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布爾布隆頻繁接觸的同時，伊格那提也夫又努力同普魯斯拉關係。普魯斯在給約翰·拉塞爾的祕密信件中報告這些交談的內容時說:這位俄國駐華公使否認他的國家在中國“推行擴張政策”，說俄國在華的特殊目標是關於中俄邊界問題，現在“兩國政府間已明確規定了邊界”。清政府“以協助鎮壓叛亂爲名”，曾經“促使俄國人把他們的工程師和武器供給中國人用來防衛大沽”，但俄國未予同意。他說在“增加與中國交往的便利，並要求更自由地與中國政府接觸這些事情上”，俄國與英、法的意見是一致的。
“各國使節唯有爲了他們的共同利益而經常和諧地合作”，才能對中國產生“有益的效果”。他還強調，各國要和“整個軍機處打交道”，“而不要去和個別的欽差大臣辦交涉”。此外，“他似乎含蓄地示意，攻克大沽是有其必要的。”葛羅和額爾金到達上海後，伊格那提也夫爲了進一步向他們表示“團結友好”，又將關於白河下游清軍防務和北京城防的“準確有用的““詳細軍事情報”密告英法聯軍。根據小編了解，伊格那提也夫這時實際上充當了英法聯軍謀士的角色，“使自己成爲英、法兩國人不可缺少的顧問和中國事務專家”。伊格那提也夫在上海的陰謀活動並沒有逃過清朝官員的視線。
薛煥就曾奏報說:“俄酋到此，極力慫思英、俄打仗，並雲在京日久，述及都門並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鑿鑿。諄告普魯斯、布爾布隆，不必誤聽人言，二三其見，竟赴天津打仗，必須毀去大沽炮臺，和議方能成就。”然而，清方對此無法採取有效的措施。7月4日，伊格那提也夫離滬去日本轉渤海灣，於15日到達北塘。華若翰則於7月3日離滬北上大。這樣，在1860年7月的白河口外，又形成了英、法、俄、美四國聯成一氣的陣勢。從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起，中經新河之戰、塘沽之戰，到大沽炮臺陷落，是爲第三次大沽口之戰。由於清方主客觀上的弱點和錯誤，在短短的二十一天內，清軍以全面潰敗而告終，此戰併成爲牽動全局失利的決定性因素，天津亦因而棄守。英法聯軍進犯津、京，大沽炮臺自然要成爲他們首要的攻擊目標。
根據小編了解，鑑於1859年的慘敗和戰後清政府進一步加強了該地的防衛，侵略者深知，直接發動對大炮臺的正面進攻顯然困難較大，只有易地登陸，採取遷回戰術，纔是明智之舉。早在1859年9月，賀布在總結其失敗教訓時就曾向英國海軍部建議:爲了攻佔大沽，最適當的登陸地點是北塘河。那裏防禦弱，未必遭到堅強抵抗，而入河的便利也在白河之上。根據小編了解，1860年6月16日，英、法陸海軍司令官和駐華公使在上海討論軍事行動計劃，也決定英軍由北塘登陸，法軍由大沽南岸擇地登陸，然後展開鉗形攻勢，從側後襲取大沽炮臺。
然而，經過法國海軍上校布古阿、參謀長斯米茲和海軍中校迪潘等月中旬前往偵察的結果，發現大沽口南岸到處是水灘和鬆軟的粘土，炮隊、車輛和馬匹等均將無法登陸，即使部隊能到達海灘，供應軍用物資也是完全不可能的。爲此格蘭特、賀布、孟託班、夏爾內法國海軍司令、額爾金和葛羅等7月19日在煙臺開會時不得不修改其原定計劃，決定以北塘爲英法聯軍的統一登陸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