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網絡論壇似乎流行一種趨勢-------逢清必反，各種原創的、轉載的、抄襲的文章只要掛上批清的標籤，便能激起底下一片唾罵聲，其中就算偶出個把理性的聲音，也迅即被口水匯成的汪洋大海淹沒。
當年隨着百家講壇的開播，社會上掛起一陣歷史風，這本是好事，但就有人喜歡把歷史和當下的“現實責任”聯繫起來，於是誰將爲中國的沒落買單的問題被一再炒熱。而令網友千夫所指的即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滿族人建立的清王朝。
佛洛依德曾把一羣人在反覆鼓譟下出現的某種精神狂熱或亢奮現象叫作“集體催眠”，這種現象在二戰時期的法西斯德國和日本都出現過。而另本人三生有幸的是，我竟然能在21世紀的中國網絡親眼目睹這種“精神病盛況”。似乎只要一有清朝導致中國落後的文章出爐，都能激起底下一羣人“捶胸頓足”、“泣血痛罵”。
憑良心說，如果非要清朝揹負科技、文化落後的包袱，需證明清朝在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上與前朝有着骨架上的差異，但遺憾的是，網絡上的“思想家”們沒有給出任何相關的證據。其實循着中國的歷史脈絡不難發現，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宗法一體化的社會結構就從未發生過根本性改變，秦朝是行郡縣，後面的歷代王朝還是行郡縣，皇權與儒生集團組成的政治力量把中國抓的死死的，任何破土的新苗都無法在這棵參天古樹下茁壯成長。說到科技，四大發明的確驕人，然而真正把這些發揚光大的卻是歐洲人，中國的火藥技術自誕生以來就是憑經驗配比，到了清朝還是憑經驗配比，作鞭炮賺錢比造炮彈更實惠。無論儒家還是法家，基本核心就是實踐理性。
李鴻章與英國首相合影
網上總有一些人喜歡陶醉在自我催眠構制的臆想之中，認爲如果不是清朝入關終結了一切可能，晚明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初署。的確，晚明社會出現了農民與土地分離，工商業城市繁榮的跡象，這與英國圈地運動頗爲相似，但是細緻對比不難發現，兩者存在質的差別。面對農民流離失所的情況，英國都鐸王朝在16世紀頒佈了懲治流浪者和長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放逐流浪者返回本國即處以死刑的條例，迫使失地農民轉化爲無產者。然而面對同樣情況的大明君主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在1441 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詔》中，對失地農民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錢糧外，並允許“離鄉年久，產業已成”不願返鄉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區報官附籍，享受貸款並“免雜泛差役三年”。與英國政府迫使農民離開土地向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流動不同，明朝政府用招撫的辦法，讓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以維持地主經濟結構的穩定。而與英國大量失地農民流向城市的另一個重大區別是，明末流民涌入城市是王朝崩潰的前兆。
烏什酋長獻城圖
再說城鎮發展，歐洲的城市是封建農村經濟對立的產物，也是封建專制統治最薄弱的地方。而中國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幾乎也是專制王朝控制最嚴的地區，從唐朝的長安到宋朝的開封再到明朝的北京，中國大一統王朝以政治中心爲經濟中心的趨勢從來沒有變過，這裏雖然經濟繁榮，但是市民階層也始終沒有強大過，雖然明朝出現了市民與下層官僚聯合罷市的現象，卻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
其實明朝末世的城鎮繁榮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有現象，王符在《潛夫論》中就描述過東漢末年市鎮繁榮的景象：“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爲歷，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可見棄農趨末，商業市鎮發達本是歷代王朝末世的常景，難說有什麼資本主義的萌芽。反觀清朝，雖然入關前期中國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但自康熙親政後，立即廢除了鰲拜專權時期的弊政，停止滿洲貴族的圈地，並於1669年搬詔，將十七萬傾明朝藩王的“荒熟田地。。。。交予督撫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爲其永業，名爲‘更民田’（見於《清聖祖實錄》卷二十八）。爲了鼓勵墾荒，康熙還動用正項錢糧給無業之民“置立房屋、每戶二間”，並給予“口糧、種籽、牛具、令其開墾，即給與本人，永遠爲業。”正是康熙一系列恢復農業發展的政策，才使清初混亂的局面得以穩定，爲日後長達115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談到康乾盛世，也是網上垢病最多的，有人認爲所謂的康乾盛世是“假盛世”、“貧窮盛世”，甚至有人否定她的存在。但是當時卻出現了衆多時人對那一時期的描述，如“正直太平盛世”（出自沈復《閨房記樂》），“轢古凌今，遘史冊罕逢之盛世”（于敏中：《賀平定西域表》，《素餘堂籍》卷二十五）。就連在《古無正統論》中否認清朝正統的袁枚也在其著作《隨園詩話》中說：“生平日久，海內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顧阿瑛、徐良夫之風，蓄積書史，廣開壇坫。揚州有馬氏秋玉之玲瓏山館，天津有査氏心谷之水西莊，杭州有趙氏公千之小山堂，吳氏尺鳧之瓶花斎，名流宴詠，殆無虛日。”可見，康乾盛世之說並非虛妄。這點清末民初史學家王先謙在其《東華錄序》中也評論道“高宗皇帝（乾隆）仰紹詒謀，以育。天受神武，成兩朝未竟之志。。。。。。。。定立賢之策，善繼述，於斯爲盛。”
圓明園大水法復原圖
坦白的說，當歷史的車輪駛上大清王朝的軌道時，皇權確實一度膨脹過，也出現過鉗制文人思想的“文字獄”，這也是網上一些人攻擊清朝集權專制，閹割漢文化，斷了儒家道統的主要依據。然而歷史上，正是清朝吸取晚明學界空談誤國的慘痛教訓，重新確立了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也正是清朝在1687年頒佈《孟子廟碑》把孟子放到亞聖的地位，到1689年又頒御製《孔子贊序》，康熙還於1693年，在闕里聖廟落成之際，派皇三子、皇四子前往致祭，給予聖人孔子以無尚的地位。我實在看不出這一系列舉措斷了哪家的統，割了哪家的道。每當有人提起清朝的文字獄，都喜歡把她和明末所謂的進步思想作比較，從而得出清朝黑暗、抑制思想的結論。先不說這種比較是否客觀，就說清朝文字獄本身就沒傳說中的那麼恐怖。清初順治時期，天下未定，羽書旁午，用兵各地還來不及，哪有精力去檢查、挑剔漢族士大夫的文字呢?到了康熙年間，由於鰲拜專權，出現了打擊、禍罪漢族文人的惡性事件，但是不久康熙便清除鰲拜一黨，文字獄惡性氾濫之勢立刻受到控制。
乾隆畫像
從康熙親政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爆發，這四十幾年間康熙都是寬文網。可以說當時的思想界還是相當活躍的，不少被稱道爲“勝國(指明朝)遺民”的著作都陸續結集出版了，僧函可《千山詩集》就是一例。此外，康熙年間刊行的顧炎武詩文集中所謂“違礙”之處可以說觸目皆是。顧炎武記了莊氏《明史》案，記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更是對清初滿洲貴族暴行的無情鞭撻。王夫之的民族情緒較之顧炎武猶有甚者，他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華夏”和“夷狄”。在他看來，“夷狄”乃“異類”，“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這簡直在公然號召漢族人起來造滿洲的反，然而在當時都未予追究。即使清代文字獄集中爆發的乾隆朝，據學者統計，有明確記載，時間確定的文字獄也只有58起，至多不超過100起。
不錯，明末是出現了李贄這樣的進步思想家，但當時士人對他的第一反應卻是“毀其書刻”，不予接受。而鮮爲人知的是，清朝在18世紀也誕生了一批進步思想家，以袁枚和催述爲代表的學者對中國皇權的正統論提出了質疑，而袁枚更是對清朝的正統地位直接發問，乾隆年間的學者尹會還在其著作《四鑑錄》中提出了限制君權的主張。可以說，從清初以顧炎武，黃宗羲爲代表的激進學派，到清中後期以尹會、袁枚等爲代表的反專制學派，清朝學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聲音，雖然這些學術論著還不能爲大多數士人所接受，但卻爲19世紀中期，中國初步接受西方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礎，象魏源這樣晚清的開明思想家，絕不是突然受到啓發才寫出《海國圖志》的。
清末中國弓箭手
至於皇權專制，從秦朝確立法家的統治地位開始就已固定，中國古代從獨相到羣相，從羣相到廢相，皇權一路加強，從未停歇過。科舉雖然屏蔽了門第觀念，但也爲進一步思想控制埋下了伏筆，唐太宗就曾驕傲的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實，把一切歷史責任都推給某個王朝的做法是一向被史家所不齒的，中國歷史到了清朝，皇權確實加固了，但同時也保證了四方的穩定，爲經濟、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清朝與前朝對比一直是沿着中國自己的道路前進，而絕不是象某些網文說的那樣出現了所謂“崩塌氏”的大衰退。清朝拜孔孟、倡儒學，開科舉、復農耕，哪一點沒有“中原王朝”的樣子。
有些人一直強調，批清是爲了反思和文明的復興，然而反思的是什麼？復興的又是什麼？翻開清末史，我們會驚訝的發現這樣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楊度，是晚清立線派代表人物之一，這個人幾乎名不見經傳，但在一百年前他卻喊出了：“改革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權威的政治機構”這樣的話。一百年來，他的話被一再證明是正確的，可當時，這樣理性的呼聲迅即淹沒在一片狂熱的口號聲中。中國的近代史也是一部GM史，100年來我們習慣了喊口號和羣毆，卻丟了人文的終極關懷和理性的思維能力。中國一直不缺少智慧的思想家，卻缺少支撐他們的土壤，相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他們的呼聲總顯得那麼單薄無力，難道這樣的悲劇還將貫穿於我們的21世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