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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的貨幣戰爭:英國幣制改革催生出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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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金屬充當貨幣的年代,貨幣在流通中難免貶值,造成貨幣體系不穩定,國家不得不頻繁重鑄貨幣。1696年,英格蘭又開始了一次平常的貨幣重鑄。這次貨幣重鑄使得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在世界鑄幣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他的名字是艾薩克牛頓。從1696年擔任皇家鑄幣局監督到1727年去世,牛頓在皇家造幣廠工作了30多年,期間他成功解決了英國貨幣重鑄中遇到的問題,也使英國完成了由銀本位向事實上的金本位的過渡。

  牛頓成爲皇家鑄幣局總監

查爾斯蒙塔古,英王寵臣,受封哈利法克斯爵士,家世顯赫的他曾是牛頓的學生、後來也成爲三一學院的講師,是牛頓身邊極少數受到信任的好友之一。

十幾年來,蒙塔古一直爲牛頓在三一學院所受到的待遇忿忿不平。牛頓就任首席教授一職多年,研究成果與著作無數,卻蝸居在日漸殘破的公寓,從未有任何晉升機會,薪酬極低,僅能餬口,而同輩的科學家都紛紛獲得教會和皇室的賞識,或出任政府要員,或享受國家頒發的終身榮譽,名利雙收。蒙塔古自己也是身居高位,在皇室和貴族圈中人脈極廣。

眼看牛頓終日寒酸,自從遭受瑞士數學家好友丟勒斷交的打擊後,情緒更是日益低落,他認爲自己有義務給老師兼好友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於是,他曾和貴族朋友一道,推薦牛頓出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長一職,可校方卻以得不到教會支持爲名,否決了此項任命。

牛頓的貨幣戰爭:英國幣制改革催生出金本位制

1694年,事情出現了轉機。蒙塔古加官進爵,受封爲帝國財政大臣,手握重權的他依然沒有忘記那位憂愁的大科學家。1696年,他給牛頓寫了一封信:“親愛的朋友,我是多麼的高興,因爲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上好的機會來證明我對您的友誼,同時也是國王陛下對您淵博才學的尊重。財政部下屬的皇家鑄幣局總監——歐維東先生,即將被任命爲海關專員,於是其總監一職懸空,而國王親自答允我將您——牛頓先生作爲鑄幣局總監接任者的不二人選。我思來想去,這份工作實在是太適合您不過了,不僅屬於鑄幣局最高長官之一,每年還有500至600英鎊的豐厚收入,更重要的是,這個職位其實沒有太多的事務需要處理,您可以隨心所欲的打發閒暇時間,甚至保留您在三一學院的教職。”

這位學生兼朋友的誠摯心意最終打動了牛頓,他答應接受這份工作,並從此投身政界。正是這一次的選擇,成就了英國乃至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引發了英國貨幣發展進程中一場意義深遠的改革,甚至爲日後英國在全球建立經濟霸權奠定了基礎。而這一次的選擇,也是大科學家牛頓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分水嶺。

儘管鑄幣局總監的確是一份閒職,可牛頓並沒有掉以輕心,如何做好本職工作,贏得英王信任,是他此時最大的考慮。他很快走出了抑鬱症的陰影,每天都準時前往皇家鑄幣局所在地——倫敦塔上班,主動參與新幣種的技術攻關和數量發行。

1699年,搞金融和搞物理同樣出色的他獲得英王嘉許,升任鑄幣局局長——管理帝國貨幣業務的最高長官,年俸上漲至1000英鎊,而且還被允許從每次重鑄貨幣的工作中提成,每發行一枚新幣,當中就有一小部分稅收歸局長所有,牛頓的總收入因此達到了每年1200英鎊至1500英鎊不等,這在人們看來已是備受豔羨的事情了,據說當年建造格林威治天文臺,也只花了500多英鎊。

  銀幣成色之爭

17世紀,黃金還未受人們的青睞,流通量極少,銀幣纔是英國的主要貨幣。但金屬貨幣卻有着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容易磨損,一枚簡簡單單的銀幣經過多年的手手相傳,花樣和麪值幾乎都模糊不清了,銀幣重量減少,其所代表的財富也在人們心中逐漸掉價。銀幣不能長期保值,促使部分人寧願將未磨損的新銀幣熔化成銀塊,去換回價值更爲穩定的黃金甚至外國貨幣。

舊的貨幣因磨損逐漸貶值,新的貨幣因不受信任而遭拋棄。兩種原因作用下,流通中的足值貨幣數量大大減少,造成通貨緊縮,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英國財政總收入中,不足值的硬幣甚至佔到了50%,爲國家帶來了巨大經濟損失。而在當時,新大陸已被發現,海外貿易興起,通貨緊縮無疑給成長中的國際貿易帶來沉重打擊。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假幣僞幣制造技術隨着工業的發展也是精益求精,鑄幣局爲保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於1662年將機械化引入銀幣生產,所有銀幣邊緣都鑄成複雜的鋸齒狀作爲防僞標記,然而,再繁複的鑄幣技術也總有被成功模仿的一天,假幣制造者們偷採銀礦、私鑄銀幣的活動屢禁不止,儘管英國當時對製假販假行爲的量刑極爲嚴苛,若達到一定數量還會處以斬首等極刑,但假幣利潤之豐厚卻不斷誘使不法分子鋌而走險。由於其私鑄工藝精妙絕倫,僞幣的鋸齒邊緣和真幣一樣精緻,這夥人甚至擁有自己專門的頭銜——“剪刀手”。

牛頓面對的問題,不僅有來自外部的衝擊,還有來自內部的投機取巧。因爲造假者除了“剪刀手”,更多的還是鑄幣局下屬數家造幣廠的負責人。儘管國家明文規定了硬幣的質量及成色,但很多造幣廠依然以次充好,故意鑄造不足值的硬幣從中牟利。更棘手的是,這種“官方造假”行爲有時竟然受國家指使。

17世紀的英格蘭,先後陷入內戰、反荷戰爭和反法戰爭,國家軍事體制也發生了變化,由從前的臣民自備武器組成軍隊保家衛國,轉變成國家出錢聘請僱傭軍,軍費成爲戰時英國的最大財政支出項目。在牛頓掌管鑄幣局的時代,正逢英法9年戰爭時期,國家若以降低銀幣成色的方法發行新幣,再以新幣支付軍費債務,便可用較少的白銀來償還較多的欠債。但民衆對政府的這種“小聰明”並不買賬,坊間流言四起,銀幣價值一落千丈。

1696年,政府公信力破產,導致英格蘭銀行出現擠兌風潮,人們紛紛拋出銀幣換取黃金以保值,使得市場金價在短期內上漲了50%。流通中的銀幣數量驟減,通貨緊縮日益嚴峻,英國政府爲穩定民心不得不再次鑄造和發行新貨幣,以增加市場中的銀幣數量。如此一來,增加多少銀幣,確定多少面值等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內閣中由此出現了兩派截然不同的意見:以新任財政大臣威廉郎茲爲代表的“保王派”,和以牛頓的好友、哲學家洛克爲代表的“保民派”。雙方言之鑿鑿,各持依據,出現僵持局面。

有國王撐腰的保王派提議將所有新幣的面值提高25%,但重量只保持原先的80%,即是將“貨幣成色不足”徹底合法化,令貨幣貶值成爲事實。這種做法無疑對國王最爲有利,因爲他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少量的白銀鑄造更多的貨幣,以清償堆積如山的戰爭貸款和國家債務。保民派的代表人物洛克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個人威信極高,同時也是三一學院的教授,他反對降低成色和減輕重量,認爲貨幣面值必須與其價值對等,否則貨幣的最終使用者——普通民衆,尤其是商人,將承擔貨幣貶值所帶來的一切損失。至於市場流通中的銀幣短缺,他認爲一方面是由於國家處於戰爭這一非常時期,另一方面是因爲在新大陸採掘銀礦的西班牙船隊在海上受阻,未能及時將銀子運回歐洲所致。另外,針對民衆儲存黃金進行保值,洛克認爲貨幣的本位應該是銀子而並非金子,如果兩者的價格出現落差,則應該由政府出面調價,降低黃金價格。

  不如放棄白銀

學者洛克無論在皇室和政府都享有極高的聲譽,而牛頓身爲物理學家、對國家金融現狀也沒有太多的瞭解,便義無反顧地將贊成票投給了自己的好朋友。國王最終在外界壓力面前做出讓步,同意維持新貨幣面值,並以對等的白銀重量進行鑄造。保王派的失敗、保民派的勝利,讓民衆尤其是民間有產者的利益得到了維護,而作爲債務方的國家和政府不僅花費了一大筆白銀來鑄造新貨幣,還承擔了比以往更多的債務壓力,而直接頂受這種壓力的,便是皇家鑄幣局。

毫無心理準備的牛頓,面對的正是這麼一個麻煩的爛攤子。他對保民派的支持堅定不移,所以在新幣鑄造過程中對銀幣重量和成色執行了極爲嚴格的標準,結果到了年底,白銀儲量正式告罄,幾家造幣廠叫苦連天,明明是銀根短缺,甚至無銀可鑄,卻仍要承擔越來越多的鑄造任務,新幣發行根本難以爲繼。鑄幣局的尷尬一直持續了3年,結果還是沒能完成當初規定的鑄造數量,以國家和政府作爲權威擔保的銀幣,徹底失去了自己在公衆中的信譽。身爲鑄幣局最高領導的牛頓,無疑是打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

牛頓開始冷靜下來,認真研究洛克貨幣政策的可行性。洛克也好,郎茲也罷,兩方的貨幣政策如今在牛頓看來都應各打五十大板,而他自己卻無法推出比較有個人特色的金融創新觀點,但是,身爲學者的他卻秉持一種信念:理論永遠落後於現實,所以,無論何時都必須立足現實。

現實是怎樣的呢?隨着銀幣公信力的蕩然無存,白銀的外流愈加嚴重,人們紛紛以白銀換取黃金,連鑄幣局自己也開始大量儲存價值相對穩定的黃金。市場需求量的增加導致金價上揚,金子成爲炙手可熱的商品,而伴隨黃金的大量流入,金價也開始自動回落,正式成爲價格受市場調控的流通貴金屬。

起初,牛頓依然堅持推行洛克貨幣政策,他還向內閣提議:教會和貴族擁有大量銀器,不妨把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熔掉做爲鑄幣之用,以解造幣廠燃眉之急。這種幼稚的建議當然不會得到採納。隨後,牛頓參考了歐洲其他國家的經驗,得出種結論:白銀流失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了,人們都拒絕使用白銀作爲支付手段,所以,不如徹底放棄白銀鑄幣。

這種觀點的出現是破天荒的,畢竟白銀作爲主要流通貨幣已從中世紀延續至當時,是最根本的貨幣金屬,要徹底推倒白銀,選用其它貨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洛克本人便是銀幣的忠實擁護者,他甚至頑固的認爲:銀幣如天賦人權一般,是上天賜給人類的基本財富,普天之下,只有金屬、也只有銀金屬才能擔當貨幣的職能,其它東西,尤其是紙幣,那簡直如廢紙一樣不具任何價值意義。洛克始料未及的是,當初堅決擁護自己的好戰友,今天居然站到了與其對立的方向上,而他的觀點竟然比郎茲還要“大逆不道”。

牛頓的貨幣戰爭:英國幣制改革催生出金本位制 第2張

  金本位制度終於建立

牛頓還是以前的那個牛頓。早年的時候,他曾經獨立研究出微積分理論,但因爲擔心別人認爲這種理論太怪異、無法接受,索性將筆記封存起來,隻字未提,結果讓另一個同樣建立了微積分的數學家萊布尼茨捷足先登。牛頓將這項開創數學界先河的著名理論“拱手相讓”,眼看着本屬自己的勝利花落別家,更遺憾的是,還造成了兩位偉大學者之間無法彌補的裂痕。

如今,面對廣泛的質疑,牛頓還是一如既往地選擇了沉默,並未對此進行鍼鋒相對的抨擊。不久後,牛頓因其才學卓著受到安妮女王的賞識,獲封艾薩克爵士,從此躋身貴族之列,社會地位的上升爲他增添了不少信心,他勇敢地向內閣遞交了自己親自撰寫的調查報告,結合了東印度、中國和日本的例子,詳細論證了白銀如何大勢已去、淪爲輔幣,黃金如何普遍流行、升爲主幣的問題。在報告中,他並沒有強求政府徹底放棄白銀,而是想方設法說服對方認識黃金的重要性,並對其進行國家統一定價。

1717年,議會通過決議,將英國的黃金價格定爲每盎司(純度0.9)3英鎊17先令10便士,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定價決策,從此,黃金價值正式與英鎊面值掛鉤,而在當時的英國市場,黃金早已取代白銀成爲主要支付手段,於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金本位制度終於建立了。

10年後,牛頓去世,遺體安葬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受世代英國人的瞻仰與膜拜。50年後,英國正式立法,對銀幣的使用日期進行了限制,銀幣最終完全退出歷史舞臺,金幣成爲公認的基本貨幣。又一個40年過去,1817年,利物浦當選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首相,英國正式立法,確認貨幣金本位制度。學者們紛紛調侃:“早在100年前的牛頓時期,我們就是一個實行金本位的國家了!”

而正是在這100年的歲月裏,東西方歷史發生鉅變。作爲藍色文明的代表,大不列顛,這個日不落帝國的鐵蹄在踏遍全球各個角落的同時,也將自己的文明成果——金本位制度推行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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