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賈誼在《過秦論》曾經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論述，“(諸侯)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這裏的“關”指的就是函谷關。然而，今天這座關隘的故地並不險峻，令人無法聯想起昔日的雄偉景象……
四塞之國
戰國七雄中的秦國，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人稱“四塞之國”。在這個“四塞之國”的中央，是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這是一個爲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這條狹長的谷地西起寶雞、東抵潼關、南界秦嶺、北接渭北北山，渭河從西到東縱貫整個平原。
此地今日仍是陝西省的糧倉，而春秋戰國時期，這裏的自然條件更遠比今日爲好。根據春秋《左傳》的記載，魯嘻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饑荒，秦輸粟於晉，由秦都雍派大船隊沿水路運糧至晉國之絳，號稱“泛舟之役”。考其路線是由渭水下航，然後進入黃河，再由黃河轉入汾河，溯汾河上行，又進入繪河，然後到達絳都。現在這些河段由於水少河淺之故，除黃河外早已不通航了。因此，日後的班固就在《漢書》裏稱讚，“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古人認爲海洋是各種物產集中的場所，所謂“陸海”，就是陸上的海洋，意思就是像海洋一樣富饒。從這一比喻完全可以看出當時關中一帶森林的密集程度和豐富出產。實際上，從春秋戰國，直到西漢初年，陝、甘之間的隴山一帶還有廣大的森林。當地的百姓修蓋房屋從上到下完全使用木板，不用磚瓦或其他建材，故稱爲“板屋”。戰國後期入秦的荀子也認爲秦地“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林木資源十分豐富。
這樣就大大減輕了水土流失，保存了土地的天然肥力，使得關中的土壤在當時是全國上等的。“厥土唯黃壤，黃壤上上”，《尚書·禹貢》裏如此寫道，此書作者是戰國人，正反映了當時的情況。日後的司馬遷也證實：“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關中地區位於黃河中下游的黃土高原和衝擊平原上，這裏的土壤是肥沃的黃壤，土質結構疏鬆，在生產工具簡單、鐵器尚未運用的情況下，易於清除原始植被和開墾耕種。黃土沖積平原的肥力雖不如其他沖積平原，但在黃土高原的原始植被還保存較好的當時，沖積土中的養分比後世水土流失嚴重時的含量自然會高許多。
這塊地方是西周王朝的發源地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周人首營關中，對於八百里秦川開發較早。西周建立之前，周族就以農業發達著稱，相傳周族的始祖就善於農耕，他“播時五穀”，被後人視爲神農后稷。西周時期，周人已會疆理農田、選擇良種、施肥、除草、治蟲等，農業生產技術取得了很大進步，尤其是輪荒制和休閒制，是周人在前人基礎上的創造。這兩種耕作方法可以保證土壤有足夠肥力，便於農作物的生長。可以說，西周時期是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我國傳統農業的基礎。而秦人在驅逐西戎，盡收周餘民後自然繼承了周族先進的農業積蘊，使初秦農業在較高基點上進一步發展。
其中最主要的關隘就是函谷關，其大約在秦獻公年間(公元前384-公元前362年)時設置在今天的豫西靈寶縣，因“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函谷關坐落在關中通往中原的豫西通道上。《通典·州郡典七》載函谷關東至洛陽640裏。由於陝西和山西之間的黃河水流湍急，古時大兵團往來困難，故秦國經由豫西通道東進中原乃一捷徑，當然反過來對企圖攻入關中的東方諸侯聯軍來說也是如此。《史記》就記載公元前273年趙、魏攻韓，秦自關中出兵相救，僅用8日便穿過豫西通道，來到華陽(今河南密縣)。
函谷關正是這條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敵軍無論從崤山南北哪條道路而來，都要經過這座關隘。關中與洛陽往來，必須經過函谷關，而正由於它曲折嚴峻，控制了函谷關，就相當於把握了戰爭勝利的關鍵。所以《讀史方輿紀要》就認爲：“洛陽西至新安，道路平曠。自新安西至潼關殆四百里，重鳳疊阜，連綿不絕，終日走硤中，無方軌列騎處。其間硤石及靈寶尤爲險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謂百二重關也。”
今日的函谷關故址，在宏農澗西畔的王垛村，西倚稠桑原。站在稠桑原頂放目四望，漫坡上農田梯層列布，幾座村落相參其間，小路蜿曲，路邊田頭有三五樹木搖曳點綴，完全可以通過千軍萬馬，根本稱不上險峻，當年又何以能設置一座雄關?
原因在於歷史上人類活動造成的自然環境變化。特別是在明代中葉以後，由於人口快速膨脹，對新闢農地的需求迫切，日常用材日增，於是黃河流域的森林地帶很快縮小，甚至遭受毀滅性的破壞。此時京師(北京)需要的巨大建材已無法就近從黃河中游地區取得，必須派遣大量人力從四川及兩湖地區採集。由於人類的破壞太過徹底，令森林自我更新的機能幾乎喪失殆盡，使得如今黃河中游地區目之所及盡是連綿不斷的禿山，不僅是現在函谷關故址如此，就是西到潼關的大道兩旁，也同樣無有再可稱道的樹林了。
但春秋戰國時期的情景與之大不相同。《山海經·中次六經》就說：“夸父之山(在今靈寶縣)，其木多棕木冉，多竹箭。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荀子·強國篇》中稱道崤山上的“桃林之塞”，“松柏之塞”(即函谷關)，就是因樹種而得名。秦漢時期，函谷關附近的松柏繁茂不減前代，爲人稱道。直到南北朝時，仍然是松柏廕庇。因此，舊函谷關道路兩側“崖上柏林蔭谷中，殆不見日”，函谷關道東自崤山，西至潼津，深險如函，號稱天險，如《水經注》所說“車不得方軌，馬不能並轡”。秦軍若處於守勢時，只需要封鎖了這狹仄的路口，外面千縱有堅車千乘，精騎萬匹，在函谷關前也難以展開兵力，逞其鋒銳。
兵家必爭之地
實際上，函谷關一帶最初並不是秦國的土地。在春秋時期，崤山道(今陝縣、澠池間)的險要在晉人掌握之中，這直接斷絕了秦人逐鹿中原的希望。公元前627年春，秦穆公不納百里奚和蹇叔勸諫，出兵車300乘，潛行遠襲鄭國(都今河南新鄭市)。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御師必於崤……必死是間，餘收爾骨焉。”剛愎自用的穆公不聽，仍舊下令出兵，但因中途泄密，無功而返。四月，晉國果興師於崤山設伏，令秦軍全軍覆沒，只輪無還。秦穆公因崤陵之戰喪敗，東向發展受阻於兵強勢盛的晉國，只能轉旆向西，伐戎闢土，滅國十二，終究只能算是偏霸一隅，無法得志於中原。後世的顧棟高就說，“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可以說是頗有見地。
但晉國這個春秋超級大國卻有着嚴重的內部問題。晉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晉國設置六卿，直接掌握並統率六軍。六卿逐漸坐大，竟至架空了國君，“禮樂征伐自卿大夫出”。特別是“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晉昭公去世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時，“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這樣的晉國不僅無法對外擴張維護霸權，而只能與吳國在黃池之會上爭些口舌，甚至迅速陷入了“六卿”之間的殘酷內戰，待到韓趙魏終於成爲六卿混戰最終勝利者時，晉國實際已經解體，國君雖仍在位，早已同虛設的一般。到公元前434年晉哀公死去，幽公即位的時候，國君只有絳和曲沃兩城，反而要去朝見三家了。宋朝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把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認三晉爲諸侯這件事作爲全書的開端。後人往往以此作爲“三家分晉”的年代，其實當時三晉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了，雖然晉國在名義上一直存在到公元前四世紀中葉，他只是魏的附庸而已。
正是趁着晉國自我解體的機會，秦國在公元前四世紀後期取得了函谷關的天險，這座關隘的名字於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出現在史籍上。從此這裏成爲關東諸侯們的噩夢。這樣的地形令秦國佔盡好處，秦國常常可以乘關外某國守備薄弱，有機可乘時驟然出兵攻擊，而關外諸國幾次組成合縱聯盟進攻秦國時，秦軍則退守函谷關，以逸待勞，使關外聯軍無可奈何，自然解體退兵，落得勞民傷財。就像賈誼在《過秦論》裏所說，列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指函谷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當然這個說法其實略有誇張，關東列國合縱攻秦多次，還不至於膽怯如此。但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函谷關的險要則一點也不過分。公元前318年，關東五國(魏、趙、韓、燕、楚)聯兵攻秦，攻函谷關不下。秦兵出關反擊，聯軍大敗。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趙、魏、韓、衛最後一次合兵攻秦，進至函谷關，卻再次大敗而還。在整個戰國曆史上，固若金湯的函谷關只有一次失陷：公元前298年，處於極盛時期的齊國聯合韓、魏聯兵攻秦，歷經三年戰爭，才終於在公元前296年打破函谷關，並立即引起了秦國君臣朝野恐慌，被迫割地講和，足見關中腹地的安全繫於函谷關的歸屬，兩者幾乎是一亡俱亡的關係了。可惜關東諸侯們這樣的聯合之後就停頓了，齊國在燕國樂毅主導的五國伐齊(公元前284年)打擊後雖未亡國也已一蹶不振，而恢復過來的秦國則可以繼續“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函谷關實在是決定戰國大勢之地，關東諸侯失去這一地利之後，終於難以抵抗秦人的虎狼之師，難逃覆滅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