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類曲種是曲藝藝術中，形態構成較爲獨特的一個曲種類型，既包括漢族曲藝中影響較大的相聲、“答嘴鼓”(即流行於福建和臺灣一帶的表演形式，類似“對口”，但是即興性很強，對話採用的語言均爲格律比較規整的韻文，曲本的語體類似於數來寶的唱詞)和四川的“相書”(說唱類的表演，後面詳細介紹)等。也包括諸如朝鮮族用朝鮮語表演的“漫談”(類似於相聲的“單口”)和“才談”(類似於相聲的“對口”)，以及受漢族相聲藝術的影響所形成的同類少數民族曲種，如蒙古族的“笑磕亞熱”(簡單理解爲“蒙語相聲”)等等……
四川的“相書”是一種通過戲劇性很強的喜劇性虛擬“說唱”來“以趣明理”的曲藝品種，這種形式在北方相聲的形成過程中也曾經存在過，就是用補幔圍起來表演，故被稱爲“暗相聲”或者“暗春”，於不用布幔的表演“明春”相對應而存在，在四川，這種表演則發展成爲了一種獨立存在的曲種形式了，即“相書”。
漢族的相聲基本上採用北京話來表演，是整個曲藝藝術門類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曲藝形式，又是整個曲藝形式中自身形態比較發達的曲種，所以漢族相聲是探討相聲類曲種最主要的類型。
歷史淵源
對於相聲的歷史淵源，我們要從兩方面追溯，如果從通過語言表現喜劇效果的“諧謔”(發音：XIEXUE)來看，要追溯到東漢，當時有一種表演形式被後人認爲是“與現代的相聲相彷彿”，但從作爲一個具體的曲種來看，相聲的歷史並不很長，從現在掌握的可信資料看，其作爲一個獨立曲種的形成，大約是在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間，即公元1821-1874年。
“相聲”作爲一個詞彙，最早的含義是運用口技手段所進行的摹擬性表演，宋代的時候被記載爲“像生”，明代被記載作“隔壁戲”，到了清代又被稱作“象聲”或“像聲”等等，但都是一脈相成的藝術形式。這種口技表演對於以“說、學、逗、唱”爲主要藝術手段的相聲來說，只不過提供了一個被沿襲下來的名稱而已。
對於更主要和直接的淵源，則是民間說講笑話的表演和滿族曲種“八角鼓的拆唱”的演出方式，形成了單口和對口捧逗的相互融合。這是相聲藝術的雛形。
單口相聲的開山鼻祖：張三祿
使相聲表演藝術得以最終確立的因素，據說是與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北京“八角鼓拆唱”名角張三祿離羣單幹有關。
相傳張三祿爲人機智詼諧，但性情刁鑽善於自我表現，常在“拆唱”八角鼓時擅自“抓哏”使噱，使同臺演員無法對應而丟臉傷面子。長此以往，導致同行不願與他同臺並有意排擠他。在此情況下，他憤而撂地，一個人以說演笑話的方式爲生，並在其笑話中加入了“拆唱八角鼓”中“逗哏”的技巧。
他不願自己的表演稱之爲“八角鼓”，而是借用了一個一個人行藝的表演名稱。稱之爲“相聲”，從此開創了單口相聲的表演先河。又因爲“全堂八角鼓”(八角鼓的另一種表演形式)講究“說、學、逗、唱、吹、打、拉、彈”行當十分齊全，且後來相聲的表演中也對戲曲與民間小調的學唱有所發展，故在相聲藝人的後來藝術實踐中，也運用了“說、學、逗、唱”來概括自身藝術的構成技巧。
張三祿之後，相聲的表演漸漸形成氣候，形成了三個支脈，即朱紹文派、阿彥濤派、沈春和派。
其中的朱紹文，藝名“窮不怕”，漢軍旗人，世居北京地安門外氈子房，幼習二黃小花臉，後改習架子前臉(彩扮蓮花落的丑角)。據說咸豐皇帝駕崩之後，勒令百日內不準動樂演戲，朱紹文爲生計所迫，同治元年(1862年)改行到天橋一帶撂地演出，他有四名藝徒：貧有本、富有根、徐有祿、範有緣。
在此之前，相聲的演出全是單口表演，朱紹文則常常與徒弟搭檔表演，開創了對口相聲表演的先河。之後，多人表演的“羣口”形式也出現了，至清末明初，相聲不僅僅在京津地區廣爲流傳，而且遠傳到了東北、山東、江蘇等地，成爲了影響面較大又風格獨特的曲藝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