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徵四郎(1885-1948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1929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1931年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因熟悉中國情況，在日本陸軍中被奉爲“中國通”
近年來，國內反映抗戰的小說和影視作品中，幾乎無一例外都要塑造一個對中國瞭解比較深的大反派“中國通”形象。實際上，從19世紀末開始，日本軍隊尤其是陸軍內部，確實有一羣被稱爲“中國通”的軍人：與其他日軍軍官相比，他們對中國的瞭解更爲深刻，通曉中國軍隊的特點，瞭解中國政治人物的祕辛，他們中不少人曾在中國軍界政界混跡多年，能夠熟練地用漢語進行交流。
但是，到底什麼樣的人才能被稱爲“中國通”呢?
“大佬”級“中國通”成名於北洋時代
在日本軍隊內部，“中國通”的定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上“中國通”是對中國有一定了解，能夠對涉及中國的政治軍事情報進行解析的軍官。抗戰時期，侵華日軍中有一大批中高級軍官符合這樣的條件。但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通”，幾乎都是在情報領域造詣比較深的日本軍人。第一類是日軍參謀本部中國課人員。這些軍官在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學習時選修漢語，進入日軍參謀本部後主要研究與中國相關的情報及戰略戰術。參謀本部中國課的濫觴，是明治時期“徵韓論”和“徵臺論”催生的陸軍省參謀局第二課，1916年，參謀本部在負責情報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建立了“中國情報擔當課”，這是一戰後日本正式將下一步侵略重點放在中國的表現。
板垣徵四郎
除了參謀本部中國課人員以外，日本駐華使領館的情報武官以及駐華特務機關人員，都會被認爲是日軍第一流的“中國通”。名義上，駐中國的日本武官統一受日本駐華公使(1935年以後爲駐華大使)的指揮，實際上，在中國活動的日本武官大多直接接受日軍參謀總長的控制。除了先後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間遷移的駐華公使館正式武官外，日軍還在上海、濟南、福州、南京、廣州和漢口設立了專門的“特派武官”，這些所謂的“武官”缺乏可靠的外交官身份，但在各自所在的區域擁有巨大的權力，甚至可以臨時動員日本在中國各地的租界駐軍。第一名駐中國的“特派武官”稻葉正夫，是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被日本參謀本部緊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務，就是根據辛亥革命後的形勢，協調日軍當時在中國的駐軍和其他軍事人員。
日軍在中國設立的情報機關，這些年經過國內文藝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實際上，這些情報機關，大部分是由各地“特派武官”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礎上建立，或是在日軍租界駐軍基礎上組建。日軍參謀本部在20世紀20年代派兵干涉西伯利亞前，長期對中國各地“特派武官”自行建立的情報機關採取“不承認不干涉”的態度，這使得日本在華的特務機關帶有濃厚的“私人色彩”，各機關之間缺乏合作，內部結構迥然不同。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駐中國的特務機關呈現爆炸性增長，但這使得各單位之間在職能上出現重疊，但由於日軍“中國通”的數量較爲有限，大部分情報機關的工作效率較低。
除了以上幾類“中國通”以外，日軍中狹義的“中國通”還包括在中國活動的日本“軍事顧問”。在日軍中，軍事顧問的正式稱謂是“應聘將校”，顧名思義是由中國各派系招募，擔任軍事顧問角色的日軍軍官。日本軍事顧問在中國活動的高峯出現在從辛亥革命爆發到“皇姑屯事件”，在這不到20年時間裏，日本軍人活躍在中國各派軍閥之間，一度影響甚至控制了中國的軍事、外交和政治的方方面面。日軍中公認的幾位“大佬”級“中國通”，如青木宣純、阪西利八郎等人，都成名於中國軍閥時代。隨着張作霖被炸死，以及南方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引入來自蘇聯、德國的軍事顧問，日本顧問在中國軍隊中一家獨大的情況被徹底打破。
“中國通”們互相拆臺
討論過“中國通”的定義，我們再來說說“中國通”的培養。日軍對“中國通”的培養，主要得益於日本國家戰略方向的影響，雖起步於甲午戰爭之前，但到日俄戰爭時期才形成一套較爲固定的模式。
早在19世紀70年代，日軍根據“徵韓論”和“徵臺論”，就考慮培養針對中國的專業情報參謀人員，這一計劃最初是以“清國派遣”的形式進行的。不過，甲午戰爭前日軍在中國培養“中國通”方面始終收效甚微，一方面日軍當時正在瘋狂地學習西方列強，青年軍官內部經常就到底應該學習英國、法國還是德國，發生爭執。但“親西方派”在輕視中國方面，卻步調一致，因此即便陸士和陸大很早就建立了漢語教育課程，卻應者寥寥。而且，在甲午戰爭之前，中日之間的交流有限，在中國定居的日僑可謂鳳毛麟角。1873年，日軍第一批“清國派遣”軍官來到天津後發現，除了日本本願寺派來傳教的僧侶外，全天津僅有日僑一人。
但是，早期“中國通”還是爲日軍瞭解有關中國的情報，建立對華情報體系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19世紀70年代，島弘毅和相良長裕等人分別進入中國的東北、西北、華中和華南，通過旅行的方式，掌握了這些區域的地理和人文資料，找出了一些可供日軍滲透的中國組織。在島弘毅等人的影響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通”開始出現，青木宣純、柴五郎和小澤豁郎等人，爲隨後日軍“中國通”的成功建立了範本。青木和柴等人，都在1884年前後進入中國，他們首先在上海開始學習漢語，隨後分別向廣東和北方進行滲透，柴五郎還繪製了日軍最早的北京周邊、東北及朝鮮地圖。小澤豁郎在福建學習當地方言後，逐漸與中國國內的反清組織產生了聯繫。與後來日軍“中國通”對中國革命組織單純地利用不同，小澤豁郎出於樸素的“東亞保全論”，對中國國內的反清活動產生了同情。日本國內研究者用“進入角色”來評論小澤在甲午戰爭前放棄爲日軍收集情報的初衷，專心投入對中國革命者的支援工作。同時，小澤的行動，也被認爲是日軍“中國通”最初的“獨斷專行行動”。
除了日軍正式派遣的“中國通”以外，這一時期，日軍也開始藉助民間勢力對中國進行滲透，代表就是著名的漢口樂善堂。樂善堂是日本人岸田吟香在中國建立的以銷售眼藥爲主的貿易行。1888年，日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派遣荒尾精中尉進入樂善堂，憑藉其商業體系，開展情報工作。正是由於日軍利用各種手段收集中國的情報，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方完成了長達兩千多頁的中國情報大全《清商通覽》，彙總了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間諜所收集的關於中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交通等各方各面的情報，在情報戰領域上完全壓倒了中國。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對日本的看法由“蕞爾小邦”變爲“東洋強國”，在各領域上開始向日本學習。到20世紀初，日本顧問已經滲透了中國的各個領域。1896年，中國政府聘用了第一名日本顧問，到1904年，中國政府中日本顧問的數量已經增加到218人。1898年，張之洞爲武昌武備學堂聘用了大原武慶，這也是中國軍隊的第一名日籍軍事顧問。據日方統計，到辛亥革命以前，日本軍事顧問出現在保定、天津、安慶、武昌、南京、杭州、成都、貴陽、福州、廣州等地。當時最熱衷引入日本軍事顧問的中國將領是袁世凱，1900年袁世凱以山東巡撫身份引入青木宣純，隨後又先後聘用了阪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人。在袁世凱的帶動下，整個北洋系大量引入日本顧問。
同樣是在袁世凱的幫助下，青木宣純開始在北京建立日軍在中國最初的情報組織。但是由於日俄戰爭爆發，青木與柴五郎等人都轉向對俄及對東北情報，而爲袁世凱服務的任務則被交給了阪西利八郎。這次任務交接，實際上導致了日軍“中國通”中兩大派系的出現，即阪西系和青木系。日本人有鬧派閥的傳統，加上當時日軍在中國建立情報組織主要依靠個人關係，這使得日軍“中國通”帶有濃厚的派閥色彩。首先，是南派和北派之爭，張之洞系統的寺西秀武(駐武昌)和本莊繁(駐上海)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後對南方革命黨給予了大量的財力物力支持，甚至專門爲革命黨起義籌措武器。北方支持袁世凱的青木和阪西，則在日本國內四處遊說，希望政府支持袁世凱統一南北。
青木宣純
“中國通”們的個人傾向，在隨後幾十年中，幾乎成爲“中國通”圈子裏面最重要的事件，破壞了日本政府和軍界對“中國通”的信任。例如在二次革命前後，“中國通”紛紛回國活動，或鼓吹中國南北妥協，或鼓吹袁世凱政府具有法統，阪西乾脆趁此時拋出“中國吞併論”，要求日本政府直接介入中國。但正是因爲“中國通”互相拆臺，軍部和山本權兵衛內閣判斷中國局勢錯綜複雜，最終日方選擇靜觀其變，導致“中國通”們在中國各派系面前名譽掃地，日本國內也普遍認爲“中國通”們因私廢公。
這一時期，北方的青木和阪西，已經建立起了兩個比較成熟的情報機關，即北京的阪西公館和天津的青木公館。有趣的是，這兩處房產最初的所有者都是青木宣純，但實際上負責情報工作的，則是阪西一人。這兩處公館的日常運作模式主要是組織各種有中國各派人物參加的社交活動，同時在公館內建立固定的“研究部”和“情報部”。抗戰時期最臭名昭著的“中國通”岡村寧次和土肥原賢二，分別曾擔任阪西公館的研究部輔助官和情報部輔助官。
從熟知到無知
就在“中國通”體系逐漸成熟的同時，中國社會以及政治軍事的變革，卻逐漸使日軍“中國通”走入了死衚衕。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日軍發現，過去對中國政治形勢洞若觀火的“中國通”們似乎失去了對局勢的把握和嗅覺。無論是在是否支持北伐，還是在是否支持張作霖等問題上，日軍“中國通”除了分爲不同派系，彼此抹黑拆臺外，拿不出能夠對形勢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中國通”派閥過分入戲外，主要是因爲新一代“中國通”缺乏青木等人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全方面接觸。
例如著名的“中國通”兄弟鬆井石根和鬆井七夫就曾經多次自行爲段祺瑞重建皖系籌款，與國民黨交往甚多的“中國通”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國內各地鼓吹孫中山，言必稱“孫先生”，爲此在課堂上與大川周明發生爭吵。但是，無論是鬆井兄弟還是佐佐木到一，對中國革命中民衆的力量，始終不願正視，將覺醒的中國民衆污衊爲“暴徒”。應該說，作爲曾在中國生活多年的資深“中國通”，佐佐木到一和鬆井石根成爲南京大屠殺的罪魁，妄圖依靠屠殺嚇倒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證明了抗戰爆發前日軍的“中國通”培養完全失敗。
另一批所謂“新一代中國通”則陷入了更大的誤區。從皇姑屯炸死張作霖，到策劃九一八事變，日本的新舊“中國通”圍繞是否支援奉系軍閥，進行了長時間的爭鬥。河本大作等自封的所謂“新一代中國通”，缺乏對中國的全方位瞭解，也沒有老一代如青木和阪西那樣的大戰略眼光，而是將中國作爲他們個人功成名就的舞臺。
當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較爲複雜的。首先是日本國內軍事教育出現偏差。陸軍大學等單位制定了大批針對中國的“諜報計劃”，收集中國的軍事情報，例如日軍在上海先後進行了1932年七丫口登陸和1937年的金山衛登陸，這兩次登陸前，日軍都通過情報人員獲取了中國方面的海防佈防情況和相關水域水文情報。抗戰期間，日軍“桐工作”等策反行動，幾乎全部脫胎於這個時期陸大的研究。但是，由於在研究中缺乏對辛亥革命，尤其是北伐時期成長起來的中國政治人物的準確認識，不瞭解中國社會和民衆的情況，日軍完全陷入了“對華一擊論”的誤區。因此即便九一八事變僥倖取勝，在隨後的一?二八事變，以及抗戰後的行動中，日軍“中國通”的諜報活動並沒有使得中國政治體系完全崩潰。此外，過度強調戰術級情報的收集，使得“中國通”乃至整個日本情報體系對於大戰略問題重視不夠。
同時，“中國通”派閥的封閉性也使得“新一代中國通”必須以反體系的方式，才能獲得功成名就的機會。抗戰時期日軍的“中國通”，出身青木和阪西兩個公館的佔絕大多數，其中磯谷廉介是青木宣純的女婿，岡村和土肥原都不掩飾自己與阪西的師生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從陸大畢業，卻不能進入阪西和青木體系的“中國通”，大多認爲必須首先打破老一輩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一些“新一代中國通”仍然在使用過去裙帶或師生的方式來建立自己的派閥，例如河本大作就對妹夫多田駿多有提攜。另外，派閥森嚴實際上也影響了抗戰時期日軍情報機關的擴張。國內的各種文藝作品中，經常出現以機關長命名的“XX機關”。對日軍而言，真正敢於以機關長之名命名的，僅有依託青木公館和阪西公館的青木阪西機關，土肥原機關雖然一度存在，但很快就被改爲“分離工作機關”，各地的情報機關在正規文件中，基本以所在地或者任務代號命名。前者的例子如奉天機關、天津機關，後者如桐機關、蘭機關等。
當然，中國自身的變革，是日軍“中國通”失靈的最大原因。從北伐開始，中國大量引入蘇聯、德國等歐洲國家的軍事理論和軍事顧問，日本軍事顧問完全喪失了過去隻手遮天的地位。日本國內研究者認爲，青木和阪西時代對中國局勢的判斷準確，很大程度緣於中國政府幾乎全盤接受青木、阪西的決斷。抗戰爆發後，日軍“中國通”最初大多鼓吹“對華一擊論”、甚至是“中國非國論”，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雖然依託由板垣提出的“分治工作論”，設立了針對汪精衛的梅機關，進行了一系列策反。但實際上包括梅、蘭、竹、桐在內的以植物作爲工作代號的策反工作，大部分沒有實質性效果，遠不如破壞中國經濟的“海工作”等給中國造成的影響大。
戰後日本國內研究者認爲，“中國通”在抗戰期間最大的失誤，是忽視了對中共情報的積累。應該說，日軍“中國通”對李宗仁、閻錫山，包括蔣介石等北伐時期成長起來的新軍閥，整體缺乏深刻的認識。對閻錫山的“對伯工作”，除了幫閻錫山保存部隊和地盤外，僅使日軍投降後山西日軍的下場稍微改善，除此之外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成果。但是，至少日軍成功地打入了閻錫山系統的內部。對於中共，日軍“中國通”在整個抗戰期間始終是“盲人摸象”。早在西安事變爆發後，日軍參謀本部就開始要求“中國通”提供有關中共的情報，但這時期“中國通”們僅僅空喊“對華重認識”，拿出來的成果還不如被日共完全滲透的“滿鐵調查部”。
岡村寧次
作爲“中國通”，岡村寧次確實在華北給八路軍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困難，但戰後日本國內研究者認爲，岡村善於與國民黨系統的僞軍打交道，與一般日軍將領相比，也更瞭解中國社會。但是，他利用維持會等僞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爭奪基層政權的計劃卻完全歸於失敗。日本國內參謀本部中國課一度認爲八路的給養是由蘇聯提供，要求日軍切斷延安與蘇聯交通線，體現了中國課作爲日軍對中國情報收集中心機關，對中共的人民戰爭理論體系缺乏最基本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