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所熟悉的中國畫長卷中，往往是山水、人物、田園，而這幅畫裏，沒有小橋流水、漁樵耕讀、吟詩作畫、古鬆奇石，沒有任何一項我們所熟悉的元素，只有蒼茫無際的海水，和一抹紅日。
紅日在波濤之上，雲蒸霞蔚中，它和其下的雲霧，甚至有一些西方油畫的寫實風格。而其下的汪洋大海，則用了繁複細膩的線條勾勒，在156米寬的空間中，濤濤海水纏綿不決，營造出一種壯闊的長景。
海水旭日卷 局部 明 戴進
這幅《海水旭日卷》是明朝前期“浙江畫派”的開山鼻祖戴進(1388～1462)所做。有人說這是他在老家錢塘江口，望東海寫生之作。戴進確實有很深的寫實造詣，據明代周暉《金陵瑣事》記述：當他17、8歲時剛到南京，在水西門就被腳伕把行李挑走跑了。那個時候的南京還沒發向警方調監控錄像，戴進就向附近的一家餐廳借了紙筆，將腳伕的樣子默畫下來，大家一看，原來周圍的人都認得，於是水西門羣衆就帶戴進到那個腳伕的家裏索回了行李。
戴進到達南京這時，正是永樂初年，南京還是大明朝的首都。戴進從小受父親戴景祥影響，開始學習工筆畫。他少年時曾經當過金銀器鑄造匠，製作出的金釵銀花、人物、花鳥，在當地也小有名氣。據清代張潮《虞初新志》和厲鶚《東市雜記》記載，少年戴進爲此很驕傲。但直到一天他在街上看見一位融金的師傅，正在將他自以爲傲的藝術品融化，他感悟到：“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從此以後，他便立志學畫。他受到了南宋“院體”的影響，擅長畫山水、人物、花果、翎毛等等。
海水旭日卷 細部 明 戴進
永樂十八年(即1421年)，北京皇宮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宮以南京皇宮爲藍本，新建成北京城周長四十五里，呈規則的方形，符合《周禮·考工記》中理想的都城形制。明成祖下詔正式遷都，改金陵應天府爲南京，改北京順天府爲京師。在大明朝遷都北京後過了7個年頭， 戴進到了不惑之年，他跟隨父親一起到了北京，被授予“待詔仁智殿”的官職。
待詔，本指以一技之長供奉於內廷的人。宋、元時成爲對手藝匠人的尊稱，戴進所獲得的這個“待詔”一詞的原意是等待詔用，後來便成了官名。仁智殿，位於故宮博物院武英殿以北、右翼門以西，俗稱“白虎殿”。在明朝時，這裏是皇帝駕崩後停放靈柩的地方。明成祖朱棣崩於榆木川，回到京師，皇太子即迎入仁智殿，加殮納入梓宮。後來這一處宮院，成爲也是明代供職於宮廷的畫師作畫之處。正如戴進所跟隨的“南宋院體”派，明代皇帝在機制上也仿效宋徽宗設立書畫院的先例，在武英殿待詔，收錄丹青手;錄用後，在仁智殿作畫。明朝諸帝以明宣宗朱瞻基的繪畫成就最高，他經常到仁智殿點評畫師的作品。
雖然跟隨父親進京做了官，但在畫院裏畫畫，其實是個危險的職業。那個時候大明朝剛剛繼承了南宋的做派，搞起了宮廷畫院，所有畫家被養着，但必須要迎合老大的意思。一言不合就要被殺頭的。戴進在帝都的時期，開始吸收各家之長，所承傳統涉及北宋李郭、南宋馬夏、米氏雲山、元代盛懋、文人水墨法和淺絳山水等等方面。但他的成就招致了同行的嫉妒。
戴進在宮中被讒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記載，說法各異，但他因爲在繪畫上的超羣出衆的才藝，引起了畫院諸名家妒忌與排擠，這是確鑿無疑的。據說鎮守福太監向宣宗薦戴畫四幅，宣宗即召集畫院名家謝庭循等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復展《冬景》，謝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斬!’”
另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是：戴進所做的《秋江獨釣圖》中，畫了一紅袍人正在江邊垂釣。在傳統繪畫中，紅色最難畫好，戴進此畫中的紅色獨得古法，他自己很是得意。但謝庭循則對老大說，大紅色公務員的制服，公務員不好好爲人民服務而跑去垂釣，這太不成體統了。而在清朝孫承澤所著的《庚子消夏記》中，對這一故事提出了質疑，他認爲“此三家村中語也。宣廟善畫，嘗見御筆雪山圖，一人衣緋，策杖入寺，此豈朝服耶?其不取文進，定有在也。”
戴進被讒之事，有人說發生在他四十歲左右，按郎瑛之說，戴進聽到宣德帝發了“福可斬”的御旨，當晚就由徒弟夏芷幫助，灌醉慶壽寺的一個和尚，偷了度牒，削髮假扮僧侶，倉皇出逃，歸隱於杭之諸寺。以後，爲逃避謝環(庭循)的搜尋，又曾一度隱姓埋名，輾轉漂泊到雲南。歲末，就持自己畫的門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種說法是，戴進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歲時離京返鄉。據李開先《中麓畫品》則記敘，戴進雖未能得到宣宗的賞識，但還未有馬上離開宮廷，只是“寓京大窘，門前冷落”。而當戴進落魄之時，謝庭循則爲當時所崇尚，爲閣臣作大畫，就把戴進請來代筆。後來此事被請閣臣知道了，便怒斥謝環：“原命爾爲之，何乃轉託非其人耶!”於是戴進無法在宮廷繼續呆下去，遂辭歸。臨行時，禮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進歸錢塘》詩相贈，曰：
“知君長憶西湖路，今日南還興若何?十里雲山雙蠟展，半篙煙水一漁蓑。嶽王墳上佳樹綠，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隨尋舊跡，滿頭白髮愧磋跎。”
從藝術成就上看，戴進是明朝“浙派繪畫”開山鼻祖。他作品風格多沿襲了南宋畫院遺風，戴進的創作沒有被傳統所束縛，他的畫用筆流暢，逐漸形成自己風格。他善於用濃淡水墨的巧妙變化，來表現“鋪敘遠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體遺風，又有元人水墨畫意，被推爲“浙派山水首席畫師”。戴進著名的作品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 《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進晚年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故鄉杭州及南京、浙東一帶，仍以畫畫爲生。關於戴進的結局，流行的說法是他晚景淒涼，以至“嫁女無資，以畫求濟，無應之者”。天順六年，因窮困潦倒而死，終年七十五歲。浙江畫派在鼎盛時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葉後，江蘇吳派開始統領畫壇，浙江畫派到了明末就逐漸退出了畫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