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鴻(?-1891)， 原名劉錫仁，字雲生，廣東省番禺縣捕屬人。
社會貢獻
郭劉之爭
郭嵩燾與劉錫鴻的鬥爭，劉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的一舉一動，從一開始就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燾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清政府擔心內鬥會影響外事工作，於1877年4月改派劉錫鴻爲駐德公使。劉與郭同爲公使，使劉氣焰更高，對郭的攻擊更加猛烈，甚至達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程度。如有次參觀炮臺中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爲“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當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爲“堂堂天朝，何至爲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爲這是效仿洋人所爲，大不應該。認爲這都是“漢奸”行爲。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譭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由於朝中有人支持，劉更是接連上奏朝廷，發函總署及南北洋大臣，誣陷郭嵩燾。對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爲自己辯誣，退意漸濃，多次上奏要求調回國內。
對郭劉之爭，李鴻章當然支持郭嵩燾。1877年11月初，李鴻章致書郭嵩燾，密告朝廷將以李鳳苞取代劉錫鴻出任駐德公使，要郭不要稱病乞退，同時勸郭千萬不要公開與劉決裂，讓外人見笑。由於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漸次開展，一時人才奇缺，於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燾兼任出使法國欽差大臣。然而，劉錫鴻等人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於5月6日列舉郭嵩燾十大罪狀，洋洋數千言，大到造謠說郭嵩燾總“向英人詆譭時政，謂中國將作印度，或被吞併於英俄”，小到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等全都是罪過。其用心之刻毒、言辭之激烈嚴峻，超過以往。
這些“罪狀”，總理衙門無法覈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爲難;同時，面對駐外使臣間勢同水火的矛盾，總理衙門也感到難以調和處理，幾次徵求李鴻章的意見。李鴻章當然是爲郭嵩燾辯護。
但是，朝廷內外反郭力量甚強，縱然李鴻章權傾一時，他的免劉保郭之論根本不可能爲清政府接受，只能暫時維持郭、劉現狀。但結果仍然是駐英與駐德大臣二人的關係勢同水火，滿城風雨，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反郭擁劉者衆的情況下，清政府決定將郭免職調回，不少人還想將郭嵩燾查辦治罪。李鴻章知道事情已無可轉回後，又專門在7月10日致信總理衙門再“論郭劉二使”，強調“惟英使一席，關係綦重，名位既須相稱，才望亦要兼優。
筠仙尚爲英人所推許，頗難爲繼”，所以挑選繼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爲總理衙門選人建言，另一方面也是爲郭嵩燾美言，間接反對將其治罪。同時，他在這封信中還借一位德國人之口說劉錫鴻“職任名望俱卑”，並指劉在德“不甚見禮於當路”，因此他能否勝任外交工作大可懷疑。最後他明確說出自己對劉的處理意見:現在可“暫留”，但“將來似宜撤換”。
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將郭、劉二人同時調回，本來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後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將駐英公使郭嵩燾、駐德公使劉錫鴻同時召回，由曾紀澤、李鳳苞分別繼任。
反對洋務
劉錫鴻終其一生，都固守着“用夏變夷”的決心和希望，華夷觀念一直存在於他頭腦中無法改變。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的封建衛道士。他堅持認爲發展商業是“捨本逐末”之舉，認爲“官中多一商賈，即國多一蠢，民多一賊。豈政令不講，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機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他也反對機器的使用，認爲“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爲富強，邃謂爲有用之實學哉?”
在洋務問題上，他持反對觀點: “如必欲用機器以壯軍心，可令教操洋人代爲購辦，不必開局自制”，因爲“募人學習機器，輾轉相教，機器必滿天下。其以此與官軍對壘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爲他親自去鎮壓過農民起義，對此有切身經驗，想維護封建統治。“故仁義忠信可遍令人習之，機巧軍械萬不可多令人習之也。”他的論調與那些高唱“以忠義爲甲宵，禮儀爲幹格”的保守派等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還認爲近代科學是“餘爲之辨曰: 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甚至不惜顛倒黑白和是非，批評英語中“父親的花園”則曰“花園的父親”令人哭笑不得。
他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過於他反對修建火車，即使在出洋之後他的思想也沒有改變，認爲“此非治國正軌，恐非可恃”，在他晚年時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轟動了朝廷，他憑自己曾“奉使西洋”，作爲一名火車的親歷者說: “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臣竊計勢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現得十分固執。他那富有“說服力”的反駁果然對統治者施加了巨大影響，中國修築鐵路的實踐被延遲了數年，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也因此停滯。
思想主張
劉錫鴻留有一枚刻有“儒俠”二字的印章，代表了他一生“以儒家思想解救亂世”的志向。
平心而論，他反對修鐵路的理由中也是有可借鑑的地方的，如他指出鐵路的修建有可能會便於外國列強控制中國，喪失主權，借款修鐵路亦然。“囊者英法構釁，屢獲逞於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運炮運糧兩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險以延敵哉?’順後來的歷史也印證了他的這一擔憂。
劉錫鴻的思想並不是一無是處，也有值得借鑑、深思的地方，如吏治，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晚清吏治的黑暗現狀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故今日之事，爲吏者當以順治是諸輔臣爲法，代幼主以遵成憲，毋忘綜覈名實之嚴，然後國威可以復振，非然者筋脈日益弛緩，寸步將必難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見上所爲賞罰者一皆不拘情面，不關譭譽，不雜恩怨，不任素性，愛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榮去辱只此化惡善一途。”想復興孟子的重視教化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
他甚至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如裁撤冗員，以禮馭吏等，“擇樞臣之忠清剛正者，省去別項差使，專核吏、兵、刑三部議處事件，而治其詢縱濫保之失”，從而使得“是非悉當默險能明，人人有所懲勸以效其才能，亦人人無可幹求以養廉恥，則牧民馭兵兩大政自然日有起色”。儒家思想已經紮根於他的靈魂中，程朱理學的影響已深人其骨髓。
他又指出了人民素質與國家富強的關係: “英之衆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 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遷之需; 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即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何如人哉? ”
除此之外，他也是提出民間開礦設想的第一人。
《英貂私記》是他出使英國時寫的日記。不過，若細讀《英招私記》，人們會發現到了英國之後，劉錫鴻的思想也起了一些變化。
例如，他稱讚君主立憲制“無閒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通過與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鋒，他也打開了一些眼界。通過與博郎的辯論，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先前反對船艦的看法:“事理無窮，因乎時勢。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則補養元氣，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補養，則其病終不可廖，此又一理也”。但是，他擔憂的是內憂而忽視外患，這也是他的不足之處。
更重要的是，他對領事裁判權提出了質疑: “倘照理藩院刑法，參酌變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罰款代答杖，定爲專例，以治外國寄居商民，亦未嘗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