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26日，凱恩斯先生收到一位俄羅斯舞女的來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話：
“親愛的凱恩斯先生：如蒙賞光，請於明天下午五點半到寒舍喝下午茶如何?”
這位舞女叫莉迪婭。在這之前，凱恩斯只看過她的幾場演出，兩人一起吃過一次午飯而已。但年盛氣傲的凱恩斯先生突然陷入了從未有過的苦惱。他發現自己已經愛上了莉迪婭。他跟一位朋友說，莉迪婭“在每個方面都是完美的”。剛剛和莉迪婭喝完下午茶，凱恩斯就拉着朋友，緊張地訴說：“我該如何是好?我已深感恐懼。”那位朋友說：“千萬不要娶她，不管她有多麼迷人。她會很快退出舞臺，變成個花錢如流水的太太。最好只把她當作情婦。”
無論怎麼來看，凱恩斯先生這場遲到的戀愛都好像要註定變成一個美麗的錯誤。凱恩斯出身知識貴族之家，從伊頓公學到劍橋大學，一路接受的是上流階層的教育。當時，凱恩斯38歲，但早已因寫出《合約的經濟後果》成爲蜚聲海外的著名公知了。而且，凱恩斯和他那個時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是一個同性戀。除了幾次短暫而不成功的戀愛，凱恩斯對女人幾乎毫無經驗，更何況是像莉迪婭這樣的女人。
莉迪婭比凱恩斯小八歲。她出身於俄羅斯的一個清寒家庭，從小就開始學習芭蕾舞，在聖彼得堡的帝國芭蕾學校接受了嚴格的訓練。但她是個獨立而不安分的女孩，孤身一人離開祖國，到倫敦跳舞。之後的生活更加漂泊，她去過美國、到過巴黎，一度還想去西班牙或意大利闖蕩。她曾經和天才的芭蕾舞演員尼金斯基(Nijinsky)同臺演出，畢加索爲她畫過好幾幅畫像，《彼得·潘》的作者、蘇格蘭作家巴利(J. M. Barrie)爲她寫過劇本。她有過好幾個情人，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當凱恩斯最初見到莉迪婭的時候，莉迪婭還是“羅敷自有夫”，她已經跟劇團的一位年輕經理結婚了。
愛情是盲目的。凱恩斯先生的理性似乎被燃燒的激情燒成了灰燼。凱恩斯迅速地掉進了情網。和莉迪婭見面不到兩週，凱恩斯就成了她的情人。不到七週，凱恩斯就把莉迪婭搬到了自己住的房子旁邊，離他的住所只隔了三個門牌號。
凱恩斯住在倫敦的郊區布魯姆斯伯利(Bloomsbury)。布魯姆斯伯利不僅僅是一個地名，而且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精英小羣體的象徵。從1905年到二戰期間，一批年輕的劍橋大學畢業生聚居在這裏，他們中有文學家、藝術家，也有像凱恩斯這樣的學者。寫《到燈塔去》的女作家弗吉尼亞·沃爾芙(Virginia Woolf)和她的畫家姐姐Vanessa Bell，寫《印度之行》和《沒有風景的房間》的福斯特(E. M. Forster)，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y)都是布魯姆斯伯利的成員。布魯姆斯伯利成員之間的關係親密得超過了一般的朋友，他們之間有着很自由而散漫的愛情關係。這個小圈子的成員個個自視甚高、桀驁不馴，號稱“無限的才華、無限的傲慢、無限的激情”。當凱恩斯把一個和他們完全不一樣的陌生女子帶進來之後，布魯姆斯伯利成員打心底裏不能接受這個外來的物種。
凱恩斯的好友斯特拉奇說，莉迪婭是個“半傻子”(half-witted)。Clive Bell嘲笑她，說Woolworth(一家大型商場)是莉迪婭的“精神家園”。
“莉迪婭的靈魂是一隻松鼠。她坐在那裏，用前爪不停地兩邊擦鼻子。可憐的小東西，掉進了布魯姆斯伯利的陷阱裏。她在這裏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用心默誦莎士比亞了。看到她坐下來讀《李爾王》，這纔是真正的悲劇。”
沒有一個布魯姆斯伯利成員覺得凱恩斯和莉迪婭的愛情能天長地久。他們覺得凱恩斯娶莉迪婭，就是對組織的背叛。但1925年，等莉迪婭解除了婚約之後，兩個人真的結婚了。在這之後的二十多年婚姻生活裏，凱恩斯和莉迪婭相親相愛，生活得非常幸福、滿足。
凱恩斯在莉迪婭的身上，發現了一種常人難以察覺的光芒。他喜歡莉迪婭的天真爛漫、生機勃勃、聰明睿智。莉迪婭在公共場合也喜歡吸引衆人的注意，有時候會故意高聲說話，但凱恩斯饒有興致地看着他的愛人，覺得這一切非常有趣。莉迪婭的英語說得都不囫圇，但凱恩斯說，她的魅力之一就是“能用最會意而到位的方式使用英語單詞”(the most knowing and judicious use of English words)。沃爾芙等布魯姆斯伯利成員刻意追求的就是那種無拘無束的波希米亞風格，但莉迪婭纔是天生的真正的波希米亞風格。難怪布魯姆斯伯利成員如此痛恨莉迪婭。
凱恩斯和父母的關係很好，每週都會去看看父母。莉迪婭和凱恩斯的父母關係處得非常好。凱恩斯內心裏是渴望別人的讚揚的，他的文章在報紙上一發表，莉迪婭就找來津津有味地閱讀。她對凱恩斯說：“讀你的東西讓我感到自己更加高大”。她甚至把凱恩斯的《貨幣論》和《通論》都讀了。她對《通論》的評價是：“像巴赫一樣優美”。儘管布魯姆斯伯利成員對莉迪婭刻薄挖苦，甚至曾經讓莉迪婭絕望到了要離開凱恩斯的地步，但她知道凱恩斯離不開他的朋友們，她從來沒有對凱恩斯說過抱怨布魯姆斯伯利成員們的話。凱恩斯的同性戀傾向非常嚴重，他一生都對年輕的漂亮男孩充滿渴慕，但和莉迪婭結婚之後，他沒有做出過出軌的事情，爲的是守住這份珍貴的感情。他們的性愛生活也充滿了情趣。在兩個人的通信中，莉迪婭會悄悄地說起凱恩斯“細長而敏感的手指”、“狡猾的嘴脣”、兩人在牀上的“波動”。凱恩斯和莉迪婭，兩個看似完全不一樣的人，找到了他們之間的默契。凱恩斯有一次問莉迪婭：“親愛的，你在想什麼呀?”莉迪婭說：“我什麼也沒想”。凱恩斯哈哈笑起來：“我要是也能這樣就好了。”
1937年凱恩斯得了一次嚴重的心臟病，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莉迪婭成了他的專職護士，一直照顧着凱恩斯的健康。但目睹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滿目瘡痍，凱恩斯心急如焚，他不願意看到自己珍惜的西方文明從此灰飛煙滅。過度勞累的工作損害了他的健康，1946年的復活節那一天，凱恩斯不幸去世。莉迪婭的心都碎了。她說：“現在我沒有了他，只剩下孤孤單單一個人。光芒都已消失。我悲傷。我哭泣。”
凱恩斯去世之後，莉迪婭過上了隱居的生活。她拒絕見記者，不寫回憶錄，不談凱恩斯，也不關心芭蕾舞。她只在鄉下蒔花弄草，頭上頂着籃子去買菜，幾乎一絲不掛地在院子裏曬太陽。有一次，一羣訪客執意要來見她。莉迪婭看了看一屋子的人，開始用俄語自說自話。有人提醒她，來的沒有一個人懂俄語。莉迪婭漠然地看着窗外，輕聲說：“我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