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羣雄並起，魯肅和諸葛亮都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三國人物。魯肅的“吳中對”與諸葛亮的“隆中對”，都是著名的戰略性對策，都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格局，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01“吳中對”與“隆中對”
東漢末年爆發了黃巾起義，東漢王朝受到毀滅性打擊。東漢王朝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各地封建割據勢力不斷擴大，羣雄四起，天下大亂。此時的魯肅不僅不治家事，相反地，還大量施捨錢財，賣出土地，以賙濟窮困，結交賢者，因此深受鄉民擁戴。
時周瑜任居巢長，聞魯肅之名，帶數百人前來拜訪，請他資助一些糧食。當時，魯肅家裏有兩個圓形大糧倉，每倉裝有三千斛米，周瑜剛說出借糧之意，魯肅便毫不猶豫地手指其中一倉，贈給了他。經此一事，周瑜確信魯肅是與衆不同之人，主動與他相交，兩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朋友關係。周瑜向吳主孫權推薦魯肅，說他有才幹，可爲輔佐之臣，並建議孫權應該多方蒐羅像魯肅這樣的人才，以成就大業，不能讓他們流散外地。
孫權立即約見魯肅，與其交談，非常高興。等在場賓客起身退出時，魯肅也告辭而出。但不一會，魯肅又被孫權悄悄領了回來，合榻對飲。孫權對魯肅說：“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魯肅答：“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孫權又說：“今盡力—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魯肅對策的中心思想就是，孫權只有在江東站穩，與曹操、劉備形成鼎足三分之勢，以觀天下之變纔是上策。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吳中對”，與諸葛亮的“隆中對”不謀而合，但時間上比後者早了7年。“吳中對”是魯肅在與孫權榻上對飲時提出的，所以也叫“榻上策”。建安十二年(207)，諸葛亮提出了歷史上著名的“隆中對”。“隆中對”一方面對天下形勢進行分析，從劉備集團的角度出發，提出對待各個割據勢力的態度：反抗曹操，聯合孫權，圖謀劉表和劉璋，從而規劃出曹、孫、劉三足鼎立的戰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三足鼎立後，天下有變，進一步北伐中原、中興漢室的戰略目標。
官渡之戰，曹操以少勝多，戰勝了貌似強大的袁紹。諸葛亮看到了曹操軍事力量的強大，得出不可與其單獨爭強，必須聯合其它力量與之對抗的結論。孫權則有地理優勢，加上孫氏家族已歷經三代，在所轄區域得民心，可以成爲未來天下三極中的一極。諸葛亮看到了這兩大軍事集團將會成爲三極中的二極。劉備當時是個只擁有幾千人馬的荊州客居者，其它軍事集團，如劉表、劉璋、張魯、馬騰等，最多算爲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稱霸一方的力量。
在正確認識和分析孫權、曹操力量的基礎之上，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步驟：首先“跨有荊、益，保其巖阻”;然後致力於內部建設，開展和平外交，“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最後兩路北伐，鉗制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這樣，“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可以一統天下。
02兩者之異同
“吳中對”與“隆中對”有明顯的相似性：一是都打結盟外交牌。結盟外交的要義，是將兩國的安全利益捆綁在一起，盟國的安全是自己國家安全的前提和條件。魯肅與諸葛亮都意識到，光靠吳或蜀自身的實力，根本不足以抗衡曹魏，只有通過吳蜀結盟，才能維護自身安全。
二是都打均勢外交牌。三國之中，曹魏勢力最大。漢朝的地盤，它三有其二，而且佔據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佔當時人口一半以上。這無疑增加了曹魏在戰略上的優勢和在外交上的籌碼。在格局失衡的情況下，魯肅和諸葛亮都清楚看到，沒有均勢，就沒有安全，只有照顧到盟國的安全，才能維護自身的安全，因此，魯肅和諸葛亮的外交活動一直都在促進和維護這種均勢。
三是都打道義外交牌。在封建社會，正統觀念是維護統治的社會基礎，堅持和維護正統，就搶佔了道德制高點，贏得了話語權。魯肅與諸葛亮是政治家辦外交的典範，他們以正統爲旗幟、以統一爲目標，正統就是漢室，雖然漢室被曹操脅持，徒有其名，但畢竟是正統，沒有任何政治勢力會否定它的合法性。魯肅、諸葛亮指曹操“名爲漢相，實爲漢賊”，這八個字，既彰顯了漢室的合法性，又突出了曹操的非法性。
道義外交牌凸顯的是吳蜀兩國的政治基礎，均勢外交牌凸顯的是吳蜀兩國的地緣戰略，結盟外交牌凸顯的是吳蜀兩國的外交運作。
“吳中對”與“隆中對”集中體現了吳蜀兩國在曹魏的壓力下，立國和結盟的指導思想和路徑選擇，因此，這兩份經典對策有明顯的相似性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自古以來，人們看到的更多是其相似性，忽視了其差異性，而差異性恰恰是影響吳蜀兩國外交的關鍵所在，忽視了差異性，就不能正確看待、分析和評價魯肅、諸葛亮在三國外交棋局中的作用和地位。
“吳中對”與“隆中對”最大的區別，在於對時代主題的認識與判斷。“吳中對”表明，在時代觀上，魯肅是高屋建瓴、最具真知灼見的戰略家和外交家。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待漢室的態度上。魯肅所持“漢室不可復興”的政治見解，不但高出孫權之上，而且和7年後諸葛亮的“隆中對”相比較，也實在有高出一籌的地方。從孫權在回答魯肅的“吳中對”時所反映的思想看來，他當時因羽翼未豐，只是想保有江東，盡力一方，以輔漢室，尚缺乏統一全國的進取精神，但魯肅的一席話對他無疑起了振奮精神的作用。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明確講過，如果像他設想的那樣，“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興復漢室”是諸葛亮畢生奮鬥的目標，然而，他在《出師表》裏提出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對當時的蜀漢而言並不現實。“興復漢室”是諸葛亮討伐曹魏的口實，是他用以號召反曹力量的一面旗幟，應該說，在三國鼎立局面尚未形成之前，這對劉備發展實力、擴大影響確實起了不小作用。如在聯吳抗曹、赤壁大戰、奪取荊州、奪取巴蜀、奪取漢中的過程中，這個口號對擴大劉氏集團的影響、對團結廣大有識之士都曾起過積極作用。
但到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形成後，特別是在漢獻帝禪位給魏文帝曹丕後，“北伐曹魏”的口號已經過時。227年，諸葛亮率軍進駐漢中，拉開了北伐曹魏的序幕，諸葛亮說，北伐“趨時宜速”，而當時上距曹丕代漢已歷8個年頭，且魏已傳國易世，曹睿爲帝，正如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所說：“魏國統治階級早就不是擁漢派擁曹派的爭鬥了，而是曹操集團將被司馬懿集團所代替。”因此，諸葛亮提出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北伐口號已沒有多少號召力了。229年，孫權稱帝，諸葛亮爲“求犄角之援”，遣使道賀，並與吳約盟交分天下，舊都洛陽本來在吳之分界，北伐的口號就更顯無力了。這也是蜀漢中後期，幾乎沒有什麼外地人才前來投奔的主要原因。
時勢至此，蜀漢仍抱着“興復漢室”的口號不放，顯然是“不審勢”，最終也就不可能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漢室不可復興”的思想，魯肅早在建安五年(200)就提出來了，這一建立在正確估量當時客觀形勢上的見解，被日後歷史的發展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03誰更高明
歷史給予了魯肅和諸葛亮有利的機會，讓他們有幸身居高位，得以分別將“吳中對”與“隆中對”付諸實踐。從實踐結果看，前者的成就明顯高於後者。在筆者看來，魯肅比諸葛亮的高明之處在於：
一是魯肅比諸葛亮更懂得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東吳是三國外交鬥爭中最大的贏家。曹魏、蜀漢都曾在外交博弈中受益，但東吳無疑是受益最多的，外交爲東吳創造了最爲優越的外部環境。魏、蜀都陷入過兩面受敵、孤立無助的境地，東吳卻不曾如此。它或是結好於魏，或是和睦於蜀，從未出現過兩面受敵的情況。可以說，在三國外交舞臺上，東吳是無可爭議的外交大戲的倡導者、演出者和受益者。這一切同魯肅的謀略分不開。
爲什麼東吳在三國外交中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呢?最根本的一條是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只要國家利益有需要，東吳可以向曹魏稱臣，也敢於在與吳蜀的交往中適度叫板，儘可能維護自身的利益。作爲東吳外交的掌門人，魯肅的能幹之處在於務實，他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該低調的時候低得有度，該亮劍的時候亮得出來。
相比之下，蜀國奉行“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方針，不承認曹魏政權的合法性，並將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此基礎上，這樣一來就失去了外交上的靈活性。
二是魯肅的考量以國力爲基礎。就蜀漢本身而言，並不具備伐魏的實力。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戰的失敗使蜀漢受到了很大打擊，北伐曹魏的力量大大削弱。對於蜀漢的情況，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描述道：“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後出師表》中他又說：“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顯然，諸葛亮很清楚，蜀是不具備伐魏實力的。從《後出師表》看，諸葛亮此時言及的伐魏已完全成了一種道德的自我完善、責任的自我完成、心理的自我安慰，而不是一種能實際操作的行動計劃。他很清楚，蜀漢在三國中是實力最弱的，進攻是不得已之舉，“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這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無奈之舉，字裏行間透露出極爲複雜和矛盾的心理。
爲了“興復漢室”，蜀漢不得不將一切納入戰爭軌道。蜀漢建國40餘年間，出動蜀國兵力半數以上，即5萬人以上的征戰約20次，小規模征戰更多。從這一角度看，蜀漢國內的許多政治、經濟制度實質上都屬“戰時軍事管理法”。戰爭需要大量的兵力，雄厚的財力和物力，這對蜀國力量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削弱。從227年到234年，諸葛亮率軍北伐的結果是：同曹魏進行了6次戰爭，其中5次進攻，1次防守。在5次進攻中，曾取得局部勝利，但遠未達到滅魏興漢的目的，他本人積勞成疾，最終死於軍中。一方面留給後人“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感嘆;另一方面就是勞師動衆，糜費錢物，使本已衰弱的蜀漢政權雪上加霜，成爲三國中最先滅亡的政權。
三是魯肅比諸葛亮看問題更理性。例如，赤壁之戰後，孫、劉、曹三家瓜分了荊州。孫權佔有了荊州最重要的江夏郡、南郡的江陵及其附近地區。劉備爲謀發展，曾向孫權提出暫借江陵，但未被應允。由於江陵是荊州的治城，所以借江陵也被稱爲借荊州。呂範等將領勸孫權扣留劉備，周瑜在外地，也上疏陳說此意。唯魯肅從全局考慮，勸孫權把荊州借給劉備，以孫、劉聯合，共同抗曹。魯肅的意思是：孫權固然神武蓋世，但曹操的勢力太大了。我們剛剛佔有荊州，恩德信義尚未廣行於民衆，如果把荊州借給劉備，讓他去安撫百姓，實是上策，因爲這樣一來，曹操多了一個敵人，我們多了一個朋友。孫權同意了魯肅的主張。
應當看到，把荊州借給劉備，孫權集團雖有所失，但在當時的複雜形勢下，卻是最爲明智的選擇，孫氏可以從中收穫不少實際的益處：一是可以鞏固孫、劉聯盟，增強抗曹的實力，保持自己有利的戰略地位。二是可以縮短戰線，避免將孫吳有限的兵力分散，並能擺脫處於曹、劉兩大集團之間可能腹背受敵的窘境。三是使劉備與曹操接境，給曹操樹立一個勁敵，牽制曹操的兵力，減輕對孫吳的軍事壓力。四是不至於因爲孫、劉相互攻戰而令曹操坐收漁人之利。總之，孫權借地資劉，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圖生存和發展的這個主要矛盾，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實爲一石二鳥的明智之策，因此，曹操聞孫權借荊州給劉備的消息時，正在寫信，震驚之下，落筆於地。
四是魯肅擅長軟硬兼施，即便對待盟友也是如此。例如，劉備平定益州，孫權請劉備歸還荊州所轄的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不肯。孫權派呂蒙率軍進取，長沙、桂陽二郡望風歸附，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堅守不降。劉備得知，親自引兵5萬，從成都趕回公安坐鎮，派關羽率軍5萬爭奪三郡。孫權也從秣陵進駐陸口，派魯肅率領1萬人屯守益陽，和關羽對抗。魯肅爲了大局，邀請關羽相見，提出各自將兵馬布置在百步以外，只有將軍們單刀赴會。魯肅做出決定後，他的部下怕出變故，勸他不要輕赴險地。魯肅毫無畏懼地說：“事到今日，應該把話說清。劉備辜負國家，是非尚未論定。關羽又能怎麼樣呢?”毅然赴會。
單刀相會，充分顯示了魯肅的外交智慧、勇氣和風采。一是以理服人。會上，魯肅數次指責關羽，抓住劉備方的理屈之處，向關羽激情闡述孫權顧大局借荊州的過程，以及劉備不還三郡的無理要求。言辭中，洋溢着縱橫家的詞辯風采。二是以勢逼人。魯肅在談判中話音未落，荊州方面的一位將領說：“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魯肅當即大聲呵斥，辭色嚴厲。關羽自覺理虧，操刀而起，對部下說道：“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用眼光示意那人離去。三是以情動人。魯肅在談判時訴諸情感，抓住人性的弱點，因勢利導。他緊扣的也正是當時劉備兵敗無以爲資，孫權雪中送炭這一對方的心理弱點，使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讓關羽在談判中疲於應付。
單刀會的雙方雖然沒有達成歸還荊州的協議，但使劉備一方認識到，如不照顧孫吳的這一嚴重關切，勢必會危及結盟抗曹的大局。後來，劉備派人跟孫權講和，雙方纔最終商定以湘水爲界，平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三郡屬孫權，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屬劉備，孫、劉休兵罷戰。
最後要指出的是，如果論在歷史上和在老百姓中的影響力，諸葛亮的“隆中對”比魯肅的“吳中對”要大得多，諸葛亮的“粉絲”也比魯肅多得多。但就外交實踐和外交成就來說，魯肅其實絲毫不輸於諸葛亮，在某些方面甚至明顯強於諸葛亮。史學家裴松之在爲《三國志》一書作注時說：“劉備與(孫)權併力，共拒中國(指曹魏)，皆肅之本謀。”然而，在後世演繹的戲劇中，卻常把孫、劉聯盟完全歸功於諸葛亮，置魯肅於無足輕重的地位，這完全不符合史實。
歷史的真相是：建安十三年(208)，孫權命甘寧西攻江夏，斬太守黃祖，然後準備奪取荊州。曹操本無暇南顧，如今見孫權攻取江夏，唯恐其攻取荊州，養成羽翼。於是七月開始南征，集結大軍於南陽。八月，劉表病死，消息傳到江東，魯肅感到形勢嚴峻，預料到如果荊州被曹操佔領，江東形勢就危險了。因而，魯肅主動向孫權請纓，到荊州去遊說劉備聯合抗曹，這個主意立即被孫權接受。魯肅到達南郡，傳來劉表之子劉琛已投降曹操的消息。這時，曹操不費吹灰之力而得荊州，劉備倉皇南逃。魯肅星夜趕到當陽，與劉備會見，向劉備縱論天下大勢，介紹江東的實力，熱切希望劉、孫兩家團結一致對付曹操，劉備聽了魯肅的分析，決定併力抗曹。劉備率部進駐夏口，魯肅就是在這時第一次見到諸葛亮，兩人一拍即合。劉備派諸葛亮隨魯肅去柴桑會見孫權，經兩人共同努力，孫、劉終成盟友。
04小結
“吳中對”與“隆中對”都是高屋建瓴、影響深遠的戰略性對策，從實踐角度看，前者更勝一籌。孫權高度評價魯肅的“吳中對”在東吳政權創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孫權稱帝登壇祭天時，對公卿們說：“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張儀、蘇秦遠矣。”
魯肅死後，孫權派呂蒙襲取荊州，孫、劉聯盟完全破裂，而吳、蜀也最終被各個擊破，隨之滅亡。“吳中對”與“隆中對”分別促進了東吳、蜀國的興起和三國的鼎立，但未能使東吳和蜀國免於被曹魏滅亡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