政。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爲西方農奴制下的農奴受契約保護，負擔要遠比中國農民的穩定。舉個簡單的例子，關於一畝地的稅收，一百年前收多少，一百年後還是按照原來的收取，並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增或減。爲了維護這種契約關係，歐洲的很多莊園都有自己的習慣法，這種習慣法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原則性的東西，其非常清楚精確地規定了每家每戶有什麼權利、什麼義務，每年交多少稅，都一清二楚，農奴所承擔的負擔是比較恆定的。
再者，歐洲莊園還有一個普遍存在的機構，叫“莊園法庭”。莊園法庭最主要的作用是協調農奴與莊園主之間的矛盾，當農奴覺得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時，可以到莊園法庭去起訴自己的領主。控辯雙方可以在法庭上自由辯論，所依據的是傳承了幾百年的習慣法，而非領主的個人意志。而在這種情況下，農奴的權利一般會得到維護。
因此，如果領主不講理，想增加農奴的負擔，農奴就可以在法庭上跟自己的領主錙銖必較，據理力爭，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面對不斷加重的負擔，面臨着嚴重的生存危機時，只能通過造反的方式來解決。
因此，綜上所述，就是歐洲歷史上很少出現“官逼民反”的現象的主要原因。
總結
中國的大一統郡縣制與歐洲的封建制相比，也並非一無是處。相反，大一統郡縣制在很多方面也取得了封建制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比如大一統郡縣制雖然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但其在促進國家統一方面卻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也是爲什麼中國能在分裂之後不斷統一，而歐洲在歷史上卻很難形成統一帝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