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似乎明朝大臣都很有氣節，換句話說就是不怕死，敢於向皇上死諫。看過《萬曆十五年》的都知道，書中的海瑞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擡着棺材上諫書，被史家稱爲“批逆鱗”。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明朝大臣這種不怕死的精神呢?在子淵看來，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程頤、朱熹雕像
一、明朝程朱理學到達巔峯，教化作用強大
到了明朝，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被確立起來，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也成爲明朝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和標準，可以說明朝士人都是受程朱理學的教育長大的。程朱理學以下兩點對士人的氣節影響很大：
程朱理學強調人的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與品德修養。把愛國憂君、誅亂討賊、大一統等大經大法和忠孝信義等道德規範納入程朱理學理論的框架，這些被看做人們天經地義應該遵循的行爲準則和理想信念。士人由於受到忠孝信義的教化，就有一種“正義在我”的自信，敢於同掌權者對抗。
程朱理學強調人的社會感和歷史責任感。教化士人應該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甚至於爲國捐軀、爲民請命。思想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也正因爲程朱理學對於明朝官員的個人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才使他們有強烈的氣節，可以爲國家、爲心中正確的主張捨身成仁。
▲明代大臣畫像
二、明朝內閣制的特點，使大臣受到尊重
明朝內閣是明朝建文四年建立的。起初，內閣大學士只具有顧問身份，皇帝爲最終決定的權力，而大學士很少有參決的機會。到明仁宗、明宣宗時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內閣的權力日益增大。翻閱史書，發現內閣制的一些特點對於明朝大臣敢於死諫的現象有些影響。
明朝內顧制頗有民主化因素。英宗以後形成的首輔制度，由首輔做最後決定。就票擬進行商討時，各殿大學士皆可參與意見，不僅減低了獨相時期宰相的獨裁機會，也放寬了對各級官僚的限制，形成了一個相對開放的討論氛圍。
▲楊廷和劇照
內閣制權利過大，閣臣受一定程度的尊重。最典型的就是楊廷和與張居正。在楊廷和時期，內閣大權幾乎能與皇權平起平坐，作爲三朝輔臣，楊廷和率領文人集團與明世宗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禮議”，這是明朝歷史上內閣與皇帝的第一次分庭抗禮。
還有明神宗時的張居正，一面作爲皇帝的老師，一面掌權十年，使皇權被閣權深深壓制。自宣德內閣漸尊以來，大學士有忤旨不可施以廷杖的慣例。據杜乃濟《明朝內閣制度》統計，一百七十名大學士中，獲罪的只有二十八人，約佔一層半，可見其地位相對較高，頗能直言。
▲萬曆首輔張居正劇照
三、明朝士人不重眼前之利，重視青史留名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這句話似乎是古代讀書人對於死的其所的一個目標。古代讀書人大都追求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經過儒學教化的明朝官員，對於眼前的富貴大多是蔑視的，他們更重視的是名聲，是史書對自己的褒貶。比較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楊慎。
在“大禮議”的紛爭中，楊慎鼓動衆官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同年進士200多人，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大哭，反對皇上隨意逮捕朝臣，把生命置之度外。激奮昂揚地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嘉靖皇帝大怒，下令把他們全部逮捕下獄，處以廷杖。楊慎在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的時候被廷杖一次。十日後，又廷杖一次，差點死去。然後被充軍雲南永昌衛。
▲明世宗嘉靖皇帝畫像
四、言官制度完善，廣開言路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爲維護君權專治，建立了一套中國古代最爲完備的監察制度，包括督察院系統和六科系統。客觀說來，明代言官爲中國古代歷史上人數最多、組織最完備的監察隊伍，一般都在200多人左右。朝廷非常看重言官的人選，往往要從新科進士中選拔最優秀者充任，因此言官們的道德素質都非常高。
言官發現皇帝“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勿有所顧避”。規定給事中“凡政令得失，軍民休慼，百官邪惡，皆得言之”。御史的職責也在於“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每當國家在一些方面的治理出現錯誤的時候，言官們往往要“條陳時弊”以提醒皇帝。如果皇帝聽了卻沒采取什麼措施，那麼言官們就要“捨身以諍”，爲此不惜批逆鱗。
▲明代文官劇照
五、明代輿論控制權的獨立性
明代政治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輿論權和政治權的分離獨立。在明代的輿論看來，一個官員如果被廷杖就說明着他敢於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敢於堅持自身原則，敢於與皇帝對抗，就算因此而受到懲處也在所不惜。這種不怕強權、堅持自我的精神當然就是值得讚賞的行爲，自然就是“天下以爲至榮，終身被人傾慕”了。
而皇帝廷杖了大臣，輿論這方面肯定就會給出一些不好的評價，比如說，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都被輿論醜化了。輿論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一個人說不在乎名聲，那是不可能的。皇帝也是人，也在乎名聲，怕被醜化。所以有些時候面對大臣的勸諫，就要能忍則忍，表現出一副大度，廣開言路的態度。
▲明太祖朱元璋劇照
其實明代大臣的不怕死、敢於直諫主要還是從建文帝時期開始的。在朱元璋、朱棣兩個強勢的皇帝統治下，絕大部分臣子還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