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皇帝頭疼的是藩鎮，藩帥頭疼的卻是手底下的士兵。
各藩鎮兵卒，逐帥殺帥，有同兒戲。從代宗廣德至僖宗乾符110餘年間(763～879)，各藩鎮共發生的171起動亂中，兵卒譁變高達99起，佔整個動亂的60%，令人咋舌。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說：
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
“方鎮兵變比比而是”的主要原因，出奇的簡單，就是士兵爲了謀求經濟利益。任何一種削減衣糧的舉動，都會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既而聚衆作亂。宣宗大中時期，南方藩鎮“數有不寧”，就是因爲藩帥“停廢將士，減削衣糧”。
哪怕不是有意削減，而是財政緊張，暫時缺欠，士兵們不會有一絲的體貼，照樣會訴諸暴力。宗室大臣李囯貞，擔任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出鎮絳州。由於軍中素無儲積，當地又甚爲貧窮，軍費一時供應不上，很快便導致兵變，“攻國貞，夜燒衙城門”，最終被殺。
其最甚者，只要藩帥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慾，他們一樣會舉刀相向，所謂“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武寧節度使經常被士兵驅逐，究其主因，就是士兵爲了獲取賞賜。宣宗曾派田牟去鎮守，田牟爲了讓士兵安帖聽命，不惜與衆兵稱兄道弟，供以美酒佳餚，甚至“把板爲之唱歌”，但一衆士兵“猶喧噪邀求，動謀逐帥”。
01嗜利之因
唐朝前期，充當府兵，是爲國家盡義務，要自備衣糧及部分軍事裝備，沒有較好的家庭條件，是難以置辦得起的。選拔府兵的標準是“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也就是說，經濟條件是首要標準。
隨着府兵制的衰落和瓦解，開元以後，職業兵成爲軍隊的基本成員。與府兵不同，這些由招募而來的職業兵，大多數是破產農民，甚至有的是無業遊民或者無賴之徒，他們一般都沒有多少私有資產，當兵的目的，就是以此爲職業，靠軍餉維持生活。
而且很多職業兵，往往拖家帶口，妻兒老小都靠他一人的軍餉來養活。建中初年，德宗派欽差大臣前往河北，準備裁減魏博兵卒四萬人，魏博節度使田悅心中不滿，便激怒部下說：“而(爾)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士兵聽聞此言，一個個痛哭流涕。田悅再拿出家財，把被裁減的士兵保留下來。沒過多久，在河北諸鎮聯兵叛亂中，即所謂的“四王二帝之亂”，被裁減的士兵尤其賣命，成爲反叛軍的主力。
誠然，唐朝有完善的勳官入仕制度，士兵可以通過在戰場殺敵立功，獲得勳階，然後步入仕途。這也是府兵能夠獲得的最主要的報酬。但從高宗中期開始，“授勳者動盈萬計”，勳官被拿來大肆封賞。勳官僞濫，其含金量自然大打折扣，首先是地位下降，勳官的地位原本可以與公卿相提並論，此時卻比胥吏還要低下，《舊唐書》卷42：
(勳官)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於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與此同時，由勳官入仕的道路也越加艱難。勳官並不能直接入仕，需要先獲得散官，然後通過吏部銓選，授予職事官，這纔算真正當上官。但獲得散官、銓選都有年限限制。高宗中期之前，勳官階級高者，僅須一兩年，便能獲得職事官，但在此之後，最少需要六年，若是勳官階級較低，則要十幾年。
而且銓選作爲任職前的考試，並非一定能通過，若是不通過，只能三年之後才能再次參加銓選。銓選過程中所需的知識文化、時務經驗，於大多數出身較好的府兵來說，並不存在多大的阻礙，但對基本出身底層的職業兵而言，卻無異於攔路猛虎。質言之，唐代中後期，普通職業兵想由勳官作爲跳板，進入仕途，是極其困難的一件事情。
正因爲職業兵需要養家餬口，當官的機會又極渺茫，所以他們普遍採取務實的態度，只想謀求眼前的經濟利益，甚至拒絕被賞賜勳官。李商隱做桂管防禦使鄭亞幕僚的時候，就寫過《爲滎陽公奏請不敘錄將士上中書狀》，畢竟告身(即頒發的證書)還需要本人支付一筆費用呢，拿來又沒有實際價值，根本不合算。
藩鎮職業兵沒有什麼忠誠、服從之類的品質可言，也毫無榮譽感，“利在此而此爲主矣，利在彼而彼爲主矣”，誰給的錢多就倒向誰，誰損害他們的經濟利益就反誰。
元和年間，魏博歸附朝廷，憲宗爲了收買人心，賞錢高達150萬貫，“軍中踊躍歡叫，向闕拜泣”。看到魏博士兵獲此厚利，河北其它藩鎮的士兵便坐不住了，高叫：“恩澤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後來成德、盧龍相繼歸附，朝廷各許諾賜錢100萬貫，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由於朝廷財政枯竭，允諾的賞賜並沒有及時兌現，相反本鎮幫助朝廷打仗還要自籌軍費，朝廷又準備裁減各藩鎮的兵卒，軍人們便不高興了，所以裹挾着節度使，相繼復叛。魏博節度使田布本不願反叛，結果被本鎮士兵逼得飲劍自盡，所謂“裹挾”，這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02主要“受害者”
藩鎮士兵爲了經濟利益，雖不乏跟朝廷作對的例子，比如河北三鎮的復叛，建中四年(783)的“涇原兵變”，但最主要的“受害者”，卻是各節度使、觀察使。
在租庸調時代，全國財富由中央統一調配，軍隊的軍費自然也由中央調撥。但自從實行兩稅法以後，情況卻完全不一樣。兩稅法的一個核心便是上供、留使、留州三分制，即將各州所收賦稅分爲三份，一份本州自留，一份交給所屬藩鎮，一份上供中央。其中留使、留州部分，包括了地方的一切財政開支。
也就是說，兩稅法之下，各藩鎮的軍費，由地方財政支出，而不是中央，其軍費支配額度，則掌握在節度使手中。這就意味着，在本鎮財賦分割上，士兵與藩帥處於對立狀態。正是“冤有頭，債有主”，當士兵爲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或是謀求賞賜而作亂時，其矛頭所指，必然是本鎮節度使，而不是朝廷中央。當然，如果中央損害了藩鎮士兵的利益，那便另當別論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的神策軍也就是職業軍人，但卻未出現因經濟利益譁變作亂的情況。其原因也很簡單，神策軍作爲天子親軍，待遇豐厚，遠高於普通藩鎮軍。僅最基本的軍餉一項，便是一些普通藩鎮士兵的三倍，何況皇帝還時常施予額外的賞賜，各種節日、新帝即位的賞賜，甚至已成慣例。敬宗即位時，在國庫艱難的情況下，仍然賞神策軍每人錢十貫、絹十匹。按張國剛先生的計算，唐代後期，平均每個藩鎮士兵一年所需經費，也不過24貫左右。如此超高的經濟待遇，神策軍當然不會因“利”妄生事端。
03百姓遭殃
由於藩鎮士兵引發的動亂，多出於經濟利益，沒有政治目標，且通常發生在藩鎮內部，這就削弱了藩鎮本身的實力，因此從政治層面來說，對唐中央倒是一件好事。
這些嗜利的職業兵，藩帥既戒懼，可要想維護自己的統治，又少他們不得，故藩帥一般“不敢制以威令”，而是儘可能滿足他們的經濟利益訴求。在這背後，必然伴隨着各各種刮地皮的措施，所以最終遭殃的，倒是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