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古代中國在不同時期爲抵禦塞北遊牧部落聯盟侵襲而修築的規模浩大的軍事工程的統稱。長城東西綿延上萬華里，因此又稱作萬里長城。長城建築於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現存的長城遺蹟主要爲建於十四世紀的明長城。據2012年國家文物局發佈數據，歷代長城總長爲21196.18千米;而國家文物局曾於2009年公佈明長城調查數據，中國明長城總長爲8851.8千米。長城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偉大的奇蹟，是中國悠久歷史的見證。它與羅馬鬥獸場、比薩斜塔等列爲中古世界七大奇蹟之一。1987年12月，長城被列爲世界文化遺產。
作爲一箇中國人，沒有誰是不知道“長城”的。綿延萬里的城垣巍立在羣山起伏之間，“不到長城非好漢”是無數登上長城者最好的抒懷之語。
所謂的長城，也稱長牆、長垣，其實就是拉直、拉長的城牆，或者說是以中央王朝爲核心、面向北方的浩大城防。長城自公元前七世紀前後開始修築以來，到17世紀才基本停止，時間跨度達兩千多年，總共有二十多個朝代和諸侯國家修築過長城。其中以秦、漢、明三個朝代貢獻最大，修築的長城都超過了1萬里。
毫無疑問，長城作爲一種大型防禦型工事，其基本作用是抵禦敵人的進攻。但對於修築長城的根本原因，以及長城最初的功用，卻有值得思考、討論的地方。
(一) 氣候：從大規模變冷到外敵入侵
氣候變化，包括降雨(雪)量增減、氣溫高低變化、極端異常天氣出現等等，同時也包括隨之產生的植被更替、農作物產量豐歉、疫病流行等。氣候變化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是較爲緩慢的，因爲只有長期的、大規模的氣候變化纔會較爲徹底的破壞原有生態。這種破壞先是面向食物鏈最底層的植物、草食動物，然後纔是高層的食肉動物、人。所以氣候變冷帶來的影響對於氣候變化本身具有一定的滯後性。
人作爲地球上的一種生物，時刻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是一場會議、一天行程、一月計劃、一年工作，甚至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乃至於一個國家的存亡。我們所熟知的樓蘭古國，就是氣候變化的一個犧牲品。在中華文明有史可考的3500年中，曾經歷過三次氣候溫暖時期和三次大規模變冷，每一次變冷都會對歷史產生極爲重大影響：
第一次大規模變冷是在西周時期，大致爲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850年之間。在此次變冷之前，廣闊的中華大地一直處於“仰韶暖期”，年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3℃，溫溼的天氣使得植物欣欣向榮，肥沃的土地上植被非常茂盛，到處都是廣袤濃密的森林，包括中國的西北部也是這樣。密佈的森林一方面爲人們提供大量的食物來源，一方面也阻礙了各個部落之間的交流與溝通。這一次氣候變冷，年平均氣溫降低了4℃以上，據《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記載，原先溼熱的長江、漢江流域在公元前903年冬天的時候居然結冰：
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八引《史記》，案《史記》無此事，殆《紀年》文也)
氣候的異常變化，造成了原來的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很多森林向草原退化，而且食物的來源也銳減，使得各個民族之間關於食物獲得的碰撞與鬥爭空前激烈。於是中華大地文明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民族融合開始。與此同時，氣候的變化也使得農業方式由以前的採集漁獵迅速向農田耕作轉化，代表農耕文化的周人於是順理成章的成爲中華文化的主流。
此次氣候變冷，受到影響最大的還是處於中國西部內陸的少數民族，包括戎狄、玁狁等，因爲那裏生態環境惡化的最嚴重、最迅速，尤其是森林的退化。由於食物的匱乏，爲了生存，戎狄、玁狁開始了對中原民族的入侵。我們在《詩經》中就可以看到很多關於抵抗異族的詩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狁孔棘!(《詩經·小雅·采薇》)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詩經·小雅·六月》)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詩經·魯頌·閟宮》)
周王朝多次與犬戎、玁狁交鋒。周都鎬京，接近戎狄，汧渭兩水中間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線。西周前期國力鼎盛時，對戎狄作戰多有斬獲。中期以後，國力衰微，戎狄屢次寇周，在宣王時候，戎狄入侵更加嚴重，戰爭互有勝敗，於是開始依靠修築一系列的城防禦阻止戎狄深入。這可以說是長城最早期的雛形。
這一次大規模變冷只有15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造成的後果卻是西周的滅亡，但更大的後果卻是退化後的中國西北內陸，開始漸漸“培養” 中國以後兩三千年的心頭大患：遊牧民族。
第二次大規模變冷是在東漢至南北朝之間，大致約在公元1~520年左右。這次變冷持續的時間是三次中最長的，但是變化得很緩慢，在150~180年間才完成此次大規模變冷，而前一次和後一次都是在三四十年間就迅速完成;而且此次變化的幅度也不大，年平均氣溫只下降了2℃左右。就其帶來的災害性後果，卻不容小覷，一個是鼎鼎有名的“五胡亂華”;另一個就是中國北部、東北部的森林也開始退化，漸漸成爲遊牧民族發育、發展的“溫牀”，於是以後侵擾中原的民族的起源地漸漸從中國的西北部向東北部轉移。
而第三次大規模變冷則是發生在北宋中後期到元代中前期，時間是在1100~1300年之間，年平均氣溫減低了3℃以上。迅速的氣候變冷、糧食減產、疫病流行，使得將漢文化發展到頂峯的大宋朝頃刻間坍塌。在這200年間，先後有女真、蒙古兩種少數民族南下，有遼、北宋、金、南宋等政權覆滅。受到後繼持續的影響，就在這不久後的幾十年間，疆域最遼闊的蒙元王朝也分崩離析，走入歷史的塵埃。
衆所周知，明末也是處於一個氣候變冷的小冰期，導致山西、陝西的降雨量銳減，農作物連年歉收，從而大批農民爲了生存，被迫參與造反。即便是崇禎皇帝再怎麼宵衣旰食，也最終鬥不過強大的大自然，回天乏術的大明朝在一羣饑民與亂民的造反中灰飛煙滅。滿清乘虛而入，得了漁翁之利。
從歷次遊牧民族入侵的時間看，可以發現他們入侵中原的時間間隔是越來越短的，以前是一兩百年一次，漸漸變成了幾十年一次、十幾年一次，這是爲什麼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與氣候變化有關。
氣候變化會使得內陸的森林向草場退化，而遊牧民族在草原上有意無意的舉動也會加速森林的破壞，同時也會造成草場向荒漠化演變。在生態環境中，森林對於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是遠遠好於草原的。早期內陸還是森林或疏木草原的時候，對於氣候變化有一個很好的緩衝。等全部變成草原的時候，容災能力就大幅度下降，一場大的暴風雪、一場突如其來的旱災，就會使得牧草枯死、牛羊大批死亡，遊牧民族的生存舉步維艱。爲了活下去，南下掠奪就成了擺在他們面前的唯一選擇。所以他們入侵中原的頻率越來越高。
在《禮記·中庸第三十一》中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如果我們從氣候變化最終會影響政治格局的角度來看，是具有其非常正確的一面的: 在氣候溫熱潮溼、且相對穩定的年份裏，植物生長繁茂、農作物產量增加、各種動物孳生繁育，人民也安居樂業，塞外的遊牧民族也安心呆在水草豐美的草原，這本身就是禎祥，國家興旺自然是指日可待。而如果全國到處都是洪水爆發、或者乾旱肆虐，糧食連年歉收，遊牧民族時時南下侵擾，又何談什麼“禎祥”呢?政府一旦處置失當，就難逃“國家將亡”的命運。在中國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點：比如號稱盛世的春秋、秦漢、隋唐、北宋，都是處於氣候溫熱且相對穩定的時期;而所謂的亂世，諸如“平王東遷”、“五胡亂華”、“靖康之難”等，都是處於氣候大規模劇烈變冷之後的。
(二) 馬匹：從牽引戰車到個人騎乘
人類很早就對馬進行了馴服使用，作爲世界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自然也不例外。事實表明：一個人的日常用語，可以準確的反應此人所接觸的事物及其興趣品味;而一個民族的語言詞彙，則可以反應該民族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據說在滿語中，專門用來描述河水上波紋大小與形狀的詞語就有十六個，這是因爲滿族早期是一個漁獵民族。而我們在《爾雅·釋畜第十九》中看到，對於馬的描述用詞，遠遠多於牛、羊、狗、雞中的任何一類，甚至比它們四種的總和還要多一倍。仔細閱讀《爾雅·釋畜第十九·馬屬》，品味對於種種細微差異的馬匹命名用語，就能知道我們的先民對於馬匹的瞭解和關心：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啓。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顙，白顚。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爾雅·釋畜第十九·馬屬》)
駵白，駁。黃白，騜。駵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青驪，駽。青驪驎，驒。青驪繁鬛，騥。驪白雜毛，駂。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鬛，駱。白馬黒脣，駩。黒喙，騧。一目白，瞷。二目白，魚。(《爾雅·釋畜第十九·馬屬》)
對身體不同部位白色、到各種毛色的馬，都分別加以命名，由是可見對馬熟悉之一斑。
在先秦古書上，尤其是在戰國以前的，通常是車馬並舉，僅舉《詩經》爲例：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詩經·國風·唐風·山有樞》)
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詩經·小雅·十月之交》)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詩經·大雅·抑》)
這種用法在《周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中尤多。有時候單說一個“馬”字，就是指的是“馬車”，如在《論語·雍也》中說“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論語·公冶長》)對照着看，就知道所謂的“乘肥馬”就是乘肥馬駕的車。
爲什麼“車馬”並舉呢?那是因爲在戰國以前，馬匹還是主要作爲牽引馬車來使用的。至於先民們爲什麼不把馬匹作爲騎乘，主要是那時候馬鞍、馬鐙還沒有被髮明，馬匹在跑動時候，一方面人在馬上顛簸的非常厲害，並且很容易從馬上摔下來;另一方面是中國大地當時植被較爲繁茂、森林較爲完整，道路和田野並不適合快速行進，所以馬匹還不適合作爲個人騎乘。我們在《說說中國春秋時期的“行軍”》一文中說過，那時候軍隊每天只行進三十里而已，因而馬匹快速行進的重要作用也沒有被發覺。而馬車的穩定性、實用性、便利性在當時都得到全方位的肯定，所以馬就與車結下了不解之緣。
馬車也因其速度、穩固，而成爲戰爭中利器。在春秋時期，軍隊的結構往往依據馬車來編制，軍隊的數量也常常通過馬車來計算。如《左傳?隱公元年》：“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即只言車數，而不言人數。且馬車也是一個國家最主要的軍事力量。《左傳?隱公四年》有：“秋，諸侯復伐鄭……諸侯之師敗鄭徒兵。”沈欽韓《春秋左傳補註》雲：僅敗其徒兵，足見鄭雖敗，未受大創。如果車戰敗了，那就是大敗了。
車戰在中國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是大約從商朝至西漢初期，春秋尤以車戰爲主。在多次戰爭中，將領們發展了一套成熟的車站作戰技巧。而且由於馬車對於散兵具有巨大的優勢，所以以車戰爲主的春秋時期，中原諸侯對於四周的犬戎、玁狁是具有絕對的優勢的。
在春秋戰國之際出現了騎兵，據說晉的知伯要圍攻趙，趙襄子派延陵生“車騎先至晉陽”(《韓非子·十過》)。 當遊牧民族把馬作爲個人騎乘之後，事情發生了變化：由於森林的退化，適合戰馬奔馳的遼闊草原已經漸漸在西北、北方形成;草原上艱苦的生活練就騎馬所需的體魄與技巧;草原適合馬匹的生長與育種……當到趙武靈王時期(公元前325~公元前299)，遊牧民族的騎射水平已經漸漸開始高於中原。趙武靈王採取“胡服騎射”，一方面是因爲胡用騎兵，其勢不得不以騎兵爲主力;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發現以前的車戰不再具有優勢呢?
孫臏曾經指出“用騎有十利”(《通典》卷一四九)，作爲靠近戎狄的秦、趙的騎兵最先發展起來，並嚐到使用騎兵的甜頭，作爲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愈來愈受到重視，其戰術戰法也領先於中原各國，尚可與遊牧民族一較高下。等到漢朝以後，中原人農耕習於農耕已久，對於“騎射”漸行漸遠的時候，遊牧民族的馬蹄開始成爲中原的心頭大患。
(三) 長城：從侵略據點到固守城防
我們本來是要說的長城，上面卻用大量文字來討論氣候和馬匹。這不是跑題，目的是爲了說明在春秋至秦漢之間中原所面對的大致邊境形勢：
第一、此時氣候處於溫熱潮溼的變暖期，各處的動植物都生長髮育良好，沒有嚴重的長期自然災害，所以西、北邊境的各遊牧民族沒有或者很少有入寇中原的動機。
第二、馬匹的使用，漸漸開始從從牽引戰車轉變到個人騎乘，但戰國中期以前還是不能與戰車抗衡;而戰國以後，秦、趙等與西、北遊牧民族接壤的諸侯國皆重視騎射，戰鬥力也不輸於他們。也就是說，此時西、北邊境的各遊牧民族沒有或者很少有對抗中原的實力。
長城的雛形是西周宣王時期抵抗犬戎修築的城壘。長城正式始建於公元前七世紀前後的春秋戰國時代。當時諸侯爭霸，爲了互相防禦，便在各自的領地上，根據防禦的需要築起了高大的城牆。這是本初的意義。而面對犬戎、玁狁的燕、趙、秦三國也開始在其邊境不斷修築長城。我們在《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很多關於修築長城的史料：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裏。……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列傳》)
可見長城的修築多是在擊敗遊牧民族、在其土地上設立郡縣之後，再“築長城以距胡”的。而不是我們以爲認爲的“因爲抵抗遊牧民族入侵中原而修築長城”。在上升時期，中原的華夏民族是不斷向外擴張的，擊敗周邊的其他民族而據有其地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而被驅逐離開故土的其他民族，自然要想方設法的返回自己原來的家園，“距胡”的真實意義在此。長城，此時是作爲“侵略據點”的。
我們發現秦長城以東以南的中原地區，是以粟、黍爲代表的旱地農業區，也就是漢民族首先發展的地區;秦長城以西以北，則是草原遊牧區和漁獵狩獵區，是北方遊牧民族和狩獵民族分佈與發展的區域。再用今天的視角來看，如果把秦朝最終修築起來的長城連接起來，與年400毫米降水線基本重合。年400毫米降水線意味着什麼呢?對於中國固有的耕作方式，在灌溉技術沒有得到改進或解決之間，這道降水線是區分該處土地是否適合耕作的最主要依據。如果年降水量高於400毫米，那麼耕種就可以獲得較爲穩定且可觀的收益;而要低於400毫米，那麼耕種的回報就會銳減，甚至是虧本。這就值得思考了：難道這些都是巧合?當然不是巧合。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雲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裏。(《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列傳》)
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裏。(《史記·蒙恬列傳》)
秦朝武力盛極一時，他選擇征服的目標都是適合耕作的地方，在不適合農墾的地方，居民人口會銳減，價值也會降低，此時軍隊就會停下腳步。這也是爲什麼始皇帝在九原、雲陽修築長城，而向南一直進軍到桂林、象郡的主要原因。秦朝所統治的疆域，也一直是以後中原王朝所能有效統治的區域，這就與此區域內都是農耕民族有關。
當秦在年400毫米降水線附近修築了長城之後，長城就成爲劃分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界線。尤其是在漢初，長城以北被匈奴統一之後，形成了遊牧區與農業區統一兩個強大政權對峙的局面。漢文帝曾寫信給匈奴單于說：
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漢書·匈奴列傳》)
漢朝也是大量修築長城的，這是因爲在開通西域之後，在西域防禦北方、西方遊牧民族就迫在眉睫了。這既是對北方匈奴的防禦，也是對西域疆土變相的入侵。至於隋唐以後歷次修築長城，尤其是明朝，那就基本上都是把長城做爲“固守城防”的了。這大家都知道，在此也不再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