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拿破崙“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崙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崙曾經說過這句話”。
“睡獅論”來龍去脈
“睡獅論”源起於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啓超化用，並創作了一則關於“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爲民族國家的象徵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衆的口頭傳播當中
梁啓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啓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指“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啓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並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睡獅論”的傳播
梁啓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於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後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徵意義，反覆出現於各種新興的報章雜誌，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誌。
庚子事變之後，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啓蒙慾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爲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爲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啓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徵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尋找西方代言人
拿破崙與睡獅寓言相結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崙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爲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可知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已經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崙名下了。不過，這一說法在國內似乎不大流行，朱執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