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的起用都要受兩個前提條件的約束：一是機構的性質，二是官缺(即編制)。
內務府機構的性質決定了內務府官員主要由內務府包衣(包衣是滿語音譯，意即“家奴”)充任，而將內務府包衣缺設置爲內務府包衣的專缺，也爲這種需要創造了條件，這就是，“本府人員惟充本府差使”。
但是從內務府官員的實際任用情況來看，則表現爲一種交叉互任的狀態：
一是內務府包衣出任內務府官，這符合內務府包衣缺規定的要求，自然不用多言;
二是非包衣出身的官員出任內務府官，這一點在內務府高層官員中尤爲顯著，比如和珅、穆彰阿、榮祿;
三是內務府包衣出任其他部院、省份的官職或在出任內務府官時兼任其他非內務府官職。
而這些情況有時又集中表現在某一官員身上，情況比較複雜。然而，說到底，在清朝，官員起用的實質是由統治者的需要決定的。同時又由於當時滿族社會固有的主僕意識的影響，在官員的起用上，特別是內務府官員的起用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其主子對僕人慣有的信任和忠實程度的影響。正因爲這樣，才使內務府官員的組成和內務府包衣的身份呈現出可變性和多樣性。
上文提到過，“官缺”是起用官員的一個重要條件。尤其是清朝統治者作爲一個以少數民族爲主的統治集團，爲維護本民族統治集團的利益，確保他們在國家統治機構中的地位，對官制中具有劃分“權力”意義的“官缺”的分配十分重視。
根據與統治者親疏關係的不同，清代的官缺被劃分爲六種，即宗室缺、滿洲缺、蒙古缺、漢軍缺、內務府包衣缺、漢缺。
因爲缺分就意味着職位，職位就是權力、地位和金錢的保證。所以，清統治者又規定除了“宗室缺”和“內務府包衣缺”這兩個具有特殊身份人羣的“官缺”不得他人“借用佔補”外，還規定允許排在前面的“官缺”上的人可以“借用佔補”它後面的官缺，於是所有漢缺之外的“官缺”上的人都可以補“漢缺”。顯然，這是統治者在保證旗人(宗室缺、滿洲缺、漢軍缺)、蒙古人充實官僚階層的前提下，纔給漢人爲官當差的機會。由此可以看出清統治者在維護本民族統治集團利益上所作的努力。
“內務府包衣缺”是指內務府衙門所屬的各項職位以及內奏事處等不可借用、佔補的內務府包衣的專缺。也就是說，凡是內務府包衣缺上的職位，都由內務府包衣出任。這個缺分的設置，是由內務府這一皇室內部服務性機構性質的特殊性決定的，同時也是皇帝給自己的“奴僕”集團創造的一個獨有的升官發財的機會和空間，使他們更加忠實、努力地爲自已效力。但是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內務府包衣缺並不是內務府全部的官缺，即在內務府高級官員中有些缺分並不屬於內務府包衣缺;同時在內務府爲官的人，也並不都是包衣人。
執掌內務府的內務府大臣都由哪些人來擔任呢?
內務府大臣的全稱是總管內務府大臣，滿語爲“包衣按班”( booi amban)或“包衣大”(booi da)，上圖滿漢對照，筆者自己寫的。內務府大臣作爲內務府的最高長官，其來源據《清史稿》載：“總管大臣，無員限。滿洲大臣內特簡(特簡，意指皇帝對官吏的破格選用)。初制從二品。乾隆十四年定正二品。“
另據《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的記述：“總管內務府大臣......爲正二品官，無定額，由滿洲侍衛、本府郎中、上駟院、武備院、奉宸苑卿中升補或根據需要由王公、領侍衛內大臣、滿尚書、侍郎甲特簡。”·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內務府大臣沒有定額，或者說不受額缺的限制，也不受內務府包衣缺的限制;二是內務府大臣的來源，可以是包衣人，如本府郎中等，可以是宗室王公，也可以是滿洲旗人，如侍衛、侍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