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上海朵雲軒拍賣有限公司拍賣“康同璧舊藏康有爲與保皇會文獻”的消息引起了媒體的普遍關注。這批文獻是康有爲次女康同璧1904至1906年旅居美國康涅狄克州南溫莎時期的舊物，塵封在當年康同璧留學時代租住的房東舊宅中已經整整110年。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教授認爲這批史料的刊佈“無疑將豐富後人對於康有爲的理解與研究。”
△康同璧西服照片(攝於1903年)
康有爲的書信爲上海博物館等多家文博機構都有收藏，並且多有整理髮表，在已經出版的《康有爲往來書信集》中多康有爲與長女康同薇的通信，但與次女康同璧的通信很少，這批新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這批二百餘件文獻包括大量的書信、照片，還有學術界從未知曉的康有爲《年譜》謄錄本原件，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但各類媒體在關注報道這批文獻時，幾乎無一例外都聚焦於其中一封1905年10月20日康有爲寫給康同璧的信，這封信保存了保皇黨密謀在美國暗殺孫中山的“驚天祕聞”。當大家在關注這批文獻將對清末政黨活動、維新派和革命派關係等研究帶來的衝擊時，筆者更感興趣的則是這批文獻昔日的主人——康同璧，這位以“我是支那第一人”豪壯詩句聞名的康家次女，她青年時代的往來書信、日記和照片中所傳遞的其他信息。
△康同荷致康同璧信。
康同璧(1886-1969)，字文佩，號華曼，廣東南海人，康有爲次女，少年時即與姐姐康同薇主持“粵中不纏足會”，是晚清婦女運動的先驅。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讚“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爲等亡命海外，19歲的康同璧妙齡弱質，孑身獨行，“凌數千裏之莽濤瘴霧”，到印度尋父。1902年，代表康有爲赴歐美演說國事，提倡女權。1903年起，在美國留學，先後入哈佛大學、巴納德學院等校，獲巴納德學院學士學位。畢業回國後歷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長、中國婦女大會會長等職。此次公佈的這批文獻正是康同璧在美國留學期間的寶貴資料。康同璧1903年抵美后，儼然成爲康有爲在美的代言人。保皇會在美國創辦的《中國維新報》中有不少對康同璧在美演講的報道，稱讚她“議論宏富，謂當今競爭激烈之世，非合大羣，結團體，不能救中國，各埠同胞鬩牆之案數見不鮮，實合羣之大壓力。”即便是見多識廣的在美華僑，亦感嘆康同璧“誠二十世紀女傑之先河也。當爲我中國女權界馨香視之”。
母親張雲珠
朵雲軒公佈的這批私人信件，其中有三封是康同璧與母親的通信。康同璧和康同薇的母親張雲珠(1855-1922)是康有爲的原配夫人，是康的舅舅張玉樵之女，1876年嫁入康家，時22歲，比丈夫年長3歲，知禮賢惠，尤能支持康有爲的變法事業。同薇、同璧二女不纏足，由康有爲提倡，但面對舉族譁然，母親的支持最爲有力。維新失敗後，一度傳言康有爲已經赴死，張雲珠臨危不亂，安排全家逃離險境。這三封張氏夫人給康同璧的信，由長女康同薇代筆，書於紅線直欄稿紙，除報告“家中各人粗安”之外，張氏日日憂心的還是康家的住房問題。康同薇在給妹妹的信中報告“母年年因屋事操心，非得一屋長久計不可，今又遷屋矣。因遷此屋之事激怒，幾乎成病。”康家流亡港澳之後，一直賃屋居住，1904年家中被盜後張氏夫人很想自建住房。1905年5月2日，母親在給康同璧的信中提到：
日間擬在澳建一屋平。已入京取皇家地，現尚未批准。於買屋甚多。此乃穗田所倡者，已詳前次寄上爾父之函中已。
光緒皇帝曾有地產賜予康有爲當不稀奇，但當時已經亡命天涯的康家竟然還敢入京取地，讀來令人幾乎不敢置信。張氏夫人信中提及的“穗田”系支持維新運動的澳門商人何穗田，“戊戌變法”失敗後何出任保皇會澳門分會會長兼財政部長，並資助康家的日常生活。但從家信來看，康家在澳門的生活仍不免窘迫，康同薇向妹妹抱怨，“所云父有千金命匯回，今尚未見，今商會不能大成，仰人實非得計。而父雖公而忘私，不爲後慮，母則因之操持太苦，每後顧則生憂。如爾侍父左右，不可不因機而言也。”可見，康有爲的保皇會經營產業衆多，經手錢財豐厚，可是當時康氏家人的流亡生活並不舒適。張氏書札絕少見，此三通書札極難得。1922年6月，張雲珠夫人在寓居江蘇金壇時坐化而終，享年68歲，康有爲將夫人葬於金壇薛埠鎮西陽塔山。2014年3月，在金壇出土了張夫人墓誌銘，在這份康有爲親撰的墓誌中記曰，
“吾以戊戌毗贊德宗景皇帝，變法救中國。危那拉後，廢帝，捕吾，逮及家屬。夫人幸走免，奉姑攜女，逃匿港澳。吾亡海外十六年，險阻艱難，皆夫人支柱之。”
姐姐康同薇
康家子女中最著名的除了康同璧之外，還有被稱爲“中國第一女報人”的康同薇。康同薇(1878-1974)，字文僴，號薇君，天資聰穎，博學強記，精通國學和英語、日語，曾經翻譯有大量日文書籍文章。1896年11月，康有爲在信中教導長女“多讀中書，學習中國文章，俾可充報館主筆之才爲最要”。在絕大多數中國女孩都還沒有機會接受學校教育的19世紀末年，康有爲已經着力培養女兒成爲報紙的主筆，可見康家育女觀念之新。康同薇果不負父親所望，1897年2月維新派在澳門創辦《知新報》後，同薇就擔任了該報記者和日文翻譯。《知新報》曾在讀者告白中特別聲明“近刊之日本報大半爲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譯，揭之於此以免掠美。”康同薇撰寫、1898年5月發表於《知新報》的《女學利弊說》一文更是維新時期重要的女權論述。1898年，康同薇與梁啓超的夫人李蕙仙等人在上海創辦《女學報》，該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女性報紙。
大力提倡女學的康同薇，1897年隨父親到上海之後，還積極投身於中國女學堂的實際創辦工作。當梁啓超、康廣仁和經元善等人出面籌備第一所國人自辦女學時，學校的具體安排與事務性工作多由女性承擔，這些女性包括康同薇、李蕙仙和譚嗣同的妻子李閨等。1897年12月初，中國女學堂籌備會議的兩份記錄中都提到康同薇的重要作用，“惟康小姐文采敏捷，援筆立論”，“與集共百二十二人，座中博學妙才，首推南海康小姐”。與維新派關係密切的中國女學堂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宣告終結，康同薇的傳記資料亦多以“戊戌政變後，攜母出走澳門”結束。從《康有爲往來書信集》所收多封康有爲在1900、1901年間與女兒的通信可以看出，在這兩年，康同薇是康有爲在港澳的全權代表，不僅家中大小事務盡託長女操辦，就連維新保皇事業亦有交託。受限於史料，以往對康同薇的研究到1900年就戛然而止了，在朵雲軒此次公佈的這批文獻中有三封1905年上半年大姐康同薇寫給同璧的信，將我們對康同薇的瞭解進一步推進。1899年，康同薇與康有爲的弟子麥仲華結婚後，這位女志士的肩頭就擔起了孃家與夫家的雙重重擔，1905年5月17日康同薇給妹妹的信讀來令人心酸：
得一女無可賀，愈見姊之入世甚深而去學苦知耳。並兒女爲累，不能日日上學，而致歸於家。又財力不給，學而無恆，安能成哉!
康同薇一生育有子女11人，這一年27歲的她應是又添一女，受家庭的拖累她不能像妹妹一般出國留學，只能在信中囑咐同璧將“現所學在何級?近學何學?望一一詳告。”在第三封信中，這種空懷滿腔壯志，卻只能在家攜老撫幼的無奈更是表述無遺：
姊前月返順德廟，見攜偉回鄉，而偉以病返澳，今尚撫攜不離手。倩則貪乳未斷，哭泣不竭，加以復妹和聲而泣，姊今處此境，全無進步高興之心，不能和己，不能利人，求得一刻安，則如登天堂矣。
在康同璧陪伴父親流亡海外、留學歐美的日子裏，大姐不只要在麥家相夫教子，還承擔起了照顧康家上下老小的重任。康同薇這樣一位才華橫溢、志向遠大的女志士從少年時代就投身廢纏足運動，當主筆、辦女報、興女學的壯志在婚後卻不得不消磨在生兒育女的瑣碎生活之中，扶老攜幼的負累讓她不得不困守家庭。
堂妹康同荷
在朵雲軒公佈的這批私信中，有一封1905年端午節康同荷(1888-1938)寫給康同璧的信，是罕見的康同荷的親筆信，非常珍貴。康同荷是康廣仁的女兒，“戊戌六君子”被殺之後，康廣仁之妻黃謹娛攜家人避禍香港，同荷被康有爲收爲養女。1901年，黃謹娛攜女兒回到廣州，開辦紗襪廠兼辦女學。1903年，康同荷與康同璧一起取道日本計劃赴美留學，不料卻滯留日本，遂入日本的女校就讀。此次公佈這封信是她二度赴日留學時寫給堂姐的：
二姐左右，分袂以來，瞬經兩載餘矣。天涯之感，時繫懷中。遙想玉體安吉，諸凡納福，諒加鄙願。回憶在橫濱，離羣索處，甚至書信鮮通，但未知何日事能同姐相聚一堂耳。今年荷再到日本留學，現入實踐女學校，在校內寄宿，同學約十五人，支那學生頗不寂寞。姐如暇時請頻惠手書，聊作面談，亦一快也。……如有函來，請寄來東京豐多摩郡涉谷村口涉谷實踐女學校寄宿舍內荷收便妥。
這封以毛筆書於白紙上，署名“妹同荷上端午書”的信札是目前公開僅見的康同荷親筆信。以往傳記資料中多載康同荷畢業於“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化學系”，日本學者石井洋子考證康同荷1907年入日本女子大學普通預科，次年入教育學部，1911年畢業。但從這封信中可知康同荷1903年就第一次赴日留學，進的是在橫濱的女校;1905年二度赴日就讀的日本實踐女學校——該校正是1904年秋瑾赴日時所讀學校。秋瑾曾在家書中提到的實踐女校生活，“學規甚緊，每禮拜30點功課，又自修6時，學費16元，須買書參考，甚貴。衣服、零用、紙筆等，每月須30元之譜，尚不敢奢侈一點。出門行路，並未坐過人力車也。”這一年，與康同荷同在實踐女校的中國女生約15人，同在東京的中國女留學生有百人許，“就中長於英文者有吳弱男女士及陳擷芬女士一流;長於漢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長於數學、幾何、代數學者有陳光璇女士、黃振坤女士一流;長於音樂者有潘英女士一流。”
日本女子大學是康同荷在日本就讀的第三所學校，期間她翻譯出版了日本攝影家田山宗堯編著的《環球遊覽圖志》。與兩位堂姐相比，康同荷的革命道路可能走得更遠，《民立報》1911年6月29日有篇報道稱，“康同荷，康廣仁之女也。前日在東京，開會演說，鼓吹革命。”梁啓超也曾讚歎同荷“明銳有父風”。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爲等人流亡海外，他們的行跡多有流傳，但卻很少有人關注過他們的家眷是如何度過難關，如何支持他們的，朵雲軒此次公開拍賣的這批私人文獻正填補了這一空白。這批文獻產生於維新黨人流亡海外的動盪歲月，逾百年風霜得以保存殊屬不易，其中保存的維新女志士們的家庭生活、革命行狀更是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