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爲何選擇李鴻章，有一點無奈，但更是無私。下面，我們就具體來看看這裏有什麼緣故。
具體做法與康熙選擇雍正不同，但思路有異曲同工之妙——選擇與自己不同的人來做接班人，實踐證明效果也很好。
晚清名臣曾國藩，在選擇事業繼承者時，沒有考慮彭玉麟等德才兼備、又大仁大義這樣的候選者，而是選擇了典型的實用主義者的代表李鴻章。這是因爲彭玉麟與曾國藩相似——方正，而李鴻章則是典型的實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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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性格內向而極其堅韌， 他“打掉牙齒和血吞”，執着，屢敗屢戰，辦事謹慎，處處以傳統的道德標準規範自己，追求完善，追求完美，有着強烈的聖人情懷，以至於辦事謹小慎微。
他堅持每日自省、自律，敬以對上、慈以待下，待同輩謙恕自抑，終生以“拙誠”、“堅忍”行事。
李鴻章的性格開朗、豪爽，辦事果斷，不拘禮節；十分看重功名仕途。他不在意個人修養，只重視才能。
正如王爾敏在《淮軍志》中所言：李鴻章“統率羣下，不問品類如何，只重其謀略才識。”吳汝綸則回憶到：“吾壯時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後佐李文忠幕。
曾公每辦一事，詳告事由，命諸同人各擬一稿以進，擇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勝己者，則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勝吾，吾用之矣。即將己稿棄去。於是人爭自濯磨。事理愈細，文思亦愈精。
李公則不然，每辦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擯之，無討論，無切磋，於是人爭揣摩其意，無越範圍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於此可見。”由此可見曾、李二人的區別。
李鴻章太工於心計、太精於權謀、太多謀善斷了。例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1860年9月攻佔天津即將兵臨北京城下時，昏聵、怯懦的咸豐皇帝在逃亡熱河的路上命圍攻安慶的曾國藩派鮑超北上勤王。但那時湘軍與太平軍在安慶的決戰到了關鍵時刻。
此時，曾國藩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勤王，德上有虧，會招天下人斥罵；北上勤王，安慶戰場恐怕功虧一簣，這將影響天下安危。關鍵的是，那個昏庸、朝令夕改的咸豐皇帝很可能在勤王途中突然搞出什麼讓人進退不得的荒唐事來。
而且，就全國的最大利益而言，不分兵勤王是最佳選擇。但道義、君命等等壓力很大，曾國藩面臨真正的兩難選擇，常常夜不能寐。最後是李鴻章提出了高招：拖。
他提出，湘軍與太平軍的安慶之戰關乎“天下安危”從而佔領了道義的制高點（確實也符合事實），對北上勤王應“按兵請旨”，靜觀大局變化。曾國藩仔細權衡，採用此議。
於是他上奏朝廷表示願意北上，但提出鮑超儘管作戰兇悍、勇猛，但對北方情勢非常陌生，北上勤王是舍長就短，因而表態“斷不能至”，所以奏請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間“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
這其實是在刻意以負責任的藉口在拖延時間，因爲往返奏報大約需要一個月。果然不出曾、李二人所料，不久就接到朝廷“和議”已成，不必北上勤王的命令。這是李鴻章足智多謀、善於處理複雜問題的典型事例。
但細品起來，李鴻章做人遠不如他的才華，甚至可以用不那麼磊落來描述，典型的實用主義加馬基雅維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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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李元度事件的處理上，表現的才華橫溢太過了。李元度跟隨曾國藩很久，領兵駐防徽州，遇到太平軍李侍賢部進攻時，曾國藩嚴令李元度堅壁自守，絕不能輕易出戰。但李元度沒有遵照曾國藩的指令而擅自出城接仗，一觸即潰，導致曾國藩的安徽祁門大營的門戶徽州失守。
關鍵的問題是，李元度失利後長期遊走於浙贛邊境，許久不歸。更可恨的是，後雖回祁門，不久又擅離職守，私自離去。曾國藩悔恨難耐，決定上奏朝廷劾之，建議嚴厲處罰以正軍紀。
曾國藩此舉本來天經地義，但部下反對。李鴻章更是堅決反對，堅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果決地回答：“我自屬稿”。李鴻章竟然要挾：“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擲地有聲地說：“聽君之便”。李鴻章由此與曾國藩紅臉離開祁門大營。
爲什麼說這件事情李鴻章精明過分了？因爲，在安徽祁門，條件艱苦，他內心裏早就不想呆下去了，可又不能一走了之，否則將爲天下人恥笑。
而李元度事件的處理，既表明了他爲部下的一時失利免於嚴懲而不惜與老師翻臉，從而體現了他的俠肝義膽，又爲他暫時離開祁門艱苦之地、以後條件變好如果需要還能回到曾國藩身邊留下轉圜餘地。若以別的理由和方式離開曾國藩，就很難再回來了。
這種處理方式簡直天衣無縫，這個理由顯得很高大上，而且說起來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既不是爲己，又避免了當時輿論的批評。才華確實高出常人太多，但磊落程度確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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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與曾國藩不立即奉君命北上勤王相比，沒有可比性，因爲曾國藩當時是以關係到天下安危的安慶戰局爲主要出發點而不是自己的私利。
李鴻章離開祁門後，二人真切體會到對方的重要性，在胡林翼、郭嵩燾（爲曾、李二人的共同好友）的“調解”下，師生二人冰釋前嫌。正如李鴻章所料，一年後曾國藩邀請李鴻章重新回到了自己身邊。這件事情，一方面說明李鴻章的才華，但更表明了曾國藩的胸懷寬廣和無私。
因爲曾國藩與彭玉麟都有聖人情結，絕不會做這種不那麼磊落的事情，且做事以穩妥爲要，曾國藩當時深刻洞察到了他創立的湘軍已經開始暮氣沉沉，這種狀況他和彭玉麟都無力改變，所以他胸懷寬廣，用人所長，不計前嫌，毅然選擇李鴻章。
事實證明，這是李鴻章創立淮軍取代湘軍的基礎，從而保證了晚清淮軍在剿滅捻軍、維持晚清的迴光返照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李鴻章後來沒有繼續按照曾國藩原先的思路繼續發展事業，恰恰保證了曾國藩開創的事業不斷壯大。
當然，選擇繼任者，很多時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曾國藩選李鴻章，知道李在磊落程度上的不足，也並不滿意，但除了彭玉麟，還有什麼其他人選可選擇？只能選李鴻章了。
曾國藩對彭玉麟的評價顯然高過李鴻章，但他能超越這個情感，確實不容易。爲事業着想，曾國藩選李鴻章有些無奈，但更是無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