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的版圖裏，土匪山賊等“江湖人士”們畫地爲牢，是個常見現象。這類亂象，除了助推出一系列“快意恩仇”的武俠故事外，也帶來另一個令許多“票友”們熱議的話題：這些逮啥搶啥且殺人如麻的土匪山賊們，怎麼偏偏不搶進京趕考的舉子們呢?
對這事兒，多年來“票友”們腦洞大開，從“舉子身份”“搶劫成本”“盜亦有道”“山賊良心”等各方面，總結出了無數原因。其豐富內容，簡直可以構建一個行規嚴格的“虛擬江湖世界”。但得先弄清楚一個問題：土匪山賊們真這麼“上道”?看見趕考舉子就不搶?
至少，明代以前，特別是唐宋年間的舉人們，就是一聲淚奔回答：誰說不搶?
比如放在號稱“文化繁榮”“科舉發達”的宋代，那些進京趕考的舉子們，就是沿途大小山賊眼中的誘人“肥羊”。“搶舉子”更是宋代三個世紀裏出名嚴重的治安難題。越是位置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越有山賊強盜出沒，看見趕考的舉子，那更像是打了雞血——宋徽宗政和年間時，舉人秦楚才路過宿州，一進宿州境內就被強盜跟蹤，差點被人抓去煮了。吳興六個舉人來到汴堤時，更被強盜明火執仗，幸虧同行舉人裏有練家子，奮起反抗才脫身……
宋真宗年間的名相張詠(紙幣的發明者)，早年是個趕考舉子時，就遭遇到驚魂一幕：偏巧投宿進一家黑店裏。幸虧張詠一身武功且人又機警，半夜裏一陣惡鬥，殺了黑店店主全家，一把火把黑店燒了個精光。可倘若是個普通舉子呢?百分百的遇害。
而且千萬別以爲，這些山賊土匪只是在窮鄉僻壤裏出沒，宋代這些“江湖人士”們，就是哪熱鬧往哪湊。特別是宋代舉子必走的汴河水道，就是山賊土匪打劫的“熱門地區”。就連沿河的旅店，也是黑店極多，“棄屍河流，沒其衣服財物”的事情極多。
那爲什麼山賊土匪們這麼“青睞”舉子呢?一來大宋“守內虛外”，兩宋大小農民起義四百多次，“山賊土匪”這類“小人物”，官府有時就應付不過來。二來宋代科舉不同明清，舉子趕考得到的官方路費有限，爲了湊足盤纏，好些舉人都帶足絲紗茶等貨物，一路上邊趕路邊賣貨湊錢。對於山賊土匪們來說，這些“有貨”且“反抗力弱”的舉人，就是送上門的買賣，搶劫成本如此低，當然開搶沒商量。
看過這類“舉人都挨搶”的悲催經歷，也不難看到兩宋王朝“富裕”下的低效與遲鈍。“積貧積弱”的國運，已是可以想。
不過，放在明清年間時，宋朝時常“挨搶”的舉人們，也的確是翻了身。雖然明清年間盜賊也多，甚至還出了《天下水路行程圖》這類“防盜手冊”，出行者幾乎人手一份兒。但“搶舉人”的事兒卻極少見，就連在明清野史小說裏都罕見。
這個奇現象，一來因爲明清舉人地位的提高，明清的舉人“功名”，既有“優免”特權，又可出任八九品官職，日常話語權極大，出行趕考趕考不再爲錢發愁，可以享受朝廷的車馬補貼。比如清代順治年間起，趕考舉人可享受二十兩銀子的“盤費”，而且給“驛馬”。另外明代起舉人趕考，一路免收任何“過路費”，路上住驛站進城有會館，拿着“火牌”白吃白住。比起需要湊盤纏的宋朝舉人來，那真是“硬茬子”。
但最重要的原因，卻是明清時期，中國驛路交通條件的空前提高。
土匪山賊們要打劫，“作案條件”非常重要。宋代防衛鬆散的汴河沿線，或是州縣交界的窮鄉僻壤，都是天然的“打劫場所”。但放在明清的驛路上，這類“好條件”基本不存在。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明王朝就以空前的力度，全面鋪開驛路建設。明朝立國僅僅三十年，大明朝的驛路就突破了十四萬裏，水路驛站多達1900多個。明成祖“靖難”後更進一步，向北驛路修過了黑龍江，向西修進了烏斯藏，全國形成密集交通網。
明清兩朝舉子們趕考，走的就是這一類水陸“驛路”。
尤其比唐宋元歷代更進一步的，就是明清驛路的交通條件：明清的驛路，道路更加筆直寬闊。比如唐宋年間時就連通廣東與內地的“大庾嶺路”，明代時就大規模拓寬，路面改成青石長條，且兩側補種了一萬五千多棵鬆梅。不但交通便利，環境也十分優美。西班牙人拉達就形容明朝的驛路“能容15騎並排通過”，且“寬闊筆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拉達的西班牙使團，曾沿着明朝驛路前往福建，路上曾遭遇暴雨，結果一場雨後，“路面依然乾淨平整”。
而到了清代時，中國的南北交通驛路，也是又進一步，變成了“官馬大路”。哪怕東北西南西北邊陲地區，與內地也有寬闊“官馬大路”連接。各地舉子進京趕考，走的都是這樣的水陸好路。對這強大的交通系統，明清兩朝的管理也空前嚴格。明代的水陸驛路上，每60到80裏就要設置驛站，每10裏還有遞鋪，部署鋪兵。大運河等水路動脈上，更是一路都有“遞運所”“巡檢司”，防衛十分森嚴。
在明清兩朝的六百年裏，“漕運”“驛路”的穩定，也是考覈官員的“硬指標”：別說是鬧賊，哪怕是“失於修理”都要“笞三十”，橋樑損壞更要“笞四十”。鬧賊那更不是鬧着玩的。所以雖說明清兩朝山賊土匪不少，連帶着“安全手冊”都賣火。但無論是陸上的“響馬”還是水上的“水匪”，都主要是在偏僻地區活動。跑到“驛路”“運河”上來撒野?那借個膽子都不敢。所以哪怕舉子們手無縛雞之力，也可以放心走“驛路”“官馬大路”。
以這個意義說，土匪山賊們不劫舉子，哪裏是因爲舉子“身份高貴”?又哪裏是因爲“盜亦有道”?不敢劫“官馬大路”“驛路”纔是真。
這樣強有力的道路建設與管理，也造就了明清年間，古代中國領先世界的交通效率：《粵劍編》記載，明朝官員王臨亨從蘇州出發，先走驛路再走水路，前後經過了南直隸、浙江、江西、廣東四省的近三十個驛站，不到二十八天就抵達目的地廣東南雄。放在古代條件下，這就是絕對的“高鐵速度”。多少繁華的“中興”“盛世”，多少經濟文化發展的成就，就是這“強大交通網”撐起。山賊土匪?那真是躲都躲不及。
不過這類“好風光”，也基本都在太平盛世年月。放在王朝衰落甚至末世時，又往往是另一幅景象：鴉片戰爭前夜的道光年間，不但南北各省都有土匪，就連一向安全的“官道”“漕河”也成了重災區。京杭大運河上的水手們都組成團伙，白天撐船晚上搶劫，趕考舉子也照搶，搶完就溜之乎也。還有土匪公然在運河上設立“鹽關”，大肆收“過路費”。氣得道光皇帝連發嚴旨，卻照樣抓不住……
在那個年月，別說是作爲“天子門生”的舉子，就算是官員，也照樣挨搶。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四年後，廣州香山縣巡檢就在出行路上被當地土匪綁票，連鬍子都給剃光，差點命都送掉。給清王朝落後捱打的年月，做了個狼狽的註解。
相比於清代這怪像，明朝萬曆年間晚期時，一位趕考的舉子，更留下發人深省的記錄：萬曆四十四年(1616)，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趕考，憑着“舉人特權”走了一路“驛路”的他，看到的是當時席捲山東全境的饑荒，沿途百姓餓殍遍野的慘景。以至於抵達北京後，他還“毛骨凜凜”。但會試結束後，那些與他一路同行，共同親歷慘景的“天子門生”們，卻是每天燈紅酒綠中暢飲，各個“聲歌誘耳，繁華奪目”，百姓疾苦?與我何干!
這悲慘一幕，也叫良心未泯陳其猷怒從心頭起，憤然寫下了《饑民圖》，一字一淚寫下大明朝的盛世危機百姓寒苦，更怒斥那些享盡特權的“天子門生”們，對國家命運“竟漠然不相關矣”的醜態。他寫這篇文章時，距離明朝亡國，已不到28年。接下來大明朝亂民四起，風雨飄搖的一幕，崇禎帝含恨上吊的悲情，多少伏筆，竟埋在文中。
“山賊土匪搶不搶舉子”的話題，卻也藏着這樣生動的歷史迴響，值得我們在幾百年後重新聆聽，警鐘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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