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下了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今景山)自縊殉國，明朝滅亡。由於明朝實行的是兩京制，即除了國都北京外，還有一個留都南京，其行政機構設置和北京一樣，也設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軍都督府、翰林院、國子監等機構。當京師陷落，皇帝殉國的消息傳到南方後，做了兩百多年“備胎”的留都南京便立刻開始運轉，並組建了新的朝廷，歷史上將這個由明朝殘餘勢力組建的政權稱爲南明。
南明成立之初，形勢還是比較有利的，除了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底外，南明還擁有數量龐大的軍隊，其中光是鎮守武昌的左良玉一部，就擁兵八十萬之衆。“江北四鎮”中，每鎮都有數十萬的兵力。此外，在福建、湖廣等地的明軍數量也相當可觀。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形勢一片大好的新政權，結果卻不堪一擊。僅僅過了一年時間，清軍就輕鬆攻下了南京。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其實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跟南明建立之初的一件大事息息相關。正是因爲這關鍵的一步走錯，才導致了後面步步出錯。這件大事就是南明在擁立新君問題上的爭執。
中國有句老話叫“國不可一日無君”。因此，南明朝廷建立後，當務之急就是要從明朝宗室中的諸藩王裏面選出一位來做皇帝。從血緣親疏方面來看，福王朱由崧(萬曆皇帝之孫、崇禎皇帝堂兄)顯然是第一人選。可是，福王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當年在“國本之爭”問題上曾和“東林黨”大臣們結下了私怨。東林黨人害怕福王登基後會找他們翻舊賬，於是就主張國家在非常時期，應該擁立更爲賢明的潞王朱常淓(隆慶皇帝之孫，萬曆皇帝之侄)爲帝。但是，這一主張遭到了大部分朝臣的反對，甚至有小部分東林黨大臣也認爲擁立福王纔是名正言順之舉。
在擁立新君的問題上，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最有話語權(南京兵部尚書爲留都百官之首)。但身爲東林人士的史可法雖然也想擁立潞王，可又擔心這樣做會造成內部分裂。經過再三權衡，史可法和時任鳳陽總督的馬士英達成協定，既不立福王，也不立潞王，而是擁立桂王朱常灜(萬曆皇帝第七子)爲帝。這一折中方案雖然讓大家都不太滿意，但還算可以接受。
可是，史可法萬萬沒想到，在他和馬士英達成協定後，事態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原總督京營太監盧九德是福王朱由崧的支持者，當他得知朝廷中的大臣們想擁立桂王爲帝時，立即決定先發制人。福王和盧九德主動聯繫據守江北的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讓他們以武力支持福王登基。三位總兵都想得到“定策之功”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立即應予。馬士英回到鳳陽總督行轅後，得知自己手下的這三位總兵都已投向了福王，爲了自己也能成爲“定策元勳”，他也顧不上當初的承諾了，抓住時機向福王表示了忠心。而在南京這邊，矇在鼓裏的史可法還寫信給馬士英，痛斥福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個不可立的理由。結果這封信後來成了史可法捏在馬士英手裏的最大把柄。
此外，山東總兵劉澤清原本支持擁立潞王。可當他看到形勢轉變的後，爲了能在“定策之功”上分一杯羹，也立即改變立場。這樣一來，作爲南京門戶的江北四鎮全部支持福王登基，定策之事就不存在什麼懸念了。朝廷中的東林黨人在既成事實面前無可奈何，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於南京紫禁城武英殿，以弘光爲年號，因此後人稱其爲弘光皇帝。
朱由崧雖然繼承了大統，但朝廷中擁立新君造成的影響卻還只是剛剛開始。馬士英因“定策之功”進入中樞，成爲內閣首輔。史可法則被調出南京，督師江北，失去了在朝廷上的話語權。此後一年時間裏，弘光朝一直處在馬士英、阮大鋮等人與東林黨人的內鬥之中，軍國大事反而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弘光皇帝朱由崧昏庸至極，整日躲在後宮中享樂，不聞政事，更是加速了弘光朝的糜爛。
不過，比朝廷中內鬥更嚴重的是，江北四鎮總兵有了“定策之功”後，權勢得到極大提升。從前江北四鎮一直受文官節制，但自從弘光皇帝登基後，四鎮總兵自恃“天子乃我輩所立”，開始變得驕橫跋扈，擁兵自重，進而挾制朝廷。史可法雖名義上是督師，但卻無法調動四鎮的兵馬，只能無奈地在江北四鎮爲爭奪地盤相互火拼的時候，充當調解員的角色。因此，弘光朝廷雖然表面上擁有百萬雄兵，可事實卻完全對軍隊失去了控制。
1645年，清軍南下，南明百萬大軍紛紛投降，弘光政權幾乎沒有做出任何有效抵抗就被擊潰了。而造成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定策這個關鍵問題上的失誤。如果當時大臣們能放棄紛爭，上下一心，那麼無論是擁立哪位藩王，都不至於讓軍隊失去控制。皇帝本人再怎麼不濟，以南明所擁有的資源，無論如何也不會是這個結果。真是一步走錯，步步出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