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0年代上半葉，美國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證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喬治·華盛頓。作爲那個時代的傳奇，美國人自1776年(也就是說在國家尚未成立之時)就將他視爲“國父”了。在他1789年擔任總統之時(讓其他任何人擔任總統在當時都是不可想象的)，關於華盛頓聲望的各種神話已經如雕像上的常春藤一般瘋狂生長起來，華盛頓本人完全被籠罩在一種無所不能的光環之下，使區分他作爲凡人所擁有的才能和他的那些英雄主義成就變得幾乎不可能。
在那些難以置信的故事中，某些恰巧是真實的。愛德華·佈雷多克將軍1775年在匹茲堡外對法國軍隊的進攻以失敗告終，年輕的華盛頓與丹尼爾·布恩一道將倖存者召集起來，儘管這個過程中他先後從兩匹馬上跌落下來，外套上有多處彈孔，褲子上也多處被擦破。1781年在約克鎮，在一次炮火攻擊的槍林彈雨之中，他站在一堵矮牆上達15分鐘之久，完全不理會那些試圖拉他下來的助手，直到他完全探清戰場形勢爲止。當華盛頓開口談論國家命運之時，人們洗耳恭聽。
如果這個新生國家有一座奧林匹斯山的話，所有那些次要的神都只能遠遠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夠和華盛頓爭奪最高地位的只有本傑明·富蘭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蘭克林本人已經承認了華盛頓的至高地位。富蘭克林以其典型的姿態，將自己的手杖遺贈給了華盛頓，好像是要幫助這位將軍邁向不朽之路一樣。“若說這是根權杖的話，”富蘭克林說道，“他應當得到它，而且完全與之相稱。”
在1790年代的美國，華盛頓的形象無處不在，在繪畫中、報紙中、紀念盒中，在硬幣上、銀器上、碟子上、家庭小擺設上。人們對他的親密情感似乎會永存下去。他的指揮官身份已經成了獨立戰爭年代每一個重大事件的核心特徵：1775~1783年大陸軍的關鍵人物、1787年制憲會議主席，以及自1789年以來擔任這個羽翼未豐的聯邦政府的第一任最高行政首腦。他讓獨立戰爭時代的狂想曲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可感知的現實，是美國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華盛頓是引力核心，防止美國獨立戰爭步入混亂軌道;他是穩定的中心，圍繞在他的周圍，獨立戰爭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正如當時一句流行的祝酒詞，他是“將所有的心靈團結起來的人”。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納圖斯三者合一的美國偉人。
公開的告別信
1796年9月19日，一篇致美利堅合衆國人民的文章出現在了費城的重要報紙《美國廣告者日報》的內版上。這份聲明非常簡單，體現出作者精心設計的平易措辭。它是這樣開始的：“朋友們，公民們：重新選舉一個公民來主持美利堅合衆國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經爲期不遠了……我認爲此時將我的決定告知諸位是恰當的，尤其是考慮到這將有助於公衆意見的更明確表達。這個決定就是我將不再接受進入候選人名單。”這份聲明以未加任何頭銜的簽名結束，表現出作者的自謙姿態——“喬治·華盛頓，美利堅合衆國”。
隨後的幾個星期中，國內所有主要的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儘管只有《新罕布什爾快報》給它加上了將永載史冊的標題——“華盛頓的告別演說”。當時人們幾乎馬上就開始對文章內容展開了辯論，一個生動而愚蠢的論辯出現了：它到底是華盛頓寫的，122還是漢密爾頓寫的。在之後更長的時間裏，這份告別演說獲得了超越一切的不凡地位，與《獨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說一道成爲對美國必須永久遵循的原則的基本宣言，莊嚴的語調也使它成爲充滿陳腐智慧的政治場景中的永久試金石。19世紀末，國會讓在華盛頓誕辰日朗讀這份演說成爲一項強制性儀式。同時，幾代歷史學家在美國外交研究者的帶領下，將解釋這份告別演說變成了一種專門研究，並對蘊含其中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和美國兩黨政治做了無數評論。
但在當時，這些矯揉造作的姿態或解釋根本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存在意義的話)。真正有意義的而且大多數讀者認爲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喬治·華盛頓要退休了。當然，人們也馬上領悟到這個決定在憲法上的意義：華盛頓在連任兩屆總統之後自動放棄了總統職位，確立了一個直到1940年才被富蘭克林·羅斯福打破的先例。(這個先例於1951年被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重新確認。)但是，即使是這個在確立總統輪換制的共和原則上發揮關鍵作用的里程碑式先例，相比於另一個更爲根本的政治和心理認知，還是顯得黯然失色。
二十年來，在獨立戰爭和共和政府實踐的整個期間，華盛頓一直都是這個國家的舵手。現在他正航向自己的遲暮之年。他確立的這個先例現在看來可能是令人振奮的，可是在當時，最爲耀眼和最令人難過的現實是，沒有華盛頓的美利堅合衆國這個事實本身是前所未有的。這份告別演說，正如幾位評論家所指出的，顯得有點奇怪，因爲它並不是一份真正的告別演說，它從來就不是以口頭演說的形式發佈的。因此，最恰當的說法是一封“告別信”，因爲它在形式和語調上都像是寫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告訴他們現在他們需要獨立前行了。
享受“光榮的孤立感”
內幕人士在六個月以前就覺察到這一天快要到來了。1796年2月時，華盛頓曾就起草某種形式的告別聲明找過漢密爾頓。不久之後，政府內部的消息網絡嗅到了氣味。當月末，詹姆斯·麥迪遜寫信給正在巴黎的詹姆斯·門羅：“非常肯定的是，華盛頓總統不會在此次任期結束之後繼續擔任總統。”
發表告別演說前夕，馬薩諸塞州的聯邦黨人領袖菲舍·艾姆斯預言，華盛頓即將發表的聲明將成爲“開啓黨派競爭的信號”，但是實際上這種競賽已經在此前的春季和夏季非正式地、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例如，在5月，麥迪遜就猜測(事實證明他的猜測是正確的)美國曆史上第一次總統競選，“傑斐遜可能是一方，亞當斯明顯是另一方”。仲夏之時，華盛頓本人已經開始向朋友們透露自己任期結束之時離開政府的強烈願望，“自此之後，天底下沒有什麼我能預見到的東西能夠再次將我從私人生活中拉回來了”。實際上，在整個第二任期期間，他就已經做出種種暗示，說自己“已經到了人生轉折期”，過於年邁無法勝任這項工作，並多次重複他的口頭禪：他渴望在弗農山莊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享受“光榮的孤立感”。
他是認真的嗎?對勞累的政治生活的哀嘆和對退隱田園的大力讚美，已經成了獨立戰爭那一代(特別是弗吉尼亞王朝)領導人慣常的甚至是程式化的姿態。每個人都知道西塞羅和維吉爾描述的、以辛辛納圖斯爲代表的晚年隱居經典模式。宣佈自己要脫離喧鬧的政治生活，回到原野或者農場的自然節奏之中，這幾乎成了一種修辭慣例。
如果說華盛頓的退休之歌以“葡萄樹和無花果樹”爲特徵，那麼傑斐遜的告別則以偶像化的“我的家庭、我的農場和我的書籍”爲特徵。這種特徵後來變得如此普通，以至於如西塞羅般充滿抱負的約翰·亞當斯宣稱，弗吉尼亞人已經用盡了西塞羅式的行爲表現。“看起來讓自己變得偉大的方式就是退休，”他在1796年給阿比蓋爾的信中這樣寫道，“政治植物是如何在陰影之中生長起來的，這真是令人感到驚奇。”
華盛頓甚至在1789年就任總統之前就威脅稱自己要退休了，而且在1792年第二次當選之前也重複着同樣的威脅。儘管在這些情況下華盛頓都是真誠的，但他對體面退休的偏好總是被另一種更公開的美德壓倒，這種美德本身被其他政界人士的一致判斷強化了：華盛頓，也只有華盛頓，纔是不可或缺的。爲什麼在1796年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呢?
身體狀況伴隨年齡增長而下降
答案很簡單：年齡。在華盛頓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身體強健一直都是他的無價財富。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體重略超200磅的他，比同時代男性整整高出了一個頭。(約翰·亞當斯稱，華盛頓每次都被選爲國家行動領導人的原因，就在於他總是屋子裏面個子最高的。)若對他的身體特徵進行客觀描述的話，他幾乎就像一個醜陋的畸形人：臉上佈滿麻點、齲齒嚴重、眼窩深陷、鼻子過大、臀部肥厚、手腳大得驚人。然而，當這些東西被放在一起並運動起來時，整個形象卻放射出莊嚴的光輝。正如一位傳記作家所言，他的身體不只是佔據空間而已，似乎還將周圍的空間重新組織了一遍。他不僅以其龐大的身軀在屋內佔據了主導，而且幾乎就是一種電磁式存在。“他的舉止是如此莊重和威武，”本傑明·拉什說道，“以至於歐洲任何一個國王站在他身邊，都好像是他的男侍從。”
華盛頓似乎能讓戰鬥中的子彈和炮彈碎片繞道飛行;他曾經將石頭扔過了舍南多瓦山谷中高達215英尺的天然橋;他被普遍認爲是弗吉尼亞最好的騎手，在大多數獵狐行動中都居於領導地位。除此之外，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他一直擁有似乎免疫於任何疾病或者傷害的體格。其他士兵在遊過浮冰擁塞的河流之後，都會出現凍瘡。其他政治家倒在路旁，因爲他們缺乏應對政治壓力的非凡毅力。華盛頓不曾受過此類病痛之苦。亞當斯說，華盛頓擁有“沉默寡言的天賦”，指的是他有一種化沉默爲雄辯的本能。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他的身體狀況，他的醫療記錄也呈現出一種雄辯式的空白。
他那鋼鐵般體格中的裂縫，隨着年齡增長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他在1787年制憲會議開始之前病倒了，差點錯過了這個重大的歷史時刻。接着在1790年，就任總統之後不久，他染上了流感，當時這種病正在紐約州肆虐，差點因爲肺部感染而死去。傑斐遜關於華盛頓的言論是充滿矛盾、極不可靠的，但正是他記錄了華盛頓身體狀況開始下滑的時刻：“他那種不同尋常的堅定語調，已經開始鬆弛了;對工作的倦怠，對寧靜的渴望，還有那種讓其他人替他採取行動甚至思考的意願，已經悄悄侵襲了他的心靈。”
1794年，當他騎着馬在新首都地區遊蕩時，他的背部被嚴重扭傷了。騎馬打獵的生涯結束了，美國最佳騎手的歷史盛名也隨之煙消雲散，華盛頓再也不能以同樣的自信安坐在馬鞍之上。年過花甲之後，他結實的肌肉開始鬆弛;筆直的站姿也開始向前傾斜，就好像他總是被風推着似的;他的精力也在漫長的一天結束之時開始衰退枯萎。敵對的報紙含沙射影地談到了華盛頓的老態。即使副總統約翰·亞當斯也承認，華盛頓在某些公共儀式上顯得迷離茫然，完全需要照稿宣讀了，就好像演員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念臺詞一樣。
或許，年齡本身就足以讓華盛頓義無反顧地回到弗農山莊。毫無疑問，如果說有人應當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安度晚年，那麼這個人就是華盛頓。或許，正是這種奇特的直覺讓他總是能夠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間的差別，讓他從骨子裏認識到，再擔任一屆總統意味着他將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開了讓生物規律結束任期的命運，也避免了開創帶有終身君主制意味的先例。對他兩屆總統任期先例的過度沉迷，使我們忽略了他自動退休所確立的另一項更爲根本的原則，即政府職位應當超越任職者的壽命，美國總統制與歐洲君主制有着根本區別：不論總統是多麼不可或缺，在本質上他們都是用完可拋的。
被反對派言論傷害
然而，年齡和身體疲憊僅僅是整個答案的一部分。或許最簡單明瞭的說法是，華盛頓離職不僅是因爲他聽到了死神的耳語，還因爲他受到了傷害。他未曾被獨立戰爭中的子彈傷害，卻在第二任期內被反對派言論傷害了。例如，在他的告別演說發表之後，本傑明·富蘭克林·貝奇的《曙光報》(Aurora)上出現了一封公開信。在這封信中，那位總是惹事的托馬斯·潘恩慶祝華盛頓的離去，實際上也是禱告他立即死去，接着又預言“整個世界將爲決定您到底是個叛國者還是一個騙子，您到底是放棄了好原則還是從未堅持過什麼好原則而感到爲難”。
還有些文章完全是荒謬的，也出現在《曙光報》上。它們稱最近獲得的大不列顛戰時文件表明，華盛頓是一個祕密的叛國者，在本尼迪克特·阿諾德與英軍狼狽爲奸之前，他都一直打算出賣美國人的事業。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華盛頓的批評者屬於少數派，其支持者遠遠多於這些人。例如，對潘恩的反駁立即紛紛出現了，這些反駁將潘恩說成“那個著名的酒鬼和異端”，他詆譭華盛頓聲譽的行爲“就好像一隻爬蟲將自己的毒液噴向大西洋或將它那骯髒的涎水噴向太陽一樣徒勞無益”。事實上，潘恩當時那已頻遭質疑的聲譽，再也沒有從這次事件中恢復過來。在獨立戰爭年代，攻擊華盛頓是政治自殺最快捷的方式。
儘管如此，這類攻擊仍然在華盛頓的第二個任期屢見不鮮。雖然華盛頓總是擺出那種慣常的、不爲所動的姿態，但他還是被這些攻擊深深地傷害了。“然而這些攻擊，這些不公正且令人不快的攻擊，將不會使我的行爲有任何變化，而且它們也不會對我的心靈產成絲毫影響。”儘管華盛頓不像亞當斯或者傑斐遜那樣，讀了數量驚人的著作，但他絕對是個酷愛讀報紙的人。(他在弗農山莊訂閱了10份報紙。)他那種完全不理會的姿態只是一種姿態而已。“因此，狠毒盡情地投出它的飛鏢，”他解釋道，“但任何世俗的力量都無法剝奪我因清楚知道自己從未蓄意犯下任何錯誤而得到的安慰，不論我曾出於其他原因而犯下的錯誤是多麼不可計數。”這種超然卻大膽的自我辯護，似乎是在以間接的方式確認，批評者已經觸動了他的神經。
對華盛頓的主要指控是，他讓自己變成了一個準國王。“我們給了他一個國王才能享有的權力和特權，”紐約一家報紙這樣寫道，“他就像國王一樣主持早朝，他像國王一樣接受生日祝福，他像國王一樣僱用他的舊敵，他像國王一樣把自己封閉起來，他像國王一樣把其他人也封閉起來，他像國王一樣接受顧問們的意見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這其中幾項指控完全是別出心裁的錯誤指控，而這些指控中的真實成分就是華盛頓成爲權力化身的事實。他曾乘坐由六匹淡黃色的馬拉着的華麗馬車巡遊費城;騎馬時，他的白色種馬身上常搭着美洲豹皮、安着金邊馬鞍;他曾在在公共典禮上接受桂冠，如加冕禮一般，等等。他對以上這些事實沒有絲毫的後悔之意。而且，當紐約市民尋找另一尊雕像來替代被推翻的喬治三世的雕像時，他們選擇了華盛頓的木製雕像，這讓某些批評者把他稱作“喬治四世”。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語言問題。以前從來沒有過什麼共和國行政首腦，因此除了那些歐洲宮廷和國王建立起來的口頭傳統之外，就沒有其他詞彙來描述這樣一種新事物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是一個個性問題。華盛頓骨子裏是一個倔強而拘謹的人，他總是呈現出一種超然的姿態，而且習得無可匹敵的維持距離感的技巧。這的確強化了他的威嚴，但是有點過頭，這位威嚴的人幾乎成了“國王陛下”。
獨立戰爭的核心遺產
除了外表、語言和個性之外，更大的問題其實深嵌在獨立戰爭之後的美國政治文化中。實際上，美國獨立戰爭的要求很快就顯出利弊。捍衛獨立戰爭成果及其遺產需要一位超羣出衆的領袖，他能夠將全國政府的能量集中在“非凡人格”之中。華盛頓投身於這項事業，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他變成了政治規則的受益者，最終被賦予了“共和國王”的角色;他所代表的國家權威，比任何諸如國會這樣的集體機構可能傳達的權威都要更有力、更直觀。
然而，獨立戰爭的核心遺產恰恰包含着對君主制的痛恨和對任何集中化政治權威的懷疑。美國獨立戰爭的一個主要信條是——傑斐遜將它寫進了《獨立宣言》——所有國王，而不僅僅是喬治三世，本質上都是邪惡的。因此，共和國王這種概念本身就是對“1776年精神”的違背，就是一種詞語上的矛盾。華盛頓的總統任期恰恰就陷入了這種矛盾之中。他生活在早期美利堅合衆國的巨大矛盾之中：政治上對這個新生國家至關重要的東西，卻在意識形態上與這個國家想要代表的東西相悖。他如此幹練地履行了自己作爲“非凡人格”的職責，以至於似乎違抗了共和傳統本身;他如此成功地成爲國家權威的化身，以至於任何對政府政策的攻擊似乎都是對他個人的攻擊。
這是把握華盛頓在1796年離開公職的動機的核心背景。他實際上是在通過主動辭職宣稱，自己內心最忠誠的信念和那些批評者一樣，都是共和的。他實際上是在向他們做出回答，不是用語言，而是用決定性的行動。而且，這也是理解他的告別演說的適當起點。華盛頓實際上是在以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仁慈君主的身份發表最後聲明。不論告別演說經過兩個世紀的不斷解釋已經具備了何種意味，華盛頓希望用它告訴國人，如何在沒有他、沒有國王的情況下，維護國家的團結和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