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楊六等人在陝西府谷縣首舉義旗，標誌着中華民族又一次跌進了亂世輪迴的怪圈，此後數年羣雄逐鹿，風雲際會，大旱、瘟疫、殺戮也隨之降臨到風詭雲橘的中原大地。許多人會爲小冰河時期的大旱、大疫而報以同情，也會爲了明廷堅持兩線作戰而迷惑不解，更會爲了朝堂之上的“黨爭”而憤恨埋怨，最後君王死於社稷，也只能報以惋惜。
“風起於青萍之末，”起於細枝末節的跡象最難爲人察覺，許多問題早在朱元璋那裏既表露於外，到明中葉時已深髓於裏，這些爲明政府增添困擾卻不致命的問題在星火燎原時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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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府管控的無力。
衆所周知，明朝稅率極低，黃仁宇《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中估算，有明一代田賦維持在5.5%——12%之間，但政府管控的無力導致了連這點錢也收不上來。早在宣德年間，長三角地區的土地所有者便對政府行使的稅收政策表達不滿，倘若鄰家因某些緣由拒絕繳納，那自己也可以藉故拖欠，再待新皇登基或是皇子降生等吉事，便可以大赦天下，減免賦稅了。至1430年，僅蘇州一府拖欠的賦稅總額就相當其三年的賦稅總額。明朝後期，政府管控的無力已經到了癱瘓的境地，1632年，全國稅區有四分之一的縣拖欠稅款在50%以上，其中134縣，無任何稅收。
《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一書中寫到，政府實行“稅收折銀”政策後，繳納賦稅時，農民不得不以較低價賣糧食獲得白銀。如萬曆四年(1576年)，山東汶上縣稅收時小麥由原來的每石0.52兩下降到0.37兩，大麥由原先的每石0.4兩下降到0.25兩，納稅期一過，糧價恢復到原先水平，商人再將收購的糧食以市場價賣出，獲利應在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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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與人口方面，明政府堅持“稅收定額”制度，既地方政府將本地的人口、土地與賦稅定格在一個當時合理的區間內，此後不再變更。若干年後，上級會因人口增加而要求重新制定納稅額，索性地方政府也不在報備增加的人口、耕地。明後期土地兼併嚴重，那些增加的人口失去了耕地就會成爲流民，屆時，政府將徹底失去對他們的管控。
明末社會最突出、嚴重的問題莫過於土地兼併，皇室、貴族大量侵佔民田，皇帝代頭建立黃莊，與民爭利，諸貴族、官僚也不甘落後，通過欽賜、請乞、佔奪和價買攫取土地。與此同時，旱、蝗、鼠疫交相出現，崇禎初年北直隸有口1095萬，末年僅有口730萬，崇禎三年山西有口1024萬，末年有口620萬……倖存下來的災民夾縫求存，初時三五成羣，後期成百上千人聚結一起，成爲流民。
第二.交通阻礙。
漕運一直作爲帝國的生命線而存在的，連接着帝國都城與賦稅佔有一半的兩江地區。明代黃河改道頻繁，平均約七個月一次決口，無奈之下，爲避開黃河運道，又對京杭運河部分改道，但至明亡也未改造成功。有時來自江南的賦稅經運河在山東濟寧、泰安登陸，再由旱路前往北京，僅此一項就增加押運成本50%，耽擱兩個月時間。之後，西北民變，江南的賦稅不再前往北京，而是直接運往西北供給官軍，但經武昌、襄陽向北經河南再轉入潼關的官道也是時時受阻，特別是楊嗣昌死後，這條路完全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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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一年(1638年)臘月，清軍攻破濟南，城破之日，死難者慎重，隨後大掠近十萬人北歸，臨走前還不忘破壞了濟寧、泰安段的運河，徹底切斷了南北方之間的糧道。此後，得不到蘇、鬆、常、嘉、湖諸府財政支持的明政府只能獨自面對西北與東北的兩線作戰，獨木難支，直到六年後，明朝滅亡。
明朝的滅亡不完全是財政破產，實際上是東南富庶之地無法補給西北，交通問題佔多數。在李自成與努爾哈赤之前，海外白銀流入中國惠及東南而未及西北，當時朝堂上雖黨爭激烈，但政府對民衆特別是商人的管控無力均說明，交通阻斷可能與黨爭無直接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