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與楊之華的奇特婚姻
那些年，他們的愛情 三則“啓事”引發熱議
1924年11月27、28、29日連續三天刊登在上海《民國日報》上的三則“啓事”，就因爲涉及一樁“三角戀”，更由於當事人具有較高知名度，所以“啓事”甫一刊出，用今天的話說，即成爲“新聞熱點”，在上海灘引發熱議。甚至“啓事”刊出半個月後，上海《晶報》還刊文評論此事;一些偏好“花邊新聞”類的刊物，也對這場“三角戀”故事津津樂道，有的還引申說事。
《民國日報》重複刊登的三則“啓事”內容，全文如下——
楊之華沈劍龍啓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脫離戀愛的關係。
瞿秋白楊之華啓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合戀愛的關係。
沈劍龍瞿秋白啓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合朋友的關係。
此事之所以會在上海灘一時引發熱議，除了當事人的非同尋常和“位高名重”，還因爲這則“三角戀”的故事即發生在上海，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發生在上海大學。上海大學的前身是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學校，校址在閘北青雲路。1922年春由吳夢非等創設。不久，校內發生風潮，學生要求改組，學校也因此更名上海大學。其實這也是中共繼平民女校後辦的第二個學校。學校原打算請陳獨秀當校長，因考慮到其政治色彩較濃，爲發展計，遂請國民黨人于右任擔任校長，但于右任只是掛名，負責實事的爲校務長共產黨人鄧中夏。上海大學實際上成爲20世紀20年代國共合作辦的革命學校。瞿秋白和楊之華的“師生戀”，即發生於上海大學。
從以上所引第一則“啓事”中，我們知道在瞿、楊相戀之前，楊之華已與沈劍龍結爲夫婦。而促成楊、沈結爲秦晉之好的不是別人，正是楊之華的公公，亦即沈劍龍的父親沈定一。原來沈、楊兩家同爲浙江蕭山人，沈家系當地望族，楊之華也生於富貴殷實之家，雖然後來家道中落，但論起門第，與沈家也屬於“門當戶對”，兩家長輩從小便爲沈劍龍、楊之華訂下了 “娃娃親”。所以講述楊、沈結合至分手，楊之華另嫁瞿秋白的故事，還得從沈定一說起。
沈定一(1883-1928)，字劍侯、號玄廬，生於浙江蕭山縣衙前鎮大地主家庭。18歲中秀才及第，20歲時赴雲南爲官。後因援助孫中山，被人告發而流亡日本，在日期間加入同盟會。後回國從事反清活動。 1911年組織 “中華國學生軍”，參加光復上海之役。 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沈定一亦在其中，並與陳獨秀等一起醞釀創建中國共產黨，系中共早期黨員。在上海蔘與建黨後，沈定一回到家鄉創辦農村小學，以讓農民及其子女免費上學。而此時畢業於杭州浙江女子師範學校、已成爲沈定一兒媳的楊之華，順理成章地進入公公創辦的學校當了一名老師。1921年11月，沈劍龍和楊之華的女兒出生。她原名沈曉光，後改名獨伊。瞿楊結合後，她便叫瞿獨伊。
楊之華與瞿秋白相戀相愛於上海大學期間。瞿秋白於1923年4月來到上海大學擔任社會系主任。楊之華於這年年底考入上海大學，就讀於社會系，成爲瞿秋白的學生。瞿秋白對於建設 “現代中國的上海大學”有着自己的整體設想，儘管他的整體設想最終沒能實現，但是社會系還是辦成了。在這期間的8月，瞿秋白在南京認識了兩名思想激進的年輕知識女性蔣冰之、王劍虹，前者即後來成爲著名作家的丁玲。丁玲曾這樣回憶瞿秋白留給她的“第一印象”：他“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疑爲近視——引者)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面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地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地飄過來”。而王劍虹評說瞿秋白則含蓄了許多，她只說“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
之後，在瞿秋白和另一位上海大學教師施存統的勸說下，丁玲、王劍虹進入上大求學。不久，瞿秋白與王劍虹在上大開始熱戀。1923年12月，瞿秋白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會議期間，曾將自己對王劍虹的綿綿情思，頻頻流注筆端，化成滾燙的情書，一封封飛至上海，寄到王劍虹手中。其時瞿秋白還寫過這樣一首愛情詩：
萬郊怒綠鬥寒潮，檢點新泥築新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爲銜春色上雲梢。
王劍虹(1903-1924)，土家族，生於四川酉陽龍潭鎮。 12歲時母親去世，父親爲同盟會會員，後曾任孫中山廣州國民政府祕書。 1916年王劍虹考取鄰近的湖南省桃源縣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兩年後，比王劍虹小兩歲的丁玲也進入二師成爲預科生。丁玲後來曾回憶道，那時“王劍虹已經是師範二年級的學生了……我們的教室、自修室相鄰，我們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見。她好像非常嚴肅，昂首出入，目不旁視。我呢，也是一個不喜歡在顯得有傲見的人的面前笑臉相迎的，所以我們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雙智慧、犀銳、堅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覺得她大概是一個比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學吧。果然，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我們學校的同學行動起來時，王劍虹就成了全校的領頭人物……她口若懸河的講詞和臨機應變的一些尖銳、透闢的言論，常常激起全體同學的熱情。她的每句話，都引起雷鳴般的掌聲……”
1921年，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成立改組籌備委員會(同年9月正式定名“中華女界聯合會”)，王劍虹成爲其中23名成員之一。改組後的中華女界聯合會創辦了《婦女聲》週刊和平民女校。 《婦女聲》也是中共創辦的第一個婦女刊物。主要編輯有王劍虹、王會悟等;撰稿人有陳獨秀、沈雁冰(茅盾)、沈澤民、邵力子等。王劍虹正是在參與籌建平民女校時，說服尚在湖南的丁玲來到上海進入平民女校，此後兩人一起在此就讀，併成爲摯友。 1922年平民女校與《婦女聲》因經費等問題停辦，遂有了之後在上海大學的經歷。之後，瞿秋白和王劍虹相遇並碰撞出灼熱的情感火花。 1924年1月，瞿秋白從廣州返回上海後，瞿、王便結爲伉儷。
此時楊之華也已在上大就讀。據丁玲回憶，楊之華與王劍虹在成爲上大同學之前就已認識，“她們一同參加婦女活動認識的”。此時的上大已從閘北遷至西摩路(今陝西北路)。但不知是否由於身體孱弱或與沉浸於新婚生活有關，自從與瞿秋白結合後，王劍虹開始逐漸疏離政治，而在感情上則對瞿秋白更多依賴。事實上不久后王劍虹就患上了肺病。一個人得了這病，在當時可是凶多吉少。瞿秋白一則出於憐香惜玉，不忍心讓王劍虹感到有壓力;再則他整天忙於革命工作，寧願自己扛着，也不想讓王劍虹累着。此後王劍虹的病情愈發嚴重起來。楊之華曾在《憶秋白》一書中寫道，“在生活上，他(瞿秋白)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劍虹病重了。他們夫婦倆感情是很好的，王劍虹在病重的時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邊，不要離開她。秋白也很願意多照顧她。一回到家裏，就坐在她的牀邊，陪伴着她。在他的長方形書桌上，常常整齊地放着很多參考書，他就在那裏埋頭編講義，準備教材或爲黨報寫文章。從王劍虹病重到去世，我們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與平時不同，但他從沒有漏過會或者缺過課，並且仍然講得那麼豐富、生動。這時，我們對於秋白也更加了解了……”因爲有了這層瞭解，在王劍虹於這年夏天不幸病故後,楊之華漸漸發現老師瞿秋白對她的感情開始升溫，經歷了一段由最初的驚慌失措到之後逐漸冷靜、直至最後理性接受的過程。這時候她便在思考，這或許纔是她等待的真正愛情的來臨。
令人糾結的“三角戀”
瞿秋白當然知道楊之華是有夫之婦，但他是不是因看出楊之華愛情生活的不盡如人意，而自己又確實對她產生了真摯的感情，纔對她有所表示呢?這種感情的產生，自然是基於對楊之華的瞭解，這一點只要知道他是楊之華的入黨介紹人之一 (另一位是向警予)即可明白。但不管怎麼說，誠如丁玲道出的，王劍虹至死也“沒有失戀”，因爲“秋白是在她死後才同楊之華同志戀愛的，這是無可非議的”。
只是這樣一來，在瞿秋白、楊之華、沈劍龍之間便出現了事實上的“三角戀”事態。所有的三角戀情節都是相似的，但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則各有各的故事。瞿、楊、沈三人亦然。應該說，瞿、楊、沈“三角戀”事態如何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沈劍龍。社會文明發展到今天，我們已大可不必爲尊者諱，不錯，“秋白是在她(王劍虹)死後才同楊之華同志戀愛的”，但瞿秋白畢竟又是在楊之華和沈劍龍離婚前和楊之華戀愛的，就這點論，沈劍龍不僅沒有錯，而且很無辜。
所以這場“三角戀”會有一個怎樣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就看沈劍龍的意見和態度。後來的結果我們已都知道了——瞿、楊結合，沈劍龍不僅退出瞿、楊的生活圈，甚至淡出人們的視線。爲此，瞿、楊確實有理由“感謝”沈劍龍，因爲正是沈劍龍的退出和淡出，才成全了瞿、楊的結合和此後的愛情佳話。所以也可以說，沈劍龍是以自己感情生活的“不幸”，成就了瞿、楊的“幸福婚姻”。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些什麼，知情者並不多。
應該說，最初瞿秋白和楊之華對於他倆的相戀，心裏還是糾結的，至少他們覺得在面對沈劍龍時，不會覺得那麼理直氣壯。事實上我們也知道了，沈家待楊之華並不薄，公公沈定一尤其器重她，沈劍龍對她也很不錯。所以現在他倆要走出這一步，確實要面對許多棘手的問題。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最後他們決定去聽取一下一個人的意見，他就是楊之華的“義父”，與瞿秋白一起在上海大學任職的邵力子。結果，對瞿、楊二人頗爲了解的邵力子在表示支持他倆相愛的同時，建議他倆去和沈劍龍作一次深談。顯然，邵力子對沈劍龍也有着相當瞭解，他希望並相信瞿、楊應該可以通過和沈劍龍的“傾心和談”，使事態得到圓滿解決。這時候沈劍龍正在老家蕭山。瞿、楊便決定赴蕭山找沈劍龍深談。比楊之華小11歲的妹妹楊之英對他倆的這次回家印象很深，她後來在《紀念我的姐姐楊之華》一文中寫道：“我第一次見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蕭山家中來的時候，當時姐姐已決定與沈劍龍離婚，她和秋白來家就是爲商議這件事的。秋白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說話斯文，十分有禮貌。他們到家後，立即派人把沈劍龍請來，三個人關在房間裏談了差不多一整夜。臨別時，我看他們說話都心平氣和，十分冷靜，猜想姐姐與沈劍龍離婚和秋白結婚的事已經達成協議。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後不久，邵力子主辦的 《民國日報》上登出了兩條 (實爲三條——引者)啓事，一條是姐姐與沈劍龍的離婚啓事，一條是姐姐與秋白的結婚啓事。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結婚。我的父母親認爲這事丟了楊家的臉，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但姐姐從此卻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獻身於革命的道路。 ”可見，使瞿、楊感情相聯的，更在於他倆的志同道合。而這一點恰是沈劍龍身上所缺失的。
親情與愛情
然而楊之華雖然收穫了革命的愛情，但在親情上，卻受到了很大的傷害——除了她父母覺得她“丟了楊家的臉，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外，更讓她感到痛苦的是，沈家雖然同意了她和劍龍離婚，卻拒絕讓她把她和劍龍所生的女兒帶走。
相信沈劍龍也會因楊之華對他的情感“背叛”而痛苦，但他畢竟又是理性的，那天三個當事人在蕭山沈家“談了差不多一整夜”，到底都談了些什麼，如今三位當事人都已作故，且都沒有留下文字，也就永遠成爲了謎。不過既然“他們說話都心平氣和，十分冷靜”，可知沈劍龍已接受了這個現實;既不聞他與瞿、楊爭吵，也沒有聽到他痛罵瞿、楊，足見沈劍龍的理性和剋制，就這點而言，他是有氣度的。事實上，正因爲沈劍龍有如此肚量，雖然楊之華和他不再是夫妻，但卻沒有忘記他仍是女兒的父親，曾於1929年3月在莫斯科把一張瞿獨伊的照片寄給在國內的沈劍龍，並在照片背後寫道，“龍弟：這是獨伊最近的小照，阿爹看了作何感?她的媽媽贈。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這可以說也是對他解決“三角戀”事態時所表露出的理性和大度所作的“回報”。
然而沈定一可沒有兒子沈劍龍的氣度。儘管他自己妻妾成羣，卻容不得媳婦在婚姻上重新選擇。既然楊之華毅然決然跨出了這一步，他就不讓她把女兒——也是他的孫女——帶走。對於父親的執拗，兒子沈劍龍也毫無辦法。其實沈定一這樣做也不難理解，可以說，楊之華的最初“起步”是直接受到沈定一的影響，是他一手“培養”了她，並使她從他的追隨者到成爲他的兒媳，他還是兒子兒媳婚禮的主持人。但現在楊之華卻和他兒子離婚，另嫁他的“黨內同志”瞿秋白，這讓他的臉朝哪兒擱?你要離婚，你要走人，我沒法攔你，但我的孫女我可以不讓你帶走。
沈定一的這一舉措，確實讓楊之華感受到了痛苦的“懲罰”。她後來在《憶秋白》一文中寫道：“我的離婚，受到當時人們封建思想的反對，他們把我的孩子當作私有物，不允許我看見我的女兒……我渴望着看到她，秋白很能理解這種母親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並且在1925年的春天，幫助我抽出一個空，回鄉下去看孩子。到達家鄉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獨自一人走到過去公婆家裏。我過去的公公知道我的來意，突然沉下臉來，冷酷地說：‘我不能讓你看她。’並且不再理我了。”後在沈定一大姨太的幫助下，“我看見了心愛的女兒，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輕輕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從上海買回去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對我說：‘媽媽，我告訴你，我的媽媽死掉了。’她那兩顆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給我看：‘這是媽媽買來的。’‘獨伊，我的好女兒，我就是你的媽媽。’‘不’，孩子固執地說：‘我有兩個媽媽，一個是你，一個在上海死掉了!’我掉下了眼淚。”這真是一個令母親心碎的場景。似乎也成了她爲愛情付出的沉重代價。欣慰的是，就在此後不久，獨伊就被接到上海與他們共同生活，瞿秋白也對獨伊視若己出，用楊之華的話說，“秋白無論在我和獨伊或在其他人面前，總不使人感到獨伊不是他親生女兒。獨伊從小沒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親爸爸”。而與瞿秋白結合後，楊之華確實以自己的人生實踐告訴世人，她對與秋白的結合深感幸福並引以爲自豪。這一點，從瞿秋白犧牲後，楊之華從此將自己對他的愛埋藏心底，全力收集秋白文稿，並撰寫文章，“以秋白精神宣傳秋白”上可以見出。借用魯迅先生紀念劉和珍等人的話說，這亦是爲了忘卻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