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在古代中國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因爲其重要性一直是掌控在國家手中。但自漢末以來，各朝統治者對於鹽業的管理都較爲寬鬆，並未嚴格管理。而唐中期時，爲了解決唐政府的財政危機，第五琦(人名)推行榷鹽法，後又經劉宴改革，對於鹽業的管理模式從官產官銷到官產民銷。而這種模式的改變，有利有弊。
獲得食鹽專賣權的榷鹽商，依靠在唐廷的庇護下可謂說是順風順水，從中獲利頗多。一方面他們通過壟斷鹽業，提高鹽價，瘋狂牟利。因爲鹽看似不起眼，但卻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百口之家， 百口舐鹽”，無論鹽價多貴，百姓都不會因價高而拒絕購買。而又因爲唐廷爲了保障鹽業的收入，以嚴厲的刑罰來取締私鹽商的存在，就進一步鞏固了榷鹽商的地位，使得榷鹽商在銷售過程中無往不利。
而另一方面由於榷鹽商所享有的特權，在逐利的驅使下，他們往往借販鹽來行走私之事。爲了便於管理榷鹽商，朝廷爲榷鹽商另立戶籍，直接隸屬於於鹽鐵使或度支，不受州縣管轄，便無須向州縣繳納賦稅。榷鹽商實際上成爲社會生活中少有的獨立羣體，直接受中央管理，需要繳納的賦稅削減了不少。因而，有些榷鹽商雖然看似是在販鹽，但私底下卻是在販賣其他商品，以此規避賦稅，從而積累鉅額財富。
榷鹽商的以上行爲都來自於唐廷的優待，爲了讓更多商人能成爲榷鹽商，唐政府在改革鹽業後允許商人以絹物代鹽利。又因爲唐政府將榷鹽商的多寡作爲地方官員政績的考覈，導致政府爲了吸引更多的人成爲榷鹽商，一再提高榷鹽商的優厚待遇，以絹物代鹽利更是盛行。
但朝廷又沒有對絹物進行統一的標準，地方政府又有意包庇，因此榷鹽商交上來的絹物質量極差。因而，榷鹽商實際上所納的榷價在降低，但其從官府拿到的鹽在增加，如此一來，就擴大了榷鹽商的利潤空間。
還有在徭役、賦稅上的優待。鹽利是唐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支持榷鹽商的發展實則上是保護唐政府的收入。再加上榷鹽商的鉅額財富引來無數人的眼紅，經常遭到地方官員或是藩鎮的大肆掠奪，而後榷鹽商爲了彌補這些空缺，又會提高鹽價，轉嫁於百姓。因此，從德宗時起便有“罷州縣率稅， 禁堰埭邀以利者”的做法，此後也多有推行此措施。
毫無疑問，榷鹽商確實爲國家帶來了鉅額的財政收入，支撐唐政府的順利運轉。唐中期，唐朝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狀況，內有藩鎮伺機而動，外有少數民族政權的屢次侵擾虎視眈眈。在此情況下，若無大量錢財的支持，大型軍事活動難以進行，朝廷官員的俸祿也難以爲繼。
而有了榷鹽商所繳納的榷稅，有了足夠的經費支撐，在憲宗時期平息藩鎮之亂的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一度出現中興之勢。此後對將士的嘉獎、對藩鎮將士的拉攏所花費的錢財，大多都是來自鹽利。
在這個過程中榷鹽商的地位也隨之提高，通過自己財力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政治中。榷鹽商雖是商人，但由於其繳納的榷稅在唐政府中佔據着重要地位，對於唐政府的維持和發展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榷鹽商在社會中的地位並不低，爲了爭取到榷鹽商的資助，地方官員和藩鎮往往會交好於榷鹽商，將他們視爲座上賓。不僅如此，有些榷鹽商能憑藉自己的財力直接進入朝堂，參與朝政發表自己的意見。還有些榷鹽商會資助官員，甚至借錢給他人使其買官入朝，通過此種方式榷鹽商雖然沒有直接入朝，但卻能通過這些官員達到參與政治的目的。
但是，榷鹽商的存在也爲唐政府埋下了隱患。商人逐利乃是職業天性，而唐政府爲了財政收入的增加，並不對榷鹽商擡高鹽價的行爲多加管束，甚至隱隱呈縱容之態。官鹽的昂貴，勢必會帶起私鹽的興起，即使政府對於私鹽商大力打壓，因爲巨大的利潤，私鹽商還是會屢禁不止。
而這些私鹽商在與唐廷的鬥爭中，隨着財富的積累，逐漸組建成一批獨立於唐廷的軍事力量，威脅唐廷的安全，就像黃巢和王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
榷鹽法作爲唐廷自救的一項政策，雖然延緩了唐王朝衰亡的過程，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還能堅持下去。但歷史還是在不斷前進，唐王朝還是走向了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