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個好皇帝。他發揚民主廣開言路，寬以待人性情温和，在位四十二年，國泰民安社會穩定。那時，女子相撲是最熱門、最吸引眼球的運動項目，每當有賽關索、黑四姐等相撲明星出場演出，東京城裏常常是萬人空巷。
相撲是一種類似摔跤的體育運動，起源於漢代的田間地頭，莊稼漢們勞作之餘在涼風習習的樹陰下，比試一下力氣，增加一些生活樂趣。
漢代不叫相撲叫“角抵”，多麼形象——兩個人的四隻手臂交纏在一起，頭抵着頭對峙着，尋找發力扳倒對方的機會。南北朝時“角抵”發展成全民性質的相撲。
有文字記載的女子相撲出現在晉朝，虞溥所著的《江表傳》中描寫了皇帝令宮女盛裝進行相撲表演的情景，美女拉拉扯扯嬌喘吁吁環佩丁當的場面一定十分好看。
相撲運動的性質決定了運動員為了減少對方制約自己的機會，比賽時穿的衣服越少越好，後來差不多是忽略不計，僅用布條遮羞，比賽中難免會有布條被扯下來的尷尬。除了力量的抗衡之外，女子相撲那白花花的胴體，也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視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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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裏的北宋東京城一片歡騰，宋仁宗帶着近臣和眾美女來到宣武門，魔術表演歌舞表演之後，賽關索、黑四姐赤膊上陣，別看兩個姐姐胖，功夫卻是了得，她們騰挪轉身，身法迅疾，贏得一陣陣喝彩，宋仁宗看得出神，眼睛都直了。
可是第二天一上班，宋仁宗一眼就看到了司馬光先生的奏章《論上元婦女相撲狀》。文中老先生嚴厲指責仁宗貴為天子如此輕浮成何體統云云。“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最後強烈要求禁止女子相撲運動。
領導脾氣好，下屬的火氣就很大。無獨有偶，在任用幹部問題上，宋仁宗存了點私心。包拯知道了，跑到辦公室大吵大鬧，濺了宋仁宗一臉的唾沫。直到宋仁宗妥協了，包拯才善罷甘休。
“裸戲門”之後，宋仁宗雖然沒有頒佈罪己詔向全國人民道歉，但也沒有再敢動看女子相撲這個念頭。
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魯迅一起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學上的成就可以説是不亞於魯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運卻有天壤之別。魯迅在逝世後，尤其是解放後，其地位簡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卻由於在抗日戰爭時期附敵當了漢奸而遭世人唾棄，晚年生活也是在“窮、病、鬧”中悲慘度過的。
可以説，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劇的人生。產生這一悲劇的根源，當然跟周作人自己軟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關係。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對周作人的人生悲劇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想而知，沒有羽太信子，更沒有周作人晚年的“窮、病、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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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在必然的同時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沒有當漢奸，那麼他一定也會跟他的大哥魯迅一樣功德圓滿，一定會備受世人崇敬。但是這畢竟是假設。真實的歷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當漢奸，抗戰勝利後受到審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關押在監獄，解放後，在困苦和屈辱中度過，1955年還被北京市法院判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摺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當漢奸無疑是他悲劇人生的開始。關於周作人為什麼要當漢奸的原因，學術界看法頗多。有人説是周作人自己骨頭軟沒有民族氣節。有人説是他和魯迅失和後，故意為了塑造自己和魯迅相對立的形象，這樣一來，習久成真，魯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終於使自己滑入當漢奸的下場。有人説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説是一念之差，偶爾失足的。還有人説是並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國共產黨人讓他留在北平，深入敵人心臟搞地下工作的。還有人説，周作人本來也是準備南下的，但是捨不得多年苦心積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總之，説正説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對他當漢奸一事的影響。
1937年，北平陷落前後，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也宣佈南遷。但是南下的隊伍中始終沒有看見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關心中國文化前途的有識之士，都紛紛寫信給他，或者在報紙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據説，原本他也與諸同事好友計議着南遷。如果真是那樣，也許逃難的顛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後一生的坎坷與羞恥——他可以就此躲過了任偽職當漢奸的機會，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輩子教授。但是，為何周作人最終還是沒有南下呢，最終以至於淪落為漢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幾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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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作人的性格喜歡安寧平和，不想顛簸流離地逃難。受到日本人脅迫時缺少骨氣，苟且偷生做了漢奸。
2、周作人對抗戰勝利缺乏信心。他對當時形勢有錯誤的估計，他曾經對別人談過：我是學海軍的，我很知道海軍的作用，而中日之間海軍的數量是很懸殊。我們這樣一個海軍，去對付日本那樣一個海軍，是對付不了的。所以他認為中國是必敗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學日本的經歷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對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4、羽太信子的拖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