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1889年6月11日(舊曆)安娜出生在黑海沿岸敖德薩近郊的“大噴泉”。父親是一名退役海軍工程師。當安娜決定要寫詩時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爲了不“辱沒”父親的姓氏她選擇了曾祖母的姓氏――阿赫瑪託娃，正是這個姓氏響徹俄羅斯整個文壇，而非“戈連科”。
安娜六歲時父母離異，這給她的童年遮上了一層陰影。她的無憂無慮的年華是在美麗的皇村度過的。她最初的回憶獻給了皇村：“富麗堂皇、翠綠欲滴的花園，奶媽帶着我去玩耍的牧場，雜色的馬駒馳騁的賽馬場，年代久遠的火車站…”彼得堡(後稱列寧格勒)這座城市與她的一生緊密相連，正如詩人自己所說：“在列寧格勒我成爲一名詩人，列寧格勒是我的詩歌的空氣。”在這裏她度過了16年。童年的生活環境給了安娜無窮的創作源泉。從小她便與大海結下了不解之緣，她的第一首長詩《在海邊》描寫了自己的童年。
婚姻
1910年阿赫瑪託娃與古米廖夫結婚，結束了長達6年的馬拉松式戀愛。然而婚姻只是走向不幸的開始。正如阿赫瑪託娃所說：“我們倆作未婚夫妻的時間太長了，我在塞瓦斯托波爾，他在巴黎，等到1910年結婚時，他的激情已經消耗殆盡了。”婚後古米廖夫不堪家庭的束縛開始了漫長的非洲之旅。而阿赫瑪託娃一頭扎入了詩歌的創作中。
古米廖夫早期詩歌中有不少是描寫安娜的，她時而是美人魚，時而是魔法師，時而是凡間女子，時而是天上月亮。這條美人魚具有難以名狀的幽怨氣質，她的存在只是爲了詩歌。1912年阿赫瑪託娃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出版，在詩壇引起不小反響。1914年《念珠》出版，讀者搶購一空，爭相傳誦。阿赫瑪託娃的詩集以清新委婉的筆觸給當時象徵主義爲主宰詩壇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打破了當時晦澀的象徵氣氛。
苦難
1917年阿赫瑪託娃與古米廖夫離婚。至於離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兩位詩人都向往自由，追求創作靈感。從阿赫瑪託娃一方來說，她要確信自己是一個不受約束的自由女性;從古米廖夫一方來說，他不願屈從於任何“魔法”，要保持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男人的尊嚴。他認爲，兩個詩人的結合是荒謬的。所以作爲兩位當時的著名的詩人他們認爲分手是最好的選擇。就此兩位詩人分道揚鑣，各自重新組合家庭，然而他們的第二次婚姻又是不幸的。他們在詩人與幸福之間選擇都選擇了作詩人，放棄了個人的幸福。
在阿赫瑪託娃的愛情生涯中另一個重要的人物是鮑﹒安列坡。阿赫瑪託娃的詩集《白鳥集》和《車前草》又大部分詩是獻給安列坡的。如果說《黃昏》和《念珠》裏沒有美滿的愛情，充滿了悲涼，那《白鳥集》和《車前草》裏則激盪着感情的洪流，這是關於“王子”復活的話題..然而這份感情是沒有結果的相思花。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身爲白軍軍官的安列坡被迫逃往英國。同時也有不少詩人、作家因不瞭解革命而遠走異國他鄉。對於當時的移民傾向阿赫瑪託娃表示“不與拋棄故土的人爲伍Не с теми я，кто бросил землюна растерзание врагам”，並有好幾首詩表示堅決反對，儘管她當時也不瞭解無產階級革命，但她沒有逃避，也沒有後退。她寄予這片生她養她的故土以深厚的感情，作爲一名詩人，她的詩充滿了公民感，正如涅克拉索夫所說：“你可以不作一名詩人，但一定要作一名公民。”阿赫瑪託娃斥責當時的僑民爲Отступник，изгнанник，пленник чужой，странник等等，認爲“外國的麪包充滿苦艾味”，同時她相信祖國一定會走出混亂，走向復興：“Пускай на нас еще лежит вина，---Все искупить и все сиправить можно.”
儘管阿赫瑪託娃選擇了與祖國同在，然而命運並沒有給她安排一條風順的路。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因“塔甘採夫事件”被捕槍決，她的詩充滿了恐懼和憂傷。
1924年因《耶穌紀元》中的一些詩篇激怒了當時的政府官員，阿赫瑪託娃的詩歌被禁，這對一個詩人來說無疑也是被判死刑。然而她沒有一蹶不振，沒有銷聲匿跡，在這段“沉默”的時期內她研究了彼得堡的建築和普希金的創作，並翻譯了許多外國詩歌，普希金給了她無窮的創作靈感和人生啓迪。
1941年偉大的衛國戰爭爆發，阿赫瑪託娃身居塔什干仍不忘儘快獲得列寧格勒的消息，在大圍困的艱難時期她與她的人民同在，她以自己的詩歌激勵人民，相信勝利一定會到來。
衛國戰爭結束後，阿赫瑪託娃的詩歌再次遭到不幸。1946年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作了《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嚴厲批判阿赫瑪託娃的詩歌，認爲“творчество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 ---дело далё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оно чуждо соврмен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ерпимо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наших журналов.”就這樣阿赫瑪託娃的詩歌被扣上“頹廢”、“色情”的帽子，她本人也被指責爲“半修女、半淫婦”，被蘇聯作協除名，直到1952年一切才得以平反。
日丹諾夫給文學扣上政治的帽子違背了文學創作的本質，最主要的是他沒有透過阿赫瑪託娃描寫的不幸生活的表面看到個人的悲劇其實是由時代的悲劇造成的，阿赫瑪託娃的創作是將生活提煉爲藝術，而她的藝術方法是獨特的，雖然阿赫瑪託娃寫不出布洛克的《十二個》、馬雅科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但她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角度觀察並寫作，在她的作品中始終迴盪着時代的強音。
1962年阿赫瑪託娃完成自傳體長詩《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Поэма без героя)》，歷時22年，爲自己的創作生涯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晚年，榮譽紛至沓來，1964年阿赫瑪託娃在意大利接受了“埃特納﹒陶爾明諾”國際詩歌獎，次年英國牛津大學授予她名譽博士學位。詩人的藝術得到世界的認可。1966年3月這位飽經風霜的女詩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結束了她77年的坎坷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