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
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這樣一來，即使沒有收音機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時聽到元首的最新指示，瞭解納粹黨和政府的最新方針政策了麼？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靜的自由都沒了。
也虧納粹當局想得出來。一般成年人總得養家活口，要養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納粹當局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把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這樣一來，整個德國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夠收聽到廣播了麼？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爲漏網之魚，因爲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裏。
納粹當局強行這麼做，難免會損失大量的工作時間。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因爲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
可是戈培爾並不因此改弦易轍，在他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
可是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得到。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戈培爾和他的宣傳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爲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爲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
美國著名記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裏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爲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裏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信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裏，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爲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
被希特勒輕蔑地稱爲“小蛆蟲”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下臺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出任英國首相。戈培爾指使部屬：“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咧嘴的傢伙，長着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製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爲伍，將工人踩在腳下……”這樣炮製和篩選出來的消息除了可以誤導德國人之外，還有什麼用呢？
而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1940年11月11日，羅斯福的停戰日演說在德國被嚴禁播放。夏伊勒在這一天的日記裏寫道：“希特勒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都會在全美國播放，但是羅斯福的講話德國人卻一個字也聽不到。這是民主的一個弱點，我想；不過也有人認爲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可現在就第三帝國的新聞報道而言，只有納粹黨一家在王婆賣瓜了，她想怎麼誇就怎麼誇。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這樣評價過戈培爾：“對他來說，沒有什麼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麼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膽的。”這話不錯。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可是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許有人會說，世上哪有誠實的政客？但第三帝國可能跟美國英國有所不同，羅斯福的一句話可能招來一萬句的反駁，而戈培爾和納粹黨睜着眼睛說瞎話，沒有哪家德國報紙電臺可以唱反調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國已經日薄西山，戈培爾依舊把德國人民當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裏，戈培爾這樣寫道：“晚上放映每週新聞。電影裏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衆知道。”這自然是從大局出發——納粹統治不可動搖的大局。沒過幾天，明知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戈培爾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裏說自己“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想必戈培爾部長心裏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那也不會成爲真理，但這位跛子還懂得，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的話，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爲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
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爲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戈培爾對聽衆們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爲全民化更爲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衆報以狂熱的迴應：“願意！”在這種場合，這自然是戈培爾願意聽到的標準答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衆真是一羣白癡：“假如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這可真是一語道破了第三帝國的天機。
至於戈培爾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並不重要。那些掌聲裏有多少是逢場作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戈培爾視他們爲白癡，其實，對戈培爾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衆會心裏譏笑他：真是個白癡！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爲我們真的支持他！
在極權政治的世界裏，有時候你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爲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爲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
哪家報紙公開披露第三帝國的陰暗面，那就是爲反對德國的敵人提供宣傳資料。當然，人們接受這種論調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麼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爲這樣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帶來的心理壓力。
家醜不準外揚的另一面，一定是家醜也不準內揚，通過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管制，儘可能把更多國民矇在鼓裏。要不然，《柏林日報》可以自由報道和評論的話，外國人不也照樣可以獲知，從而家醜不也就外揚了麼？
同樣地，面對境外的批評，納粹的行話稱之爲“惡意宣傳”。於是，第三帝國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那些並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人，卻在起勁地捍衛納粹的言行，反對別人的批評。他們認爲，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爲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
當時的德國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樣。1935年，美國大學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頭看到，商店門面高懸的橫幅上寫着：“誰在猶太人商店裏買東西，誰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飯店或者小酒館裏，克雷格偶爾跟人攀談，那人可能會暗示他並不贊同反猶政策，可就是這樣的人，也會辯白說，希特勒畢竟解決了失業問題，或者說希特勒的對外政策恢復了德國的自尊，或者說過火的反猶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屬所爲，而希特勒並不知道，等等。如果這位初來乍到的美國毛頭小夥子要加以反駁的話，話題就很容易引導了美國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沒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這個出過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間，整個民族都不會講道理了。
這樣的國家，不瘋，那纔怪呢。
“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羣衆。所有一切爲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會被他“征服”成啥樣呢？
在1940年的日記裏，夏伊勒記下了一個生動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第二天，戈培爾命令報紙聲討英國飛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他讓報紙向德國人灌輸，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可是“英國海盜”卻根據“丘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
還別說，戈培爾的忽悠還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爲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
這位普通的柏林婦女，用夏伊勒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戈培爾宣傳有效性的活廣告”。
實際上，這位護士小姐之所以會這麼看，並非只是戈培爾宣傳的力量使然。這位婦女難以接觸到納粹當局反感的各種信息，就是因爲有強權的存在。當年《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何許人？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不僅文攻心，而且還武攻身。
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納粹當局不僅沒收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了他的國籍，波恩大學甚至將他1919年獲得的名譽博士頭銜也取消了。納粹對付異己分子有的是辦法，可以監控，可以祕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大名鼎鼎的卡爾·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詞地聲稱：“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只能意味着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人感受不到納粹專政手段的直接傷害，但他們要在第三帝國活下去，就得心裏清楚，馬王爺幾隻眼。而在宣傳征服羣衆之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爲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一來，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卻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對於不少人來說，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唄。不讓寫現實，我就寫點歷史；不讓寫真實生活，我就寫田園牧歌……只要不肉麻給納粹統治唱讚歌就行。第三帝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爲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號就是：“反對僞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
一旦文藝成爲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裏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1934年，納粹在紐倫堡召開黨代會，女導演裏芬斯塔爾拍攝了《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該片在柏林烏髮劇場首映時，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爲極權國家。
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力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爲轉移。
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着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可以私人經營。
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爲自己的事業服務。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裏。不是有錢而是有權纔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爲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着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爲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
自然，因爲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衆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而戈培爾戰前許可引進的好萊塢影片卻門庭若市。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爲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之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衆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也會有票房業績不俗，戈培爾和投資商都皆大歡喜的大片。
同樣地，納粹德國也不是像《民族觀察家報》之類的納粹黨報黨刊一統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報業，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爲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麥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國，相對於英美國家，德國人的政治自由只是個多少的問題。而到了第三帝國，連這一點，都俱往矣。《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卻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與前兩家報紙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裏，它們爲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爲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裏，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爲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第三帝國的宣傳部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祕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着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爲目的，而着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兩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裏就提到，因爲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爲無期徒刑。其實，密令的內容無非是用謊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罷了。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跟他的教化和宣傳部並不希望第三帝國的報刊被讀者不喜聞，不樂見。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着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對“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的現象深表遺憾，可他說，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
那是誰之過呢？埃姆·韋爾克是《格魯恩郵報》的編輯，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麼幹巴巴，是因爲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可是，大人物嘴裏的那些漂亮話，不過就是說說而已，哄哄沒有頭腦的人，怎麼能夠當真呢？如果不要單調劃一，還要宣傳部幹嗎？媒體的存在，不就是爲了讓納粹黨滿意麼？哪能各唱各的調？韋爾克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不僅如此，新聞媒體還成爲納粹震懾德國人的殺人不見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國的末日迫近，戈培爾還把新聞報道當成一種製造恐怖氛圍的工具，一種對自己的人民進行心理戰的手段。
因爲戰火連年，德國人的生活難以爲繼。有一天，200人衝進兩個麪包鋪，搶走了麪包，戈培爾立即決定採取“嚴酷的措施”鎮壓。他要求臨時法庭立即審訊“首惡分子”。當天下午，人民法院就從重從快地判處了一男兩女死刑。
因爲戈培爾認爲其中一個女的案情要輕一些，決定饒她不死。對於這事，戈培爾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記裏寫道：“……關於審判和處決這兩個首惡分子一事我打算張榜公佈……我還打算用有線廣播加上適當的評論，將這件事通報柏林居民。我相信這是一帖清醒劑。總而言之，我以爲在近期內柏林不會再發生麪包鋪被搶的事件。”
換言之，戈培爾自信柏林的羣衆就會這麼被他征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