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有一句直觀、生動的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已死去。”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講的問答環節說，凱恩斯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凱恩斯這位柔弱的經濟學家是一個同性戀，而且沒有孩子，因此他不太關心後輩的命運。他娶了俄國芭蕾舞演員莉迪亞，這對夫婦更有可能談論詩歌而非生育。埃德蒙·伯克有許多孩子，凱恩斯一個孩子也沒有，所以伯克相信會持續許多代人的社會契約，而沒有孩子的凱恩斯信奉自利哲學。
弗格森這番話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批評他。隨後，弗格森公開道歉：“我說了一些關於凱恩斯的蠢話。首先，顯然沒有孩子的人也關心後輩。其次，我忘記了凱恩斯的妻子莉迪亞曾經流產。”
但在公開聲明中，弗格森很快就開始爲他自己辯解：“我沒有說過，凱恩斯的經濟學作爲一套思想只是凱恩斯的性取向的簡單函數，但是也不能說他的性取向在歷史地理解他時毫不相干。我的第一本書寫的是德國1923年的極度通貨膨脹，凱恩斯在這場災難中扮演了較小和重要的作用。在那種背景下，凱恩斯的性取向確實發揮了歷史作用，他受到德國銀行家卡爾·梅爾基奧爾的強烈吸引，這無疑影響了凱恩斯對《凡爾賽條約》及其後果的看法。
“讀過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所著《凱恩斯傳》的人都會發現，凱恩斯的同性戀問題被當作一個慎重、知性、與其著作有關係的問題。凱恩斯在布魯姆斯伯裏圈子中的夥伴如果還活着，都會同意斯基德爾斯基的觀點，因爲他們相信，性取向的意義不只是在臥室，知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是相互關聯的。凱恩斯遠非我寫過的唯一一位同性戀或雙性戀。比如在《戰爭的遺憾》中，我討論了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他真實或想象的被俘虜他的土耳其人強姦的經歷影響了他在“一戰”中的經歷。在《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書中，我發現那個金融王朝中至少有三個成員是同性戀。在《帝國》中，我勾勒了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大英帝國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戀的生活。”
弗格森還倒打一耙：“凱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確的時候。比如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中，他說，除非波蘭的鄰國繁榮、有序，否則，沒有工業、只知道迫害猶太人的波蘭不可能在經濟上有大的發展。相對於反對波蘭人，凱恩斯更加反對美國人。1941年他對一位朋友說：‘我一直認爲，訪問美國就像生一場重病，之後需要一個恢復期。’在他看來，華盛頓被一批律師控制着，都說着一些讓人聽不懂的法律術語，用他的話來說，切諾基族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