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日本上古時代的粗布服裝，窄袖斜襟與古代中國穿著十分相似。但是，真正有文字記載，將中國服飾引進日本，並將之制度化，應該是從奈良時代開始。
在日本奈良時代正值中國盛唐時期即公元8世紀，中國對日本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影響最爲重大，日本派出大批學者、僧侶到中國學習，這些遣唐使者把唐代文化藝術、律令制度都帶回了日本，這時，中國古代吳越地區的寬袖、疊襟式長衫流傳到了日本，成爲上流社會正式場合的禮服，特別是朝廷的正規制服。在此後的歷史變遷中，雖然和服不斷得改良，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和服的基本要素始終沒有脫離吳服的定格。對於和服的傳入還有一種說法：奈良時代，中國唐代的服飾傳入日本，首先在貴族中流行，被稱爲唐風貴族服。
到平安時代(九世紀以後)，由於受到當時國風影響，對唐風貴族服加以若干改造，衣服色彩開始多樣化，如袖子、胴體變長，衣服的幅度變寬。爲給人以美感，穿時緊緊貼在身上，有意識的顯示出人的線條美，在衣服上印上家紋，，古代日本按姓氏每家都有家紋，估計家紋數日超過二萬種，便服設計開始禮服化，是進入室町時代的特徵。
桃山時代(十六世紀中葉)，人們開始講究不同場所穿著不同服式，於是出現了參加婚宴、茶會時穿的《訪問裝》和參加各種慶典、成人節、宴會、相親時穿的《留袖裝》。
江戶時代是日本服裝史上最繁盛時期，現今所看到的和禮時喜愛的服裝，和服及其飾物還成了佈置室內的裝飾品。服飾上的這種變化，日本人稱其爲國風化。從此這種服裝便固定爲日本的和服。
因而，和服必然與中國古代隋唐時代服飾間有一定的關係：
首先，是服飾的紋樣，隋唐時代的服飾紋樣“大部分都以花卉爲主，或是把花卉作爲陪襯，圖案規範、工整、連續、對稱，部分形象趨於寫實。”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文中，論述到藝術創造活動中主客體的辯證關係，提倡一種“自然之趣”，認爲“自然美”比“雕琢美”更具高尚的形態美。以大自然爲對象的花卉寫真本身就是美麗的圖案，有着工藝的美與圖案的美的雙重語意，而且更具有生態中花卉的譯音。日本和服的造型與圖案面料的寫真，具有和服圖案特徵的櫻花，被如此誇張變形，也是“對生態的神韻的形象讚頌”。
其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的古代，女子是禁止拋頭露面的。《札記•內側》規定“女子出門，必擁閉其面。”從中國魏晉時期的“面衣”，到隋唐時期的“幕羅”，再到唐高宗時期的“幃帽”，雖然形式在不斷的改變與革新，但是，作用全部都是爲了遮掩不被看見。而在日本女子則是基本足不出戶的，因而屏風就起到了遮掩的作用，這和日本沿襲的中國的封建禮教思想是分不開的，而且近乎到了嚴酷的程度。
第三，從唐代服飾的衣領上來看，從側面上反映了當時的思想開放，甚至出現了“坦領”，裏面不穿內衣，坦胸脯於外，唐詩中有“粉胸半掩疑暗雪”之句。雖然說唐人欣賞的重點在胸部的風韻，日本在同一時期的服飾出奇得相似，特別是領口的凹陷設計，爲的是顯露脖頸的肌膚細嫩、修長，直到以後的歌舞伎的服裝依然保留了這樣的風格。這牽涉到了日本人的獨特審美觀。
第四，先前奈良時期的服飾，依然傳承了唐衣的寬袍大袖，孟浩然《春情》詩： “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簪花仕女圖》中的仕女就是詩中所描繪的穿着。在日本除了受到中國的影響，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宗教。 “寬”的容量是比較大的，服飾越寬那麼人的軀體就越抽象，這樣不僅僅隱藏了具體的軀體，也隱藏了人的性格。從視覺對深度的識別上來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個較小的區域，焦點以外的東西看起來就比較模糊了，所以寬大的衣服比較能夠吸引人的視覺焦點，是周圍的形象比較模糊，人的形象就高大起來7。
第五，唐代的妝面風格直接在日本流傳，從歌舞伎的形象中就可以很直觀的瞭解到，粉面，闊眉，小朱脣，面厴、斜紅，都在當時蔚然成風。不同的是對於發的處理，日本古典女性長髮梳理，使長髮與裝飾溶爲一體。如同在大自然中，樹木的枝幹，也有着天然的梳理一樣。樹枝垂掛如同梳理的長髮。日本婦女頭飾具體的任何一個裝飾配件以及飾物，都是有特別要求的，就像中國京劇人物中，無論是老旦，花旦等特定角色，頭飾都有特定的規範與做法，日本多以花爲主。
由此可見，中國服飾文化對日本服飾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今，和服已經成爲一種傳統的民族服飾，只有在盛大場合人們纔會穿着，無論現在如何去欣賞，她們無不給日本增添了色彩和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