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撕毀給人看，也是生命充實的藝術。東西方的悲劇藝術，都氣象宏大，內容豐滿，用極大的張力去表現悲壯的主題。中國古典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是符合這個標準的。就三國史本身而言，無所謂悲劇喜劇，只是一段按照客觀規律發展的歷史，蜀國東吳滅亡，算不上悲劇，也算不上喜劇，西晉統一三國符合歷史潮流，值得肯定，但也沒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然而，這段歷史一旦進入文學作品，尤其是歷史人物成爲文學形象之後，感情上的取捨就來了。
《三國演義》有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具體代言人就是蜀漢集團。劉備是仁義的代言人，整部小說對於劉備，極少負面描寫，從平原縣令到攜民渡江，再到白帝城託孤，一代仁君的形象貫徹到底。諸葛亮是神機妙算、鞠躬盡瘁的代言人，前半部用兵如神，後半部死而後已，三國史上那麼多賢相能臣，“演義”給他們的篇幅都是極其有限的，唯獨給諸葛亮的篇幅卻是大幅潑墨，極其大方，從火燒新野到星隕五丈原，對他的讚美和渲染從來就沒吝嗇過，“演義”幾乎成了半部諸葛亮傳。再如忠勇的代言人關羽，神勇的代言人張飛，膽量的代言人趙雲，魏國東吳雖然也有勇猛戰將，戰鬥力並不亞於這三位，但都沒有像這三位那樣俯視全書，成爲“神”。
《三國演義》在故事架構和人物塑造上，有着很明顯的傾向性，即“擁劉反曹”的傾向，全書的節奏主要沿着蜀漢走，諸如第一回就是劉關張閃亮登場。在作者看來，蜀漢集團就是價值取向的終極。然而，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作者極力謳歌維護的理想的高大上集團，卻無情地失敗了，等於是價值的終極端被撕毀了。劉備的死、關羽的死、張飛的死、諸葛亮的死，這些章節的文字都能顯示出作者的嘆息之情，甚至還是書的高潮部分。關羽死了，還不罷不休，追呂蒙之命，驚破曹操之膽，這當中其實寄託了作者的不甘。而對於曹操的死，則未免有微詞，一方面肯定曹操的豐功偉績，另一方面又說：“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
作者寄託了理想的蜀漢集團，沒有對得起作者的主觀願望，在歷史的潮流中以失敗者的姿態被淘汰了，從文學的角度而言，這就叫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了。當然，蜀漢集團被塑造成古代理想的終極，也有歷史的積澱，起碼在唐朝的時候，民間說“三國”的時候，老百姓聽說曹操敗了，就開心大笑，聽說劉備敗了，就傷心地哭。文學作品的價值取向，還是有其社會基礎的。而諸葛亮的《出師表》，早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就成爲仁人志士的勵志典範，從杜甫到岳飛到陸游，《出師表》都是上佳精神食糧。文學作品的取向，還是植根於大衆的。
《三國演義》用了極大的張力去表現歷史人物和歷史趨勢，英雄豪傑的主觀能動與歷史客觀規律總是表現出一定的對立性，雙方有時候是撕扯的。例如諸葛亮有北伐的壯志豪情，卻飲恨以終。即使是取得了成功，卻轉眼成爲陳跡，即“是非成敗轉頭空”，當下的光鮮成爲他日的故跡，也叫人悲從中來。中國傳統的審美有一個領域，叫做弔古。弔古總是充滿着滄桑悲涼，其實並非一種消極情緒和負能量，而是以一種跳出局部圈子從整體觀照歷史的眼光，曹操也好，孫權也好，劉備、諸葛亮也好，關羽呂布也好，一方面是歷史的閃光點，另一方面卻是轉瞬即逝的流星，個人功績的短暫和歷史的無限所形成的矛盾，恰好是一種充滿張力的悲劇。
當然，這是從悲劇的角度來解讀《三國演義》，至於《三國演義》是不是悲劇，解讀的空間還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