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普魯士在鐵血首相俾斯麥的領導下橫掃歐洲大陸，建立了強大的德意志帝國，被稱爲“德國的領航員”。
跟他同時期的東方，也有兩個大人物在各自的國家擔負着復興崛起的重任，也都被稱爲“東方的俾斯麥”，就是中國的李鴻章，和日本的大久保利通。
在19世紀後半期，中日兩國遭遇了同樣的問題——西方列強的入侵，爲了擺脫困境以圖自救，兩國都曾派出使團前往歐洲學習，既帶回了新制度，也帶回了新技術。那麼，爲什麼兩國後來卻走向了兩個極端呢?從李鴻章和大久保利通兩個人的身上，或許可以找出一些原因。
以李鴻章爲代表的清朝官僚集團，在見識了西方的武器之先進之後，只是一門心思地照搬技術、花大錢購置裝備，威風一時的北洋艦隊幾乎就是用銀子給“砸出來的”，而在作爲基礎的制度上面，卻始終是故步自封，不肯觸動，所以清朝海軍看似強大，卻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反觀以大久保利通爲首的日本明治維新派，不僅僅着眼於技術設施的引進，更敢於觸動封建制度，敢於和地主階級、封建集團硬槓。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日兩國同樣是發展近代企業，同樣是官商合辦或者官督商辦的融資形式，清朝的官僚集團幾乎把利益全部緊緊攥在自己手裏，導致工商業經濟毫無活力，而大久保利通則不顧衆人的反對，大力推行民商主辦，而官方只是負責監督，不準過分干涉，甚至還採取“國退民進”的手段，不惜給予各種民辦工商業大量的補貼，以促進其發展。
今天位居世界500強企業的日本三菱集團，就是在這段期間迅速崛起的。當初原本只是一家小型運輸公司的三菱，就是得益於大久保利通推行的《殖產興業建議書》，一舉擊潰了美國和英國的大型輪船公司，從而佔據了日本國內市場。
在大久保利通擔任大藏卿的這段時間，日本的民營企業迅速發展，爲助力明治維新和推動日本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大久保利通雖然爲日本創造了無法想象的財富，而且他本人還是財政部長，但他死後所留下的個人財產卻寒酸得可憐，僅僅只有50日元。按今天的匯率，也就相當於3塊錢人民幣，能買一包方便麪。
除了推動經濟的近代化之外，大久保利通還從生活上以身作則，追求文明開化。作爲明治年間第一個剪短髮的大臣，正是在他的引導下，明治天皇才下決心剪掉了辮子。
同時，大久保利通對於各種西方文藝活動也很追捧，比如交際舞。別看大久保利通是“大老粗”一個，完全不會跳交際舞，但每逢有這樣的舞會，總能看到他的身影。
光是這些行爲，以李鴻章爲代表的清末官僚洋務派就比不上，不信，你讓李鴻章剪掉辮子試試?或是跳一支舞看看?
因大久保利通在明治維新期間的卓越貢獻，跟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並稱“維新三傑”，更被有些人稱爲日本近代化的總設計師。
不過，任何革命都要流血犧牲，任何改革也都要付出代價，由於大久保利通在推行經濟近代化方面用力過猛，觸動了不少封建貴族階級的利益，招惹了不少仇家。1878年5月14日清晨，大久保利通在去辦公地點的路上遭到刺殺，年僅48歲。
據說，大久保利通在臨死之際還保持着他的強硬作風，訓斥了刺客一番，然後從容地雙膝跪地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