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889年6月11日(新曆23日)出生在奧德薩附近(大噴泉)。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退役的海軍機械工程師。當我還是一歲的小孩子時，便被送到了北方——進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歲。
有關皇村，我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蔥蘢的綠意，衆多公園的潮潤與燦爛，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我們曾騎了形形色色小馬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後都被錄入了“皇村頌”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人馬座海灣的岸邊度過的，就是在那裏，我與大海結爲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爲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鬆市，我們曾在那兒居住。
我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學習閱讀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五歲時，聽着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學會了說法語。
當我寫下第一首詩時，我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啓蒙並非來自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傑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紅色的鼻子”)。
曾就讀於皇村女子中學。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後來變得十分優秀，然而內心卻總是不太情願學習。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着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全年都生活在葉甫帕托裏亞①。我在家中學習了中學畢業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常常懷念皇村，並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裏亞。最後一年級的課程我是於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
我考入了基輔的高級女子學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習法學史，比較特別的是還得學拉丁文，我曾經比較滿意，因爲當時只純粹地講授法律課程，後來我對這些課程也變得冷淡了。
1910年(舊曆4月25日)我嫁給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們去巴黎度過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Raspail街心公園)。艾迪遜的朋友維爾涅爾，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兩張桌子對我說：“這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那邊是布爾什維克，而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變換花樣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褲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j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於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已經明白，巴黎的繪畫吞噬了巴黎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後，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校學習。此間我已經創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後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伊納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後，我曾激動異常，讀着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徵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澤恩凱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爲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過的，在那裏，我成爲俄羅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見證者。1912年，我遊歷了意大利北部(熱那亞、比薩、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風光與建築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會使你終生難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只印刷了300冊。評論家們對它比較賞識。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兒子列夫降臨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續了六週。在5月初彼得堡開始沉寂，人們漸漸地逃離這座城市。這次與彼得堡的離別沒料想竟成永遠。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從19世紀我們一下跌入了20世紀，自城市的風貌開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爲，作爲一個初寫者愛情詩歌的小冊子，理所當然會在世界大事中湮沒無聞的。而時間對它的安排卻並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維爾省度過，它距別熱斯克市有十五俄裏。這裏並非風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齊的方塊兒，磨坊，泥塘，乾涸的沼澤，“小門小院”，莊稼，莊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裏完成的。《白色雕像》於1917年9月出版。
這本書讀者們與評論界是不公平的。爲何我這樣認爲，因爲它較之於《念珠》的反響要小些。並且這本詩集的面世，正處於重大的社會變革階段。交通癱瘓——書甚至連莫斯科都不能運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搶購一空。雜誌社關門，報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對於《念珠》，《白色雕像》一書少了熱鬧的媒體參與。日漸增多的是飢餓與紛爭。多麼可怕，而當時卻把這些狀況都置之度外了。十月革命以後我在農藝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詩集《車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懷着濃厚的興趣，開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築藝術和普希金生平與文學創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個：有關他的作品《金雞》本傑明·鬆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頭客人》。這些文章在當時全部發表了。與《亞歷山大詩體》、《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相關的工作，我幾乎做了近20年，很顯然，我想把它們收入專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詩幾乎停止了刊發，而舊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衛國戰爭期間，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在九月底，封鎖已經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蒐羅着所有與列寧格勒、前線相關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詩人，我也常常到軍隊醫院去慰問演出，爲受傷的戰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酷熱、樹蔭和水聲。而且我還懂得了，什麼是人類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輕。
1944年5月，我乘飛機抵達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經完全沉浸於臨近勝利的愉快希望與期盼之中。
那個可怕的幽靈，它封鎖了我的城市，它令我驚懼異常，我把與它的相見寫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時間促使我寫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後者與我在傑裏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散文對我來說永遠是神祕與充滿誘惑的。我從一開始便洞悉了詩歌的全部，而對散文卻永遠是一無所知。我的最初的試驗得到了大家的讚揚，而我本人，當然，對此卻並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來。他命令我將某些段落刪除，並且說，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興。後來，兒子被逮捕，我把它們與其他手稿全部燒燬了。
我很早便對文學翻譯問題感興趣。近些年來我翻譯了許多作品。至今仍在譯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部長詩我寫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聽到了意大利語——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看見了大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朋友們重聚，並結識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參觀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詩歌的寫作。詩歌的寫作對於我來說，就是我與時間，與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聯繫。當我寫下它們，我就活在了那韻律中，這旋律就喧響在我的國家的英勇的歷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爲我生活在這個時代，並且目睹了那些發生着的史無前例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