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啓蒙運動傳播之廣，影響之深，一直延續至今。
在日本今天流通的一萬日元的紙幣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頭像。他就是給明治維新帶來啓蒙曙光的“日本伏爾泰”福澤諭吉(1834-1901)。2002年8月，日本銀行宣佈發行新紙幣，其他面額的人物頭像均被更替，惟有福澤的頭像得以繼續保留。整整一百年過去了，日本人仍然不敢忘記這位偉大的先知式人物。
因爲一百年前，他說的每一句話，整個日本都聽到了。
他那句振聵發聾的名言“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發表了轟動全日本的《勸學篇》。福澤諭吉毫不留情地給日本人以當頭棒喝：“試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實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內在的精神。”那麼什麼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他猛烈批判舊道德倫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個人的獨立看作是國家獨立的基礎，認爲只有具備獨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關懷國事，承擔國家興亡之責。他其實只想證明一個觀點：人類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人就要“自覺爲人”。這本書創造了當時的日本罕有的發行量，併成爲學校的教材。他後來的另一本書《文明論概略》，則系統論述西方文明的先進，日本文明的落後，號召日本向近代文明進軍。這些啓蒙思想被日本民衆所信奉，在以後成爲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主要思想推動力。
作爲明治維新啓蒙思想家的代表，無論從批判封建意識的深刻性，或從立論見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響的深廣度來說，福澤諭吉在啓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正是他，提出了較完整的日本歐化理論，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人盛讚爲“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他引領日本大踏步邁入了“文明開化”國家的行列。
多年來，討論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爲何天壤之別的着作可謂汗牛充棟。人們可以從歷史背景、地理狀況、經濟結構等角度見仁見智，得出無數答案，但這樣未免過於繁雜。一個民族最優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侷限，往往代表這個民族在當時所能達到的極限，而他們的思想在引導或限制這個民族的時候，又發揮着極爲重要的作用。沿着他們走過的思想歷程，往往可以理解掌握一個民族的總體精神面貌。
康有爲和福澤諭吉，作爲分別指導中國戊戌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教主”、啓蒙領袖，都是在東西文明強烈碰撞、中日兩國處於尷尬被動的境地中，被推向歷史前臺的。作爲時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他們曾經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都如此相似，然而由於在個人性格、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不但決定了他們迥然有別的人生際遇，也深刻影響了中日兩國的近代化啓蒙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