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中有個獨特的現象頗感興趣，清人筆記、稗官小說經常把興趣點放到宋代，閱讀的重點全放在宋代史上。讓人隱隱約約有一個感覺，覺得宋朝與清朝是差異非常明顯的兩個王朝，不論政治制度，還是士林風氣，都有着天壤之別。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對比的史料，無意間卻有一個發現：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發表過在正統人士看來多少顯得有點“出格”的言論，但在宋朝，這些“出格”的言論都受到寬容的對待，立論的士大夫並沒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數百年後，當清朝的皇帝讀到這些言論時，感到非常憤怒，恨不得將“妖言惑衆”的宋朝士大夫抓起來治罪。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充任哲宗皇帝的經筵官。程頤沒有馬上答應，而是上了三道論經筵的札子，提出一個條件：“（臣）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或非，是其纔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意思是說，如果太皇太后贊成他的觀點，他便擔任這個經筵官；如果不贊成，那經筵官一職還是另請高明。程頤到底想表達什麼觀點呢？非要這麼拽。程頤說：“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即要求太后與皇上承認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養君德的帝王師，又是治理天下的主體。潛臺詞是說，皇帝的作用還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這句“天下治亂系宰相”，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出格”言論，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宋人認爲，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是國家的主權象徵、儀禮代表、道德模範，君主當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最高的權威，但君主不親細故，不插手具體行政，治理天下的權力應當委託給以宰相爲首腦的政府。蘇轍說：“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撫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陸九淵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意思：君相分權，虛君實相。
從程頤最後還是欣然受命的結果來看，朝廷顯然是認同“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之說的。但程頤的那句“天下治亂系宰相”，卻讓後來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別不爽。他專門寫了一篇《御製書程頤論經筵札子後》駁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爲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韓琦）、範（范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呂（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來，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亂系宰相”自許，那你將皇帝往哪裏擺？你眼內還有皇上嗎？
北宋的王禹偁在擔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時，寫過一篇《待漏院記》（待漏院爲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臉來教訓宰相的語氣，大意是說：宰相如果以權謀私、徇私枉法，就活該死了下地獄。文章最後說：“一國之政，
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意思跟“天下治亂系宰相”差不多。宋政府認爲王禹偁說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將文章抄錄在待漏院的牆壁上，“用規於執政者”。但後來的乾隆看了這篇《待漏院記》，又覺得不爽，親自御製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相駁：“謂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則吾不能無疑也”，宰相不過是君王驅使的工具罷了，別老是牛逼哄哄好不好？“是則—國之政、萬民之命不懸於宰相，而懸於爲君者明矣”。
乾隆推崇的是皇權獨裁：“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他當然不允許士大夫自命爲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鳴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統治的這一專制本色，恰恰構成了晚清時期的“君主立憲”轉型的最大障礙，最終導致革命因爲堰塞而崩決，一發而不可收拾。
還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讓乾隆感到不爽。他叫王益柔，名氣沒有程頤、王禹偁那麼大，以致乾隆將他的名字誤記爲“王直柔”。那麼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說了什麼話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這事得從宋仁宗朝的“進奏院案”說起。
慶曆年間，“提舉進奏院”的蘇舜欽將進奏院的舊報紙賣了，換成錢存入小金庫，然後請了幾位同僚與文友，集體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請了“集賢校理”王益柔。不想這事讓臺諫官知道了，宋朝的臺諫官是很厲害的，他們認爲蘇舜欽挪用公款，對喝花酒一事提出彈劾，並展開調查。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時，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兩句說：“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在那個時代，這是非常“反動”的言論。當時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蘇舜欽一派的政敵，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
不過，樞密院副使韓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綱上線，他告訴宋仁宗：“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慼，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可見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擊王益柔是出於黨爭。王拱辰想將“進奏院案”做成文字獄，但最後案子還是按經濟腐敗案進行處理：蘇舜欽因監守自盜被“除名勒停”，即開除公職；王益柔被奪去“集賢校理”之職，貶到復州當一名稅官；其他參與喝花酒的官員也分別被降職。作爲喝花酒發起人與組織者的蘇舜欽，受到的處分最重；發表了“反動”言論的王益柔得到的懲罰並不比其他人更嚴厲。但這個處理結果，讓乾隆覺得不爽。
這名大清皇帝的意見是：“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在乾隆看來，蘇舜欽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樁，可以原諒，教訓一番就行了；王益柔“侮慢聖賢”，纔是大事情，才應該重重治罪，你宋仁宗將輕重搞顛倒了，簡直不懂帝王之術。
乾隆並不是唯一一個對宋代士大夫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歐陽修，因爲歐陽修寫了一篇替朋黨辯誣的《朋黨論》。要知道，在傳統官方話語體系中，“朋黨”一直是一個貶義詞，跟“朋比爲奸”幾乎同義，歷朝皇帝都對朋黨活動深惡痛絕。
然而，宋代的士大夫卻開始從正面來解釋朋黨的政治意義。還是慶曆年間，仁宗皇帝與執政團隊論及朋黨之事，參知政事范仲淹說：“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明確提出朋黨既不可禁絕，也不爲害。
范仲淹的朋友歐陽修因此寫了一篇《朋黨論》，來爲“朋黨”正名：“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結成一個團體，是天經地義的。治理天下，也離不開君子之黨，“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
大約從宋仁朝開始，不少宋朝士大夫都發表過“朋黨論”，除了范仲淹與歐陽修，王禹偁、司馬光、蘇軾、秦觀都寫過文章討論朋黨。這裏有一個思想背景：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躍的時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成爲宋朝君臣的共識，士大夫羣體普遍產生了“士當以天下爲己任”的主人翁意識，並朦朧地意識到士君子們應以政見的志同道合來組成政黨、治理國家。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現了一系列爲朋黨辯護的“朋黨論”。
儘管皇帝並不喜歡大臣結成朋黨，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對朋黨，但歐陽修提倡結朋立黨的觀點，還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沒有責斥他。宋人說歐陽修“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看來宋仁宗還是贊同歐陽修的意見的。不想幾百年後，歐陽修之說卻惹惱了清朝的雍正。雍正讀了《朋黨論》之後，特別寫了一篇《御製朋黨論》相反駁：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義當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須與皇上保持一樣，如果“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害也”。
雍正皇帝還殺氣騰騰地說：“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歐陽）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將歐陽修抓起來殺掉。
雍正這篇《御製朋黨論》，保存在原始文獻雍正“起居注”中，後來史官修《雍正朝實錄》時，大概覺得皇上這麼咬牙切齒對待一位儒家先賢、歷史人物，實在太赤裸裸，有損帝王形象，便將“邪說”改成“異說”，將“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飭之以正其惑”。算是給皇帝穿上一塊遮羞布。
未見識過大清文字獄之險惡的歐陽修假如當時突然醒過來，我想他一定會質問雍正：愛新覺羅·胤禛先生，我們跟你們到底有什麼仇什麼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