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知多名朝臣被誅，唐文宗悲不百勝，卻也無可奈何。如今，他基本完全處於太監控制之下。只能於深宮九重哀嘆悲悽。
太監們驕狂至極，藉機報私冤，在京城殺人無數。宦官田全操甚至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士民惶懼，人不聊生。最後，還是藩鎮之一的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劉悟之子)上表，控訴宦官濫殺，大公公們纔有所收斂。
甘露事變後，以太子賓客身份在東都洛陽閒居的白居易聞知長安的老同事們紛紛全族一起上法場，宰災樂禍地作詩：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
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顯然，退居政治二線的白老頭一直胃火灼心，如今看見昔日熱火烹油的後來居上者們終於一命歸黃泉，難免賣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題》，以顯示自己慘劇發生後他在洛陽的愜意和閒適：
重裘暖帽寬氈履，小閣低窗深地爐。
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
官場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竟使這個青年時代正直無私的才俊變成如此鄙陋、冷血的老政治動物，令人齒冷心寒。
優遊山林、暢飲低酌之間，白老頭在暖閣裏天天摟着幾個未成年少女，放蕩老身子骨，一樹梨花壓海棠，“縱酒放歌聊自樂”。當然，幸災樂禍之餘，也有後怕，也有驚悸，也有自己及時逃離京城政治旋渦的慶幸：
今日看嵩洛，回頭嘆世間。榮華急如水，憂患大於山。
見苦方知樂，經忙始愛閒。未聞籠中鳥，飛出肯飛還。
——《看嵩洛有嘆》
看似達觀、瀟灑，實則勢利、貪安。
在“意識形態”影響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輯錄的白居易詩，大多是“憂國憂民”之作，其實只是老白詩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種種教科書、文學傳記書，言及白居易詩，必有兩則俗不可耐的大花邊：一爲“老嫗能解”，二爲“廣泛流傳至日本等國”――“老嫗能解”完全不能說明白居易的高明，就象今天的大詩人北島絕不會“誇口”說門口賣菜王大爺喜歡讀他的詩一樣;“廣泛流傳日本等國”也是個笑話，白詩淺俗，當日的倭國又是僻荒蠻地，會認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現在拿李賀任何一首詩去問日本的大學教授，也沒幾個人能究其深遠喻意。此外，就象今天美國大片和音樂能深入基里巴斯或基巴里斯類似的小地方一樣，白居易詩當時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擺上檯面的什麼“光榮”。實際上，元稹、白居易的詩風是“淺俗淫靡”的“元和體”，後起之秀李商隱、杜牧等人對這種詩風痛心疾首，以“高絕”之詩風想滌洗“元和體”的俗薄和稚陋。
同爲官場元老，與白居易相比，裴度雖也浮沉避禍，但很少表露有幸災樂禍的味道。裴老頭以美酒破愁城，詩文之間，只是透露看似閒適的心境，並無隱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憤：
飽食緩行新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
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
——《涼風亭睡覺》
觀裴度在“甘露事變”後的詩文，明顯見出此公要比白居易厚道得多。
裴度
老年人如此，相較之下，還是李商隱意氣風發。時年二十四歲的青年詩人在“甘露事變”發生後，馬上作《有感二首》，憤憤不平，感慨時局：
其一
九服歸元化，三靈葉睿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犛誅。
有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萑苻。
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
鬼籙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雲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其二
丹陛猶敷奏，彤庭欻戰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
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
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宴，不廢用鹹英。
李商隱《有感二首》
在《有感?其一》中，詩人前四句先贊文宗英明大略，以袁紹(袁本初)、何述等人漢殺誅除宦官之典，把李訓、鄭注比作“本初輩”，說他們用心不細，終於造成太臣們的被殺;“有甚”四句，以漢文帝與宦者同車， 爰盎進諫一典指鄭、李本想助文宗清滅宦官，但“甘露之變”失敗，大臣反被賊人(萑苻)殺害;“證逮”四句，以身材魁悟的漢相王商比擬李訓，同西晉王衍不能辯認“胡雛”石勒一樣任用小人鄭注，最終牽連衆臣，一起被殺;最後四句，講天地之間，恐怖氣氛遍佈，數百朝官頓入陰曹鬼錄。
《有感?其二》，前四句描寫皇宮內流血殺人，如同戰場，又以東漢盧植、龐萌兩人作比，暗示文宗看人不準，沒有用賢臣除閹，反而任用李、鄭兩個人辦此大事;“御仗”四句，指事變不成功，曹孟德誅殺宦官親近的五色棒不僅未成威，反而把中興的希望也給阻絕了;“古有”四句，還是講鄭、李忽然行事，魯莽冒失;最後四句，哀嘆王涯等大臣糊里糊塗被殺，而近日宮內爲皇帝慶壽用的音樂，都仍然襲用《咸池》、《六英》(喻指王涯選定的《雲韶樂》)古樂)，聞之令人生悲懷。
李商隱的這首詩，現代人看來幾乎句句用典，隱晦非常，其實，在當時，稍有一點文化修養的人都可明鏡般看出詩中意旨，青年詩人的義憤和正義感，勃勃而發，可以說是那個黑暗時段最大膽的作品。萬馬齊暗之中，此詩難能可貴。
不久，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兩次上表，對宰相王涯等人無罪被牽連殺戮表示義憤。聽聞此訊，李商隱又作《重有感》一詩：
玉帳牙旗得上游，
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
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
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
早晚星關雪涕收?
詩中前四句以東漢竇融比擬擁軍一方的劉從諫，鼓勵他應該挺身而出，爲皇帝分憂，更應提軍而上，像東晉的陶侃調伐叛臣蘇峻一樣領軍前來，誅除宦官勢力。後四句，詩人悲憤寫道：皇帝如蛟龍失水遭受困厄，作爲猛健臣子能不來分擔主憂嗎?希望劉從諫立即行動，使死者、活人都能化解冤曲，清除盤踞宮禁的閹人，朝士百姓，肯定會拭淚歡舞。此詩盼望之意刻切，憤鬱之情溢於紙上，彰顯了政治上還很不成熟的青年詩人一片拳拳救國報主之情。
李商隱才子命乖，身逢亂世不說，又處於“牛李競爭”的夾縫中，一輩子蹭蹬蹇澀，衰到十足。從譜系方面講，他與李唐皇族同宗，但屬渺遠支系，自童年起就隨父輾轉奔波。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李商隱巧遇伯樂：天平軍節度使令孤楚很欣賞詩人的才思，闢爲幕僚。但是，大和七年詩人赴京應試落第，不得已又去華州做幕僚。開成二年(公元837年)，令孤楚的兒子令孤綯出力不少，李商隱終於進士及第，時年二十六。轉年，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之闢，爲其幕僚，並娶其女爲妻——此舉成爲他日後一生困頓的開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屬於“李黨”，令孤父子屬於“牛黨”，李商隱此舉，被視爲是“詭薄無行”的背叛舉動。後來，他在弘農縣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掛官而去。唐武宗繼位後，“李黨”得勢，本來李商隱仁途出現重大轉機，但當年其母病逝，依禮要離職服喪。等到他終有機會回朝時，唐武宗崩，唐宣宗上臺，盡逐李黨，令孤綯爲相，詩人自然處於極其狼狽的境地。無奈，他只能隻身一人應李黨成員、時爲桂管觀察使的鄭亞之邀，遠至桂林作幕僚，“洞庭湖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正是詩人當時悲憤蒼惶心態的寫照。在桂林的一年多，詩人生活基本風平浪靜。但鄭亞很快因事被貶，李商隱又失去依靠。回到長安後，走投無路的詩人只能厚着臉皮去見令孤綯，得補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擊又一擊，上天對才人真是太不公平。大中六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隱又赴梓州爲人作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六年之後，詩人含恨離世。
“甘露之變”後，另一重要詩人杜牧也有感觸，但他的態度同李商隱完全相反。當時，一直輾轉在外的杜牧剛剛入京作監察御史，恰值李訓、鄭注氣勢熏天之際，杜牧對二人又反感又懼怕。很快，他的好友兼同事侍御史李甘被李訓外貶爲封州司馬，更讓杜牧義憤難平。氣歸氣，恨歸恨，處於政治旋渦的杜牧已是官場不大不小的油子，當時沒有任何詩作表態。未幾，他又赴洛陽作官，逃過了“甘露事變”的血劫。假如他當時在朝，很可能在亂中被宦官殺掉。
十多年後，在其《昔事文皇帝三十三韻》中，杜牧小聲諷譏了李訓和鄭注“狐威假白額，梟嘯得黃昏”對於閹黨，杜牧隻字未敢提一家，連影射字眼也毫毛全無。
杜牧與李商隱齊名，後世稱此二人爲“小李杜”。杜牧一生，與李商隱一樣，也是顛沛流離，仕途乖蹇，原因也相同——陷入“牛李黨爭”的糾纏。
杜牧家世顯赫。“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當年韋皇后九族被殺，由於杜家大族與之聯鄰而居，杜曲、韋曲挨在一起，“諸杜濫死非一”，杜家一族也被當作韋氏家庭，被兵士枉殺了不少。杜牧家族，在唐代就出過十一個宰相，其祖父杜佑，也曾三朝作相。但是，由於父親早死，杜牧的青少年時代經歷了“天上人間”的變故，“食野蒿藿，寒無夜燭”。貴家子弟，一朝淪落。但杜牧好學上進，一心求學，不僅文才好，他又苦讀兵書，準備經世濟用，一展才略。在《上週相公書》中，杜牧的文韜武略，淋漓盡致，展露無遺，絕對是將相之才。
太和二年中舉後，杜牧只獲任校書郎。不甘心錄章摘句，詩人就入牛僧儒淮南節度幕府，一不小心，成了“牛黨”份子。在近十年的幕府生涯事，杜牧倒不象李商隱那樣窮愁落魄，反而是豪奢瀟灑，終日縱酒歡歌：“男兒所在即爲家，百鎰黃金一朵花”，貴公子的深層習氣一曝無餘。
甘露之變，杜牧逃過一劫，後又於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入京任左補闕，由於政治黑暗，詩人噤口落寞，還勸人“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仇”，稍有慷慨，也是風月的放達與往昔輕薄的回顧：“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唐文宗死後，李德裕爲相，牛黨人士紛紛落馬，但杜牧未受太大沖擊，何者，李杜兩家是世交，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還曾爲杜牧爺爺杜佑的僚屬，李德裕還辟杜牧弟弟杜剴爲幕僚，二人又均是高門出身，自然關係不會很差。雖如此，由於杜牧和牛僧儒關係太近，李德裕會昌年間當權時並未重用這位奇才詩人。而且，杜牧由於曾得罪過李德裕好友李紳(當時也入朝爲相)，不久他就被外放黃州。
這位李紳不是別人，寫過著名的《憫農二首》：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同樣一個人，也是“司空見慣”典故的由來人。這位早年寫詩憂農的大官，晚年位至司空，盛排酒宴招待詩人劉禹錫，並在席間遣美貌歌女勸酒“三陪”，爲此，劉禹錫感慨道：“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剌史腸”。
可見，知識分子作文作詩是一碼事，人品和行事完全又是另一碼事。
唐武宗繼位，李德裕立被竄逐，“李黨”失勢，“牛黨”紛紛回朝。杜牧很尷尬，由於“李黨”在位時沒怎麼“迫害”他，“平反”名單中也就沒他份，而且，由於其弟是“李黨”，“牛黨”還把他放至更僻遠的睦州作剌吏。
病急亂投醫，杜牧忙向時爲宰相的白敏中上書，大肆吹捧“牛黨”，並惡毒攻擊李德裕，十分不厚道。白敏中沒什麼反應，倒是有貴人出手相授，宰相周墀把他調回京城，任司勳員外郎。
真正回朝又回政治中心，杜牧不久即大失所望，哀嘆自己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後來他得爲知制誥一官，清顯位重，但銳氣盡失，暮氣沉沉，不久即鬱鬱而終。一生沉淪，“半是悲哀半是愁”。
再講一下文宗皇帝。
“甘露之變”後，唐文宗完全失去權柄，受制於閹宦，“雖宴享音伎雜陳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
一次，他在集思殿與當值學士周墀聊天，問：“朕與前代皇帝相比，可以和哪位相提並論呢?”
周墀文臣，自然說“客氣話”，“陛下聖明，可比堯舜。”
文宗苦笑。“朕怎敢與堯舜明主相比，我向愛卿詢問，只是想知道我與周赧帝、漢獻帝相比，強弱如何?”
周墀聞言大驚，手中酒杯都掉在地下：“那兩個亡國之君，怎能與陛下相比!”
文宗搖頭，嘆息道：“周赧帝、漢獻帝受制於諸侯、權臣，現在朕受制於家奴閹宦，以此言之，朕實不如二帝!”言畢，這位皇帝泣下沿襟，委屈得不行。
公元839年，“甘露事變”四年之後，病中的唐文宗也被宦官毒死，時年三十三。
當時得知文宗皇帝駕崩的消息，詩人李商隱有《詠史》一詩，傷悼文宗：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珍珠始是車!
遠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
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此詩並非諷刺文宗奢侈，相反，詩人字裏行間充滿惋惜之情。唐文宗一生節儉，又竭力用賢，只是“運去時窮”，誤用小人，事與願違，最終被“家奴”藥死，含冤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