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是在黃飛鴻系列電影裏第一次聽說白蓮教，在電影裏白蓮教絕對就是反派的存在，也是暗示了一下白蓮教的性質。歷史上的確存在過白蓮教，而且給人們帶來的影響絕不僅僅是電影裏那麼輕描淡寫，實際上白蓮教從唐朝就開始有記載，畢竟唐朝時期相當開放，但是到了清朝白蓮教徹底成爲清政府的敵對勢力，而且教內分支也多了起來。白蓮教到底是怎麼組織起來的的呢?下面就爲大家揭祕白蓮教背後的真相。
白蓮教這個名字，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都是非常陌生的。除了武俠小說裏的強力門派，就是歷史書角落中的龍套過場。但他們在歷史上的存在感，遠強於教材所能給予的篇幅。類似清朝白蓮教起義這樣的大事件，其實在歷史上屢次出現。尤其是在體制異常僵化的明朝，白蓮教衆逃離內地，在邊境上成爲數十年的心腹大患。
現在普遍認爲白蓮教起源於佛學昌盛的北宋年間，但這些看似膜拜彌勒佛的小團體，其實也是大有來頭。他們的信仰體系起源，不僅早於北宋，也遠早於佛教出現的年代。
彌勒佛的原型實際上是來自內亞的拜火教神--米特拉。作爲一種從有文字記載前就出現的宗教體系，一直在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傳播和改變。當古代印歐人帶着米特拉神崇拜，駕着戰車去征服印度。新的形象也逐漸出現在了印度教中。以至於在更晚期出現的佛教中，就有了進一步轉變的彌勒佛。
米特拉信仰向西也影響了歐洲。他們先是在小亞細亞等地，與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合體，成爲新的太陽神標誌。接着又一路向西，以原始的獅子形象和善戰之名，成爲了羅馬軍團士兵的普遍信仰。在基督教成爲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前，米特拉神在羅馬有着相當大的影響力。結果，米特拉神在被基督教取而代之後，又以天使長米迦勒的形象，繼續活躍下去。
在古典時代後期--中世紀早期的波斯，脫胎於原本拜火教信仰的摩尼教又孕育而生。這種結合了部分希臘哲學與基督教思想的“波斯異端”，重點向東發展，一路從西亞傳入東亞。他們也將米特拉作爲主神之一，並逐步同在當地站穩腳跟的佛教產生了聯繫。以至於隋唐時代的東亞人都分不清兩者的嚴格區別。米特拉神與彌勒佛也在東土完成了主題與分身之間的合二爲一。
摩尼教在中亞遭到伊斯蘭打擊後，又在東亞被唐朝的滅佛運動重創。但作爲一個有較完整組織體系的教派，還是分散在了民間，繼續傳播。到了兩宋時期，摩尼教雖然擺不上臺面，卻也是民間非常盛行的教派之一。原先的太陽神標誌，逐步被印度化的蓮花取代，米特拉神形象也徹底融入彌勒佛體內。這讓他們看上去更像是來自印度的佛教。最終以白蓮教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
由於官府的持續打壓和佛教派系的不斷攻擊，已經相當本土化的白蓮教還是不可避免的被牽扯到很多事件中去。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就有他們大力協助的因素。大量底層民衆，因生活的困苦而拜倒在彌勒佛下，讓他們很難被官府徹底消滅。
元朝一統長江南北後，白蓮教的地位並沒有得到改善。一方面是繼續信仰佛教、伊斯蘭和基督教的上層人士不屑，一方面是地方上儒家大族們的本能敵視。所以白蓮教依然被限定在底層人羣中，發展維度有很大侷限。但也是利用南北交通的聯動，這種在江南完成重生的小教派，一路到了北方各地。
元末，一系列的天災與大規模瘟疫，摧毀了整個王朝的脆弱基礎。以底層人士爲主的白蓮教，自然出現在了風起雲涌的叛軍之中。他們以教團形式，加入了著名的紅巾軍。最後協助朱元璋在江南有了立足之地。這段歷程在幾百年後，還啓發了創作《倚天屠龍記》的金庸。
慘遭清算
利用白蓮教的朱元璋很快就對他們大開殺戒
但就和之前的歷代統治者一樣，上位的朱元璋很難不忌憚擁有自發組織的白蓮教。尤其是這些教團已經在民間發展數百年之久，很難不有悖於朱元璋的高壓管制理念。於是，在他開始東征蘇州時，就已經發布了攻擊和取締白蓮教社團的命令。
在新的明朝基本佔據長城以南的區域後，白蓮教在當時京師所在的江南地區，被壓制的非常厲害。相反，倒是位於邊區的北方各地，有了逐步壯大的趨勢。尤其是在山地衆多的山西，大量長期接受內亞宗教影響的民衆，很容易就接受了相同起源的白蓮教。元末明初的北方戰事，基本上就以山西爲核心展開。戰爭破壞與明朝的奇葩經濟政策，都讓更多人陷入了貧困。白蓮教的潛在市場也逐步增加。
15世紀初的朱棣叛亂，又引發了規模不小的靖難之役。雖然戰爭基本上就在燕京到江淮直接的運河流域展開，卻也一度影響到山西、河南等地。躲避戰亂的人羣，大量逃入附近省份。很多從衛所制中脫離的失地軍戶，也不自覺的進入山西和直隸，再次壯大了白蓮教的規模。對此也無可奈何的明朝朝廷，只能怪小民無知，容易被“妖人”煽動。
更爲不妙的處境，來自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天災。其中又以山西地區，遭災特變嚴重。原本生產方式多樣化的當地農民，被明朝強制進行單一的生產模式，對災害的抗擊能力也就降到了最低。不少人鋌而走險，開始同邊境另一邊的蒙古人做了走私貿易。白蓮教團的組織性與協作能力，正好符合走私商團的必須。
結果，這些在山西的白蓮教衆，就成爲了北方邊區的主要走私力量，堪稱後來著名的晉商集團先祖。他們和東南沿海的私人海商一樣，必須同內地的官宦大族聯繫，形成了維持地區經濟穩定的不可控因素。這樣的局面在整個15世紀後期都愈演愈烈。當廣東和浙江沿海的商人，在地方官護佑下出海貿易。在山西也有不少白蓮教徒出關，同掌握北亞貿易路線的蒙古人交易。
更爲諷刺的是，這一南一北的兩大走私商人集團，也在同期遭到新的非難。新繼位的嘉靖皇帝，是對權力及控制慾非常看重的君主。他周圍的主要謀士也基本以最正統的儒家士大夫集團爲主，對地方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們先是接着屯門海戰的衝突，以驅逐葡萄牙人爲名，整頓了廣州沿海。接着又以餘姚的血案爲契機，消滅了浙江沿海的雙嶼島和幾大海商集團。類似的模式也在山西發生了。
1545年，山西當地的宗室朱充灼因獲罪而被取消了爵位。因不滿被冊封在當地的代昭王朱充耀，未替其向朝廷說情，決心發動叛亂。除了自己能動員的少量駐軍外，他還向關外的土默特蒙古人求援，約定一起夾攻邊防重鎮的大同。
來自應州的白蓮教領袖羅廷璽，在這場叛亂中也表現活躍。雖然這次叛亂很快被明軍鎮壓，蒙古騎兵也來去匆匆，但還是讓嘉靖的朝臣們開始注意其山西邊境的情況。在又一輪高壓清洗後，很多白蓮教徒決定出逃，到長城以北地區另謀生路。他們以各自的小教團爲核心，也吸納了一些不堪忍受明朝剝削的農民，一起翻閱被蒙古人稱爲“白牆”的長城防線。控制着漠南與河套大部的土默特蒙古人，是他們之後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長城以北的地區並非都是貧瘠的荒原。距離大同不遠的豐州一帶就水草較爲豐美，還適合農業生產。早在遼金時代，當地就是一個控制草原南部的重鎮。蒙古帝國崩潰後，這裏的城市被廢棄，只有少量人口存在。以白蓮教爲首的越境集團，就將這裏作爲自己的落腳點。他們在蒙古王公阿勒坦汗的庇護下，開始對這裏進行了歷史性的開發。
短短几年內，總計有1萬山西的白蓮教衆逃到了豐州。他們以原先的獨立教團爲單位，開始在當地建立堡壘並拓殖田地。隨他們一同奔走塞外的還有4萬多非白蓮教信仰的普通難民。一些周邊的蒙古牧民也選擇在崛起的新城區附近常駐，人數約有2000左右。這個沒有中心的大城區，也就成爲了當時蒙古南部和明朝北部最有活力的地方。其地位與浙江舟山的雙嶼島類似。
在山西不斷遭災的同時，臨近的河套與漠南也是氣候災害頻繁。當地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因此陷入了困頓。由於明朝的建立與鎖國體制，他們很難像過去那樣同內地輕鬆貿易。這對蒙古地區的經濟有很大打擊。加上陸上絲綢之路正處於無可挽回的衰退期，來自內亞腹地的商隊也大量減少。愈發貧瘠的草原也陷入了各方爭奪稀缺資源的戰場。可以說，在白牆以北的草原，生活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然而，在白蓮教徒和衆多逃亡的流民看來，豐州一帶卻是他們的樂土。在擺脫了明朝各級官吏的管束與盤剝後，他們的生產所得中的絕大部分留作自用。除了基本的口糧外，也可以參與長城以北的走私貿易。不僅將糧食賣給蒙古人，也會運到內地販售。依靠過去就已建立的地下貿易網絡，各種其他商品也由他們之手，流通在白牆南北。
土默特蒙古人也非常看重他們的這些才能，在一開始就賜予了大量畜羣，保證其基本的生活維持。阿勒坦汗後來又進一步對他們委以重任，讓白蓮教徒擔任自己的顧問、間諜和貿易代理人。通過這些豐州的內地流民，恢復和發展了漠南蒙古地區的經濟。白蓮教徒甚至於爲當地人帶來了大量藥材和稀缺的醫療人員，並奉大汗之名在偷偷去長城以南採購。
當然，對於蒙古人來說，豐州的白蓮教集團還有軍事上的重要意義。這些人來自內地的各行各業，可以幫助蒙古人製造各類武器，並提供內地的具體地理情報。由於本身以教團爲基礎組織，這些白蓮教衆還可以組織單獨的部隊來協助蒙古人作戰。
有了豐州白蓮教徒的幫助，土默特蒙古人很快就嚮明朝邊境發難。他們希望以武力逼迫明朝開放邊境市場，重新建立橫跨長城南北的經濟活動。這也讓他們和白蓮教徒一起，成爲了明朝中期的最大邊患來源。
1550年的庚戍之變，就是獲得白蓮教幫助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第一次大規模進攻。他們從鄂爾多斯的草場南下，號稱有騎兵10萬之衆，首當其衝的便是山西邊境的大同。當地總兵仇鸞與白蓮教方面獲得聯繫，給阿勒坦汗送去了貢金。蒙古軍隊於是直接饒開大同，向東從古北口和通州等地逼近北京。
嘉靖皇帝下令京軍整隊出戰，卻發現花名冊的軍隊其實有很多人根本不存在。倉促出戰的殘餘部隊，也在北京附近被厲兵秣馬的蒙古人擊潰。至於從其他地區趕來的勤王部隊，還慢吞吞的走在路上。但由於蒙古人的目的是逼迫明朝開市，而不是真的來佔領地盤。所以當嘉靖皇帝的態度軟化後，入侵者便匆匆撤退。這場險些釀成第二次土木堡之變的鬧劇，以大明朝的灰頭土臉而收場。
第二年，大同的馬市終於開市。阿勒坦汗甚至給嘉靖皇帝貢獻了良馬，期望緩和對立情緒。但基層的雞同鴨講，很快就讓馬市在1552年被明朝關閉。而給蒙古人納貢的仇鸞也被人揭發處理。
明朝人很快就意識到是豐州地區的白蓮教衆，幫助蒙古人攻略長城以內的地區。於是他們開始了一系列反擊行動。1560年，3000邊軍突襲了豐州的一處白蓮教營地。由於大批蒙古人馬已經在夏季北上避暑，留守部隊近千餘人。但明軍在草草砍得83個人頭後就迅速回撤。被焚燬的營地也只是當地羣落的冰山一角，絲毫不能動搖白蓮教集團的地位。
發現無法硬來的明軍，於是開始以財產爲誘惑，對豐州當地進行招降。但除了少量在內鬥中實勢的人外，很少有白蓮教徒選擇迴歸。而對幾個首領的重金懸賞，也讓蒙古人送還了幾個用處不大的騙子，從明朝這裏又撈得一筆賞銀。
隨着白蓮教集團在豐州的日漸壯大，他們還繼續慫恿蒙古人南下山西等地，將明朝勢力從當地驅逐。1567年，也就是嘉靖執政的最後一年，白蓮教首領之一的趙全就爲阿勒坦汗制定了詳細的計劃。6萬蒙古與白蓮教部隊，分兵四路，殺入山西。當地的明軍根本無力抵抗，在野戰中大敗而歸。只能依託城牆防禦來自保。土默特蒙古人接着圍攻石州，並依靠白蓮教打造的攻城武器，破城而入。周邊多地也遭到了洗劫和攻擊。明朝在山西的防禦體系則被一舉摧毀。
趙全還鼓動蒙古人佔據他們攻克的各個要塞，但卻因爲蒙古人沒有餘力和野心而作罷。後來他自己也成爲了蒙古與大明議和時的籌碼，被遣送會內地處死。腦袋被傳首九邊。但若不是嘉靖皇帝在這一年的病死，惡劣的形式可能真迫使蒙古人下決心去佔據山西。
也是在1567年，隨着嘉靖皇帝的死與隆慶皇帝的繼位，明朝的政策出現了很多具有靈活性的轉變。相比食古不化而剛愎自用的父親，隆慶看待現實問題就不太以高壓目的和綱常倫理來作爲唯一指標。
今天的我們回顧他短暫統治期，發現幾乎一樣的兩個和解在大明朝的南北邊境完成：
對南方的海商集團和倭寇，隆慶選擇了著名的開關行動。以原本海商雲集的月港爲中心，不再全面禁止當地人參與對外貿易。同時對已經留居澳門十多年的葡萄牙人也網開一面，允許他們繼續居住沿海。
對北方的蒙古人和白蓮教，隆慶也從實用角度出發，展開了懷柔行動。首先是同意與蒙古人進行貿易，並在大同和北京等11個地方開放了貿易關口。這樣就能讓長城兩端的商品進行順暢的流通。作爲回報，蒙古人很快就停止了對明朝邊境的襲擾。雙方的連續衝突，轉變爲十多年的相安無事。連明軍修補邊境工事的木材，都是從靠蒙古一邊找來的。
至於豐州的白蓮教衆，他們也獲得了比以往更爲優厚的招降待遇。部分人在鄉土情節感召下，還是接受了條件並回到內地。但更多人還是選擇留在長城以外，堅決不返回大明王朝的控制區生活。他們同樣可以以中間人的身份，繼續參與長城南北的貿易活動。隆慶與阿勒坦汗的議和通商，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們的威脅性。
以上這些措施，歸結起來其實都是一個模式。即通過對事物的客觀規律進行分析，再用大家都可以獲利的方式，解決過去的爭端。無論對手是不服朝廷管制的亂民，還是和明朝堪稱世仇的蒙古部落，又或是同樣以天之驕子自居的西洋人。這樣觸及人心本性的協定，都是可以有美好結果的。
澳門在葡萄牙人說裏，成爲了遠東的海上中轉站。豐州則在蒙古人和白蓮教徒手中，成爲了內地與內亞貿易的重要節點。阿勒坦汗甚至在當地常駐，並讓人仿照元大都的佈局結構，建造了宮殿與新城。
在後來的香港最終崛起前，兩座隆慶時期定型的“法外之城”，托起了大明朝南北兩地的經濟。前者至今還是遠東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後者則成爲內蒙古的省會--呼和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