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4年，距離大明王朝滅亡已整整一甲子。清帝國的藩屬國朝鮮此時正在祕密的進行着一場“甲申六十年祭”的紀念明朝大型儀式。這多少有點時光錯亂的感覺，要知道，隨着臺灣在1683年的歸於一統，大明朝最後一面王旗在中華已銷聲匿跡了21年之久。
這一年，朝鮮肅宗國王在自己的王宮後苑中建起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建築——“大報壇”，以至高無上的祭天之禮祭祀明朝神宗萬曆皇帝，自此也成爲了朝鮮王朝今後兩百年間最爲隆重的祭禮。
這一幕只是明亡之後，朝鮮思念明朝的一個縮影，實際上，有清一代，朝鮮在從軍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時，朝野之中始終瀰漫着以明朝爲中華正統，把清朝視爲夷狄而與之虛與委蛇的主流意識形態，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誇張的是，包括幾任國王在內，朝鮮也不乏以“驅逐韃虜，反清復明”爲己任的極端主義者，朝鮮的孝宗國王甚至有“養精兵十萬，出其不意，直抵關外”的具體軍事構想，而大清皇帝始終被矇在鼓裏。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華正統觀的朝鮮一直都是以“藩國”自居，尊中原王朝爲宗主國，但在歷代王朝中，朝鮮最爲心悅誠服的卻是明朝，朝鮮國內甚至有學者將明朝看成“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明朝山河破碎之際都無改初衷。
中國的明清時代對應的朝鮮王朝爲李朝，事實上，李朝的創建就是朝鮮忠誠於大明的一個最好例證。朝鮮高麗王朝在與朱元璋發生領土爭端之後謀劃進攻遼東，不願伐明的高麗大將李成桂先是苦諫國王遭拒，之後便發動政變推翻了高麗王朝，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稱王之後，迅速上書朱元璋要求天子賜予“國號”，朝鮮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賜名後堂堂正正的成爲了“朝鮮”。
以上所說的朝鮮“大報壇”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洪武、明神宗萬曆、明思宗崇禎。在朝鮮李朝的歷史觀中，正是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鮮對大明萬世不易的忠誠。
雖然萬曆皇帝在中國歷史上聲名狼藉，但卻是朝鮮歷史上最爲尊崇的中國皇帝。朱元璋的“賜名”被朝鮮王朝認爲是“大造之恩”，而萬曆的“抗日援朝”則被朝鮮認爲是“再造之恩”，事實上，這也正是“大報壇”的修建初衷。在朝鮮君臣的心目中，萬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帶上了“捨己救人”的悲劇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於東征”，朝鮮的肅宗國王甚至“內疚”地認爲，如果不是出兵朝鮮而損耗的國力，明朝就算亡國，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樣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樣旋踵亡國。
如果說朝鮮對於明朝有着超出尋常的“忠誠”，那麼朝鮮對於清朝的仇恨與蔑視也同樣深入骨髓。從大的方面說，朝鮮深受儒家正統觀的影響——“華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義”，在朝鮮主流意識形態中，只有作爲東夷的朝鮮才實現了“由夷變華”，成爲“小中華”，其他任何少數民族，都不可能繼承中華正統，滿清即使入主中華始終還是“夷狄”。
但朝鮮可能另有始終無法撫平的隱痛。明朝中前期，滿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籬下棲身朝鮮北部，朝鮮以“天朝上國”的姿態對待女真諸部，雙方完全處於尊卑不平等的關係。最丟人的是，就連努爾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也就是列於清王朝譜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稱臣於朝鮮。滿族曾被朝鮮視爲“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後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這讓朝鮮如何能忍?
明清戰爭爆發後，朝鮮國王光海君曾想採取“中立國”態度，在關鍵的薩爾滸大戰中(1619年)還密令參戰的朝鮮將領出工不出力，最後竟臨陣降清(那時還叫後金)。但光海君這一政治態度顯然不見容於朝鮮的王室和士大夫階層，被加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的罪名由宮廷政變(1623年)廢掉了光海君。這對於之後的朝鮮國王無異於一次血的教訓：如果誰放棄了“尊明攘清”的國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
在光海君之後即位的仁祖國王顯然接受了這一教訓，在明清戰爭中立場堅定的站在了明朝那一邊。1627年，朝鮮桀驁不馴的態度終於惹怒了皇太極，命阿敏率軍進攻朝鮮，兵鋒所至，朝鮮軍隊潰不成軍，開戰十幾天就丟掉了平壤，只得求和，這也就是朝鮮歷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亂”。戰場上雖然一塌糊塗，但朝鮮在停戰談判中卻自認“春秋大義”在手，表現得無比強硬，對於後金提出和明朝斷絕關係的要求堅決抵制，彷彿在戰場上取得壓倒性優勢的是自己，後來阿敏竟然也服軟了，還稱讚對明朝忠貞的朝鮮是“節義之國”。
在談判桌上“大獲全勝”的朝鮮之後對後金仍然是愛理不理，對明朝則仍然是熱絡有加。1636年，皇太極稱帝建立清朝時，朝鮮非但不朝賀，連清朝使臣都不接待，這讓皇太極勃然大怒，隨即親征朝鮮，這就是朝鮮史上的“丙子胡亂”。對於這場戰爭，2011年的韓國電影票房冠軍《最終兵器：弓》將朝鮮軍民描繪得可歌可泣，箭術天下第一，還擊斃了清朝的太子，但實際上呢，這次朝鮮敗得比上次還慘，十二天就丟掉了都城，曾有四萬守軍被三百清軍騎兵大敗的經典戰例。
最後，連仁祖國王都被困南漢山城。在這次的城下之盟中，朝鮮也曾一度放出“所爭者義也，成敗存亡不論”的狠話，但皇太極這次顯然吸取了上次憋屈的談判教訓，咬死了逼朝鮮與明朝斷交這一條，要求朝鮮轉而向清朝稱臣。最後，朝鮮君臣只得屈服，還被迫將朝鮮的世子送到瀋陽當人質。可就是這樣的無奈之舉，仁祖晚年還是遭遇了叛亂(後被鎮壓)，而理由還是老樣子，誰讓你臣服清朝來着。
據《明史･朝鮮列傳》記載，當內外交困的崇禎聽說仁祖國王被困南漢山城時，當即命令總兵陳洪範調集“各鎮舟師赴援”，後來半途聽說朝鮮已降才作罷，而崇禎不僅沒怪朝鮮投降，反而責備陳洪範救援不力。崇禎的這一“義舉”，在多年後也被朝鮮英祖國王贊爲“清兵滿遼陽，流賊遍佈中原，然猶欲涉海出師，遠救屬國。中夜念此，不覺淚下”。也正因如此，崇禎後來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報壇。
皇太極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鮮歷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國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滅亡後的第五年，曾在瀋陽度過了八年人質生活的孝宗國王即位，屈辱的人質生涯讓孝宗對清朝恨之入骨，還在做人質時就寫下了“我願長驅百萬兵，秋風雄鎮九連城”的“反詩”，即位後便正式啓動了他反清復明的政治藍圖。
孝宗反清復明的精神導師是朝鮮大儒宋時烈，在他的謀劃下，孝宗一邊大肆起用所謂的忠良之後義理之人，一邊花重金擴軍備戰，“故欲養精炮十萬，愛恤如子，皆爲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據說，孝宗本計劃在1661年起十萬大軍北伐，但16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
在後人看來，孝宗的北伐計劃顯然是荒謬不經的，先不說朝鮮的十萬大軍是否湊得齊，即使有了十萬大軍，憑朝鮮那“四萬守軍被三百清軍大敗”的歷史前科，也無非是烏合之衆罷了。
可以說，朝鮮北伐計劃的唯一機會在於清朝的內亂，而後趁亂起事。1673年，機會還真的來了，三藩之亂爆發，可這時朝鮮卻又遲疑了。當時朝鮮有大臣上書給顯宗國王，認爲吳三桂起兵“乃千載一時，應結集出兵，以完成孝宗遺願”，朝鮮的儒生們也是羣情激憤，國內一片北伐之聲。可就在這“千載一時”，才34歲的顯宗突然駕崩了，剛剛十三歲的肅宗接位，北伐這事又黃了。朝鮮正史《李朝肅宗實錄》辯解到，朝鮮此次痛失良機完全是因爲顯宗突然駕崩所致，“乘此之機，我若提兵渡遼，直搗巢穴，王師攻其南，我兵擊其西……則可以掃清腥穢”。書中甚至大膽推測，如果三藩之亂髮生在孝宗時代，孝宗“必仗忠烈，奮神威”北伐中原。
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無論朝鮮事後如何痛心疾首，這一北伐時機終究一去不復返了。之後的朝鮮，如同文章一開頭所說的，對於“反清復明”的夢想，只能在“大報壇”的祭祀中，只能在精神層面一遍遍地重複，實質上的“反清復明”還未及開始已然結束。
不僅是官方的“大報壇”，朝鮮民間對於明朝的種種尊崇也一直未斷絕。宋時烈晚年隱居的華陽洞後來成爲了朝鮮儒林中的“崇明中心”，後世儒生流行在洞中和附近的萬東廟摹刻明朝皇帝御筆，舉行各種思明儀式，最著名的勝蹟是，華陽洞中有孝宗國王的御筆“大明天地，崇禎日月”，意思是明朝雖亡，唯獨朝鮮保有“大明天地”，用當時朝鮮一位大儒的話來說就是，“朝鮮乃大明之朝鮮也”。
儘管此時朝鮮官方文書的紀年在明亡後早已採用清朝的年號，但在私下裏，無論是私人文書，還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紀年，用清朝年號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當時朝鮮的主流是採用崇禎的年號，以至於出現了“崇禎兩百多年”的奇事，19世紀下半葉還有朝鮮儒生自豪的說“喚我作大明人”。
這可謂是世界歷史上最獨一無二的現象：某位皇帝在本國早已成爲前朝舊人，但在鄰國的紀年中卻還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存在着。對此，朝鮮儒家大師樸趾源在“燕行錄”名著《熱河日記》中一語點明稱：“尊崇禎以存中國”。既然軍事上無法完成反清復明的夢想，就讓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遠地活在“崇禎”的年號中吧。
平心而論，從順治開始，清朝皇帝對於朝鮮可謂是恩寵有加，無論在經濟上還是禮儀上對於朝鮮的態度甚至都要超過明朝，又是減免歲貢，又是優待朝鮮使臣，甚至還親自寫詩賜予朝鮮國王。到了乾隆時代，朝鮮對於清朝的態度終於發生了“轉折性”的改變，對於清朝皇帝不再背後稱爲“胡皇”，而稱“皇帝”，對清朝皇帝的評價也公允起來。
然而，此後朝鮮對於清朝態度的改變也無非就是放棄了敵意，不再意欲顛覆清朝而已，但這遠遠不等於說朝鮮就真心認同清朝，更不等於說朝鮮放棄了對明朝的尊崇與忠誠。事實上，一直到20世紀初，朝鮮國王對於“大報壇”的祭祀纔在延續了兩百年之後最後停止，這在實質上已成爲了朝鮮王室的“家法”。
“朝鮮乃大明之朝鮮也”，朝鮮始終踐行了這一承諾，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禎265年”，朝鮮纔在曆書上最後結束了崇禎紀年。此後一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朝鮮亡國。朝鮮與大明，也算是“與國同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