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倧(朝鮮語:이종，1595年-1649年)，朝鮮王朝第16任君主(1623年-1649年在位)。字和伯，號鬆窗，乳名天胤。本貫全州，生於海州，是朝鮮宣祖李昖之孫，定遠君(朝鮮元宗)李琈之子，光海君李琿之侄。
爲政舉措
政治
仁祖即位時，西人黨因主導仁祖反正而成爲當權的朋黨，但仁祖吸取光海君時代大北派壟斷朝政的弊端，故而在倚重西人功臣勢力的同時亦登用南人黨(李元翼、李聖求、李敏求等)、小北派(南以恭、金藎國等)乃至未參加"廢母庭請"的大北派(李慶全等)，並徵召起用金長生、樸知誡爲代表的"山林"儒士，維持着政局的平衡。
仁祖朝的"黨爭"特色並不明顯，後人總結"當時朝議，如元宗追崇及講和斥和之議，雖有異同，不繫西(人)、南(人)"。 因此當時政局的主要矛盾是功臣勢力和非功臣士人之間的矛盾。 即便在功臣內部也存在對立，如金瑬和李貴、李時白父子的對立、金自點和沈器遠的對立等。仁祖採取異論相攪之策，維持着自己的王權。
仁祖加強王權最具象徵意義的措施是追崇父親定遠君李琈。仁祖反正之後，光海君被廢黜而排出王統之外，仁祖是奉仁穆大妃而繼位，故直接繼承祖父宣祖的大統。仁祖雖然內心還是想追尊父親爲王，但礙於金長生等儒生的反對意見，所以在繼位時只是追封其爲大院君。天啓六年(1626年)正月，仁祖的生母啓運宮具氏去世，朝廷圍繞如何服喪的問題展開了爭論，仁祖和李貴、崔鳴吉等絕大多數功臣主張按子爲父母標準來服喪，而非功臣的士大夫則主張按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的標準來服喪，其後仁祖想親自當喪主，又遭羣臣反對。此時仁祖根基未穩，均作出妥協。崇禎元年(1628年)，仁祖以表達孝心爲由，將追崇定遠君的問題再次提出來，引起羣臣強烈反對，理由是定遠君沒有功德，仁祖也還沒建立起功德，沒有資格進行追崇。但隨着仁祖王權的逐漸穩固，再加上得到了李貴、崔鳴吉等功臣的大力支持，所以到了崇禎五年(1632年)時就無需顧忌反對意見，斷然下令追封定遠大院君爲元宗大王，啓運宮具氏爲仁獻王后，崇禎六年(1633年)獲明朝承認，崇禎八年(1635年)祔廟，仁祖總算如願以償，通過追崇父母而強化了王權。
經濟
光海君時期曾將按戶頭徵收貢物的貢納法改爲按土地徵收糧食的宣惠法，並在京畿道率先實行。仁祖反正後，這一新法改稱"大同法"，並計劃推行於全國，首先在江原道、忠清道、全羅道實行，設三道大同廳進行管理。然而由於兩班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仁祖不得不在天啓五年(1625年)中斷了在忠清道和全羅道推行的大同法。此後經歷孝、顯、肅三朝，大同法才被推廣於朝鮮全境。
崇禎七年(1634年)，仁祖下令丈量三南(忠清、全羅、慶尚三道)土地，以確保稅源。次年實行"永定法"，即廢止了世宗朝規定的"年分九等"徵收田稅的規定，無論豐年還是凶年都按"田分六等"的規定來徵收田稅。仁祖時爲了擴大財源，還鬆動了庶孽禁錮法，頒佈《許通事目》，允許庶孽通過納粟來換取科舉考試的參與權。
崇禎六年(1633年)，仁祖聽從戶曹判書金起宗的建議，命令常平廳鑄銅錢，是爲常平通寶的濫觴，卻因"廷議多歧"，很快中止。
仁祖時期，全球進入小冰河期，朝鮮自然不例外。如崇德六年(1641年)四月備邊司在向仁祖報告時驚呼:"今夫八路大旱之災，出於三年兇歉之後，兩麥已枯，四野盡赤，此誠前古未有之大變也!" 除了不少人因饑荒而餓死外，死於隨饑荒而來的瘟疫的人也不在少數，一些地方已出現小規模騷動，有大臣擔憂此爲"赤眉、黃巾之漸"。 但仁祖對此束手無策，頂多採取削減百官俸祿、中止武器製造之類的措施，並從崇德二年(1637年)後幾乎年年祈雨，所幸並未演變爲全面的社會動盪。此外每逢災異，仁祖還下教求言，雖然都表示採納，卻幾乎無一付諸實施，引發朝臣不滿。
文化
仁祖在位時，刊行了《皇極經世書》、《東史補編》、《書筵備覽》等書籍。同時修復了因壬辰倭亂而毀損的祭器、樂器。
仁祖時期的朝鮮也通過中國進一步接觸了西方文化。宣祖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朝鮮朝天使臣李光庭就已經認識了利瑪竇，但只是帶回來了《坤輿萬國全圖》而已。朝鮮真正意義上接觸西洋文化始於在仁祖朝。崇禎三年(1630年)，仁祖爲慰問剛從己巳之變解脫出來的宗主國明朝而派遣陳慰使鄭鬥源出使北京，鄭鬥源在明登萊巡撫孫元化幕下接觸了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翌年他帶回了《治歷緣起》、《天問略》、《利瑪竇天文書》、《千里鏡說》、《職方外紀》、《西洋國風俗記》、《西洋國貢獻神威大鏡疏》、《天文圖南北極》、《天文廣教》、《萬里全圖》、《紅夷炮題本》等著作及千里鏡、自鳴鐘、西炮、焰硝花、紫木花等新鮮事物。 此時仁祖正憂心忡忡於後金的威脅，所以只重視其中的西炮(紅夷炮)，併爲此嘉獎鄭鬥源。 諫官們則認爲這些不過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嘉獎，但被仁祖駁斥。 丙子胡亂後，昭顯世子入清爲質八年之久，也通過湯若望而接觸了西方科技與文化，不過由於回國後很快暴死而沒有發揮作用。
軍事
仁祖時內外變亂不斷，不得不在軍事上有所強化。在軍制方面，仁祖即位之時的中央軍只有訓練都監，仁祖揚言要親征後金，與明朝"協力討虜"，於是以李貴爲御戎使，招募軍隊，後來形成了御營軍;李適之亂後，爲了加強國王的宿衛，又增設總戎廳;在修築南漢山城的過程中，又增設守禦廳。
在武器方面，仁祖延續發展火器的方針，大力製造鳥槍，在天啓七年(1627年)朝鮮每年生產1000柄鳥槍，到崇禎九年(1636年)每年生產2000柄，不僅如此，仁祖還多次從日本購入鳥槍。丙子胡亂後的崇德六年(1641年)，朝鮮擁有的鳥槍數量已達50000柄。 同時由於明朝限制輸出硫磺、硝石，仁祖委派反正功臣完豐府院君李曙負責研製、自力更生，並於崇禎四年(1631年)設別造廳于軍器寺，專門負責製造火器並突破火藥的技術難關。一個叫成根的軍官從遼東難民那裏習得焰硝製造之法，爲李曙所採納。崇禎八年(1635年)，李曙編成《火炮式》，收錄各種火器的製作和使用方法，並附以諺解(朝鮮文譯本)，附錄"新傳煮取焰硝方"。然而翌年即爆發丙子胡亂，此書未能派上太大用場。
崇禎四年(1631年)，仁祖從陳慰使鄭鬥源那裏得到紅夷炮，喜出望外，但在研製方面未有進展。崇禎元年(1628年)，荷蘭水手樸淵(Weltevree,J.J.)等三人漂流至朝鮮，仁祖將他們用於製造包括大炮在內的各種武器，丙子胡亂時效力於訓練大將具仁垕麾下，除樸淵外的兩人都戰死了。
朝鮮在鳥槍方面的運用更勝一籌，曾在丙子胡亂時擊斃清朝額駙揚古利，此點亦爲清人所重視，經常徵調朝鮮鳥槍手作戰。
在戰略方面，丁卯胡亂之後仁祖採取的主要戰略是讓出大路、修築山城、配以火器的防守戰略，如移義州於白馬山城、移平壤於慈母山城、移黃州於正方山城、移平山於長壽山城，同時強化江華島和南漢山城兩大要塞的防禦工事，但在強大的清軍面前無濟於事。仁祖早就擔心清軍會直搗漢城 ，丙子胡亂時清兵果然採取此種戰術，導致朝鮮土崩瓦解。
歷史評價
朝鮮王朝時期，出於爲尊者諱的因素，加上後世的朝鮮君主皆出自仁祖一系，所以當時對仁祖只能採取正面評價，其廟號爲"祖"本身就是一種高度評價的蓋棺論定。而在現代的朝鮮半島，對仁祖則普遍傾向負面評價。採取階級史觀的北朝鮮自不待言，韓國也是普遍否定仁祖。仁祖的三田渡之降不僅依然被視爲國恥，仁祖本人更被認爲要對此負最大責任，光憑這一點就爲以民族主義爲政治正確的當代韓國所不容。對仁祖的否定評價還與對另外兩個人的評價上升直接掛鉤，那就是光海君和昭顯世子。韓國的主流觀點是:光海君採取靈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可以使朝鮮免受後金(清)入侵，而仁祖則囿於仁祖反正的大義名分而陷入對明義理的侷限中，故無法像光海君那樣發揮靈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導致朝鮮蒙受後金(清)入侵的劫難 ;此後昭顯世子在清朝接觸了西方先進文物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使朝鮮出現了提前近代化的可能性，仁祖則被考證出是害死昭顯世子的兇手，進而扼殺朝鮮近代化的萌芽的賬也被算在仁祖頭上。 仁祖在兩次胡亂時逃跑、降服及害死昭顯世子夫婦使他在當代韓國被視爲執着權力、刻薄無情、罔顧百姓的昏君。如此一來，仁祖成爲朝鮮王朝27代君主乃至朝鮮半島歷史的君主中形象最差的一位。只有極少數學者(如吳恆寧)對仁祖以肯定評價爲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