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會，又叫哥老會，發源於清朝初期的湖南和湖北，盛行於民國時期，是近代中國活躍於長江流域，聲勢和影響都很大的一個祕密結社組織。哥老會與青幫、洪門並列爲當時的三大民間幫會組織。哥老會在四川和重慶被稱爲袍哥會，在川軍和湘軍中影響巨大，對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更是有着巨大的影響。
那麼，袍哥會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包括袍哥會在內的幫會組織與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怎麼會發生交集?爲什麼說，沒有幫會就沒有辛亥革命?馮玉祥和賀龍怎麼也會是袍哥會的成員?民國期間袍哥會在四川的勢力膨脹到了何種程度?作爲幫會組織，袍哥會怎麼也能成立政黨，並且參加地方選舉?國民黨政府對尾大不掉的袍哥會持怎樣的態度?解放後，袍哥會又面臨着怎樣的結局呢?本期檔案揭祕，李涵爲您講述：四川袍哥會的膨脹與覆滅。
袍哥會是下層羣衆自發結成的社會羣體，是民間祕密結社。有關袍哥會的源流問題，是長期困擾歷史學工作者的一個難解之謎。究其原因，一是，袍哥會是下層羣衆的自發結合組織。不一定有準確的成立時間，成立時也不會留下可靠的資料;二是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爲了聯絡和引導袍哥會，大力宣傳袍哥會乃太平天國李秀成、李世賢等派洪門中人潛入湘軍而創立;其三，晚清及民國年間，洪門、青幫與袍哥會互相滲透與融合，一些幫會中人便竭力宣揚洪門、袍哥會源出一家，都是鄭成功首創之說。
鄭成功在臺灣首創袍哥會的傳說一直在袍哥會內部流傳着。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陶成章在浙江聯絡的會黨，多屬袍哥會系統。因而在述及袍哥會起源時，也受到了上述傳說的影響。他在《教會源流考》中說：“哥老會也，無非出自天地會，故皆號洪門，又曰洪家，別稱洪幫。”“何謂洪門，因明太祖年號洪武，故取以爲名，指天爲父，指地爲母.故又名天地會。始倡者爲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也”。又說：太平天國亡前，“李秀成、李世賢等知大仇未復，而大勢已去，甚爲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後必見重於滿政府，日後能左右中國之勢力者，必爲湘勇無疑。於是乃隱遣福建、江西之洪門兄弟，投降於湘軍，以引導之。復又避去三點、三合之名稱，因會黨首領有老大哥之別號，故遂易名曰哥老會。”。
不過，這種說法只是袍哥會內部流傳的，並沒有書面證據做支持，所以在史學界尚存疑問。
鄭成功
清朝末年，革命黨人孫中山、陶成章等都在想方設法利用幫會，與一些幫會首領建立聯繫。幫會獲得前所未有的生機，有一部分幫會革命化，並且同情革命。幫會和革命黨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反清的民族革命。
反清復明，是這些幫會起源時的口號，而隨着時間推移，其內涵也有了變化，因爲清朝統治時期，明朝皇室後裔都已經被趕盡殺絕，復明是絕對不可能的了，所以復明的實質就是恢復漢族統治，就等於反滿興漢。革命黨與幫會雖然宗旨有所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清朝統治。
於是，辛亥革命中較早的三次起義，自立軍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都是由革命黨牽頭，而起義主體都是幫會成員。
另外，一直在資金上給予孫中山極大幫助的美國致公堂，也是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的洪門海外組織，跟袍哥會可以說同出一門。所以，在辛亥革命初期，包括袍哥會在內的幫會勢力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當時，很多革命將領都與哥老會等幫會有聯繫，甚至本身就是其成員。比如馮玉祥就是哥老會成員，賀龍的姐夫谷績廷就是湘西哥老會的首領，而賀龍也算是哥老會的一員。
幫會，作爲一支神祕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馬功勞，但是因爲其多少具有黑社會性質的背景，加之革命黨的新思想並不能被幫會所完全接受，而且幫會組成的軍隊紀律渙散，時常發生騷擾老百姓的事件，於是與革命隊伍漸行漸遠。所以孫中山時期，及其以後的國民政府都對這段歷史及其相關人物諱莫如深。
惠州起義
民國初期，四川的黨、政、軍、農、工、商各界都有人蔘加了袍哥組織，到了20世紀30至40年代，袍哥會的勢力開始廣泛滲入到社團和政黨陣營。當時，四川幾乎每個城市，每個鄉鎮都有一個或者多個袍哥會堂口，甚至有人曾公開表示“沒有參加袍哥組織者就很難在四川社會上立足”。
到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袍哥人數越來越多，袍哥組織數量不斷增加。在袍哥組織內部也逐漸形成了有高低級別之分的堂口，即仁、義、禮、智、信五個班輩。其中，參加仁字堂的以士紳爲多;義字堂以商人爲主;禮字堂充盈着匪盜、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爲農民、小手工業者、船伕、車伕;信字堂的人大都來自“下九流”者，如賣唱、搓澡之流。
隨着勢力的膨脹，袍哥組織的領導人物迫切希望通過政治上的“合法”化來對袍哥組織舊有形式進行改造，於是，參政就成了一個很好的選擇。
首先，一些分散性的袍哥會抱團組成了更大範圍的地區性的組織。壯大後的袍哥團體打着“民主”招牌成功入圍地方性政權和參議會，妄圖參與國家政治權力的再分配。由此，袍哥組織通過合法的民主選舉途徑躋身政壇，也就從祕密轉爲了公開，從非法轉爲了合法。他們不僅穿上了民意代表的外衣，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蔣介石曾經爲了控制住四川地區，採用了聯合軍閥與袍哥組織的辦法，讓其聯合治理四川的地方事務，但是這種方式存在很大的後遺症，袍哥力量超出了蔣介石的預期。
抗戰勝利後，四川地區最大的幫會組織袍哥會建立了兩大政黨。兩政黨之一的“中華社會建設黨”是四川袍哥首領冷開泰、鄧叔才所組織建立的，總部設在成都，政黨之下還設有“漢華社”“生活互助社”等被稱之爲外圍組織的社團。這個“中華社會建設黨”號稱以“闡揚民生主義”爲黨的宗旨，實際上與原來袍哥組織一樣，“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
此時，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民主選舉活動，由此引發的競選鬧劇一發不可收拾，更加刺激了袍哥參政的熱情。1945年秋，國民政府宣佈正式實行民主選舉制度。選舉程序大概是：由民衆普選區代表，再由區代表選舉產生區長;由民衆普選出參議員，再由參議員選舉產生議長和制憲“國大代表”;由民衆普選出行憲“國大代表”，然後立法委員和參議會選舉監察委員。
1947年，國民黨政府爲裝點門面，穩定政治局勢，在各縣炮製 “國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在這種背景下，四川袍哥會竟然在四川地區演出了一幕幕明爭暗鬥的鬧劇，壟斷了選舉。
袍哥總會舵把子(首領)胡開雲是新津縣參議會議長，在四川“防區制時代”當過成都警備司令，任過29軍的旅長。另一個袍哥會首領藍堯衢，新津人、省參議員，曾投靠過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張繼等，以政客兼企業家身份活躍於成都，他是由國民黨提名參加競選的。這次競選名義上是普選，實際上都是由四川袍哥組織一手控制的，藍堯衢憑藉自己的財力在投票前夕進行拉票，最終當選。
1947年中華民國國民大會 代表選舉
還有一次在成都“國大代表”的選舉大會上，曾因爲袍哥強行介入選舉，讓時任四川省主席的鄧錫侯差一點交不了差。當時，國民政府內部已暗中欽點四川的大軍閥之一、當時指揮着幾十萬兵馬的鄭州綏靖主任孫震爲“國大代表”。豈料這時出身袍哥組織、人稱“西霸天”的徐子昌硬要和孫震爭奪“國大代表”這個名額。徐子昌甚至無視成都市政當局多方的調解和疏通，倚仗擁有黑白兩道的關係，天天開會請客，大拉選票。不僅如此，他的黨羽還爲他的競選籌集資金，擴大聲勢，誓要讓徐子昌當選。最後以孫震做出讓步而平息了這起競選鬧劇。
至於重慶地區，“國大代表”在基層選舉階段也由袍哥所壟斷，參選者90%以上都是袍哥，大都是來自鄉鎮保長和有袍哥背景的工商界活躍分子。
目睹“國大代表”選舉的種種黑幕，原本沒有袍哥會背景的人也尋求袍哥組織的支持，以提高當選的可能性。有些人甚至在臨選之前加入袍哥會。
通過這次競選活動，可以清晰的認識到，袍哥勢力不僅進入了軍隊還通過各種途徑參政。他們已經認識到從政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利益。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袍哥的非正常手段能夠得到施展，其實正是利用了國民黨的默許，利用了國民黨妄圖拉攏袍哥勢力擴充自己實力的打算。
可是，袍哥組織顯然並不那麼容易被控制或利用。與正規軍隊和組織相比，袍哥會的紀律性較差，內部管理也更爲混亂，對政治秩序的干擾遠大於貢獻。
以當時的四川省什邡縣爲例，當地的袍哥頭目有宣意儒、馬伯華、丁聘如和徐樂齋四人，他們並稱爲當地的“四霸”。這幫“袍哥舵爺”大都身兼本地要職，做了名副其實的“地頭蛇”。在他們的下面又有一支俗稱“豆芽子”的手下作幫兇橫行鄉里。
“四霸”主要通過堂口與親屬聯姻的方式逐步建立並擴大自己在袍哥江湖中的實力，成爲地方幫派組織。當年，什邡的縣長在工作中都不得不備受袍哥的刁難;還有一任縣長曾專程去“袍哥舵爺”的家中拜訪，拉攏關係;國民政府任命的最後一任什邡縣縣長剛到任就“拜袍哥碼頭”，尋求他們的支持。
這樣的事在當時的四川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任何一個外來上任的行政官員或者是客商，如果沒有向袍哥“拜碼頭”，那麼他們都可能面臨舉步維艱的處境，甚至有人會爲此丟掉性命。
此外，袍哥會在經濟方面的實力也讓人不容小覷，用一次“大出殯”事件就可以來印證袍哥曾經的排場有多驚人。1946年夏，成都袍哥協勝堂口舵把子陳俊珊病故，現場設有靈堂，舉辦的流水宴席時間長達七天七夜，據稱招待了上萬人次。來自軍政各界的人士近三百人蔘加了送葬儀式。祭幛、輓聯、花圈、鑼鼓，長達幾十條街，身着的孝帕孝服，形成了白色的人流。成都春熙路、東大街、總府街等鬧市，竟出現萬人送葬的場面，在送葬隊伍中還有獅子龍燈，沿街碼頭設香案路祭。據統計，喪葬費耗資40萬塊銀元，耗費的人力還不計算在內，而這筆鉅額消耗，都由成都和周邊縣城的袍哥籌集。
面對如此張狂的袍哥勢力，國民政府不僅姑息其存在，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爲袍哥組織打開了從政的大門。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四川地區，政治局面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袍哥手上，要對這種“亦袍亦軍”的人進行管理，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的，國民黨愈來愈發現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後來袍哥的肆意妄爲，已經禍及國民政府的統治。
1947年11月，面對地下幫會持續的肆意妄爲，社會各界的反對聲浪日漸高漲，再加上國民黨內部派系爭鬥等因素，1948年8月國民黨行政院發出訓令稱“各地幫會組織因其份子複雜，行爲諸多不軌，各級地方政府自不得準其備案。”
在四川，重慶市市長收到了國民黨軍隊參謀總長陳誠的來信。來信直言“川中社會下層多爲哥老所把持，登高一呼，亂者四應，前途未可樂觀，應設法制止，以遏亂蔭。”然而，國民黨其實另有打算，他們表面上稱要肅清政治軍事隊伍，實則是在遏制共產黨力量深入到幫會之中，同時一併打擊共產黨在川西的擴張。
不過，國民政府也確實擔心袍哥組織製造出更多的混亂，因此而制定了一系列祕密的政策規定，暗中禁止國民黨黨員及公職人員參加幫會，以確保國民黨骨幹人員與幫會組織劃清界限。
不過，國民黨的這些政策並沒有在實質上打擊和削弱袍哥會既有的實力，其曖昧不明的態度實際上縱容了袍哥會的存在。
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四川地區曾發佈了一項祕密訓令，一方面重申禁止國民黨黨員參加幫會，一方面又默認和允許軍隊中存在袍哥會成員。國民黨發佈這樣的命令，事實上是在拉攏幫會組織，某種程度上洗清其非法組織的名聲。這些“變通”的政策往往通過訓令、“函電”等特殊形式祕密發佈，因此只有其內部人士知道政策的變化，一般公職人員，甚至連地方行政官也不一定全部知情。
老百姓只看到了政府對於袍哥會的禁令一再發布和重申，卻不知道其密令中的姑息政策。於是，民衆很困惑爲何在政令明令禁止的情況下，袍哥實力還是無處不在，依舊嚴重地影響着日常生活。
國民黨非但沒有花精力去清除幫會勢力，相反，還把一部分袍哥拉入軍隊、警察和特務。自1948年3月起，國民黨保密局特務羅國熙開始在重慶發展洪幫“五聖山”組織。同年末，調任瀘縣行政督察專員的羅國熙又在滬縣主持四川五聖山“開山立堂”大典。
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之後，國共力量對比發生了逆轉。危機之中的國民黨當局再度利用袍哥勢力，策劃推行流氓政治與共產黨相抗衡，作垂死掙扎。在國民黨的暗中指使下，袍哥隊伍展開了瘋狂的反共特務活動。他們自恃爲“地頭蛇”，又與羣衆穿戴無異，隨時都可以對解放軍發起襲擊，解放軍因此損失慘重。
袍哥會在當時猶如黑社會組織一樣，到處燒殺作惡，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遷都重慶。蔣介石妄圖利用川西袍哥的實力來對付共產黨，國民黨吸收大量袍哥成員加入武裝反抗軍，其中尤以五期“遊擊幹部訓練班”最甚，學員幾乎全是袍哥會成員。袍哥武裝不僅僅在四川有，各地成立的反共軍隊中也滲入了相當數量的袍哥分子。
由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西進川東，賀龍率領的第18兵團南下川北，兩支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攻城拔寨，席捲大西南。1949年11月30日 ，重慶解放;12月21日，綿陽解放;12月27日成都解放;至1950年3月下旬和4月初，西昌戰役勝利結束，四川及西康全境獲得解放。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佈羅瑞卿起草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國鎮壓包括袍哥會在內的地下幫會的高潮。袍哥幫會組織被取締，重慶袍哥頭目石孝先、成都大袍哥頭目冷開泰、綿陽袍哥頭目左漢章等被鎮壓，各地方的袍哥組織紛紛瓦解，袍哥會的百年曆史走到盡頭，就此覆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