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一個標準的傳統官僚，他科舉出身，從翰林院編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級的禮部侍郎。在那之後，他創建湘軍，帶兵打仗，最後一路做到大學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可以說出將入相，位極人臣。我們可以通過曾國藩這個具體典型，觀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員的經濟生活狀態，觀察一下清代官場的潛規則是具體如何運轉。
兩江總督收入豐厚，曾國藩一家卻生活簡樸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兩江包括今天的江蘇、江西、安徽，總督主掌軍政民政，統轄三個省的一切文武官員。而就太平天國時期的形勢而言，兩江總督的重要性可謂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說基礎工資，或者叫法定工資，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大清帝國的總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兩白銀。如果大致以一兩白銀兌換二百元人民幣計算，大約爲人民幣30100元，合成月薪約爲2583元。而按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準》，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爲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脈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當然，和今天的工資制度一樣，這一百五十五兩隻是工資條上的基本工資。從雍正時期起，皇帝又特批給督撫們一筆數額不菲的補貼，叫“養廉銀”。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定兩江總督養廉銀爲一萬八千兩 ，在全國總督中處於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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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實上，對於帝國內絕大多數督撫來說，“養廉銀”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官員更大宗的收入是“規費”，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標準，這種規費收入當然屬於腐敗，但是“中華帝國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認爲收取規費有什麼不妥或者是腐敗，只要此種行爲保持在習慣性的限度以內就行”。 而這個習慣性的限度，據張仲禮的研究結果，督撫級的官員平均是十八萬兩。如果真的如此，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曾國藩是大清帝國的頂級富人之一了。
然而，頂級富人曾國藩卻活得像窮人一樣。
總督時期，曾國藩的衣着不修邊幅。趙烈文說他第一次見到曾國藩時，曾國藩“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這一記載得到了外國人的印證。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慶與曾國藩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曾國藩……穿着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簡單，他對家人的要求也非常嚴苛。他家裏只有兩個女僕，一個是老太太，一個是小姑娘，幫不上什麼忙。那麼總督府中的日子怎麼過活呢?曾國藩要求曾家的女人們，每天都要進行體力勞動。從洗衣做飯醃製小菜，到紡線繡花縫衣做鞋，都要親力親爲。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剿捻回任再督兩江後，爲家中女人們制了個工作日程表：“早飯後，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食事。巳午刻(早9點到中午1點)，紡花或績麻，衣事。中飯後，做針黹刺繡之類，細工。酉刻(傍晚5-7點)，做男鞋女鞋或縫衣，粗工。”從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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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如何收禮和送禮
成爲地方大吏，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禮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來謁見的下屬，都不會空手而來。身在官場，從始至終片禮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國藩“和光同塵”的作風，也不利於他在某些情況下與下屬建立基本的情感聯繫。所以在實在拒絕不了的情況下，他會從下屬送來的禮物中挑一兩樣價值最輕的。
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軍名將鮑超親赴安慶，一爲商量軍務，二爲給曾國藩賀壽。鮑超的軍隊向以能戰、能搶聞名，因此他既是一個粗人，也是一個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給曾國藩送禮，鮑超卻不管這一套，他一共帶來十六包禮物，其中許多珍貴的珠寶古玩之類。曾國藩覽之而笑，從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還鮑超。收了一件什麼呢?一頂小帽。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記載：“鮑春霆來，帶禮物十六包，以餘生日也。多珍貴之件，將受小帽一頂，餘則全璧耳。”鮑超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好又帶了十六包東西回去了。
曾國藩還收過美籍華人容閎“報效”的禮物。同治四年(1865)，容閎從美國採購機器回到中國。兩年前他受曾國藩委託，以“出洋委員”身份，攜六萬八千兩白銀出洋採購機器，開啓了洋務運動之先聲。機器運抵上海之後，他赴南京向曾國藩彙報工作。此時曾國藩已經離開南京，北上剿捻。曾國藩知道，按中國官場慣例，容閎一定會向他致送禮物，因爲曾國藩給他的是一個“肥缺”。所以曾國藩特意寫信給兒子曾紀澤囑咐說：“容閎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內，既可收留，多則璧還爲是。”由此可見，這個時候的曾國藩收受禮品，有一條默認的“價格線”。至於容閎所送的是什麼，價值多少，沒有留下記載。
當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面。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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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江總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國藩的前任們因此手筆都比較豐闊。曾國藩既襲此任，在許多方面也不得不蕭規曹隨。
聯絡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動作。曾國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筆炭敬對京官們來說意義何等重大。曾國藩致送的對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給曾國潢的信中說：“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饋送。” 這筆錢，每年至少數千兩。
除了炭敬，另一筆比較大的花銷是程儀。如前所述，迎來送往是官場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過，他除了請人吃飯，還要給他一百兩銀子的程儀。
至於“別敬”，則頻率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進京時才發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這一年十二月他抵達北京，在北京過完年後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發之前，曾國藩身上帶了一張可以兌換二萬兩現銀的銀票。爲什麼要帶這麼多錢呢?主要就是爲了給京官們送“別敬”。多年沒有入京，那些在窮京官生活中掙扎的故友新朋們盼他如望雲霓，他的別敬當然不可能過少。他在日記中多次記載“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可見這件事他是多麼在意。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說：“餘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總共送了一萬四千兩，他仍然認爲不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