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東京夢華錄》稱，北宋時京師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打個大折扣，算它爲3000家之數吧。則可以推定，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業的篾片幫閒起碼不下數萬之衆。
以陪宴寫帖、房中做手、樓下相幫、王八龜兒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裏勾當者，徹頭徹尾地同賣淫生意捆在一起，並依“營業額”大小和老鴇、妓女分享物質利益。他們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諢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憑下棋打牌、做局“擡轎”的伎倆，在房內博局上伴賭;還有的僅仗弄腿使拳的狠勁、傳言送語的口勁或撒潑行賴的刁勁，分別擔任了“維持秩序”、兜攬生意、索討欠賬等差使。據耐得翁《都城紀勝》等資料介紹，這些人的來歷，多爲失業遊民、破落戶子弟。還有—些，原先也是嫖客，嫖光本錢後靠老鴨或紅妓的面子，“留院勾當”。《夷堅志》裏介紹過一個如此履歷的人，名叫傅九。性喜狎遊，在花街柳巷中淘空了家業，然後墮落到“爲娼家營辦生業”，最後的一手是拐上一個院中姐兒，欲“竊負而逃”，來個人財兩得翻本。但妓院裏滿坑滿谷的“做手”、“相幫”，也不是吃乾飯的，結果落得個被迫自縊的悲慘下場。
在笑貧不笑娼的病態社會生活環境裏，這些完全以妓院勾當爲“業”的流氓，就算是端上了相對穩定的飯碗，還有許多不屬於“勾欄所有制”的篾片，靠在市井間引誘富家子弟、外來客商等來院嫖妓與娼門拆賬。宋人沈所著《諧史》裏，就有一則事例：有個叫戴伯簡的年輕人，因父親猝亡，家承巨產，便有一幫光棍貼緊來，專引導他去妓院裏作狎邪蕩遊。戴家老僕楊忠在屢勸小公子無效的情況下，只好一手拿刀，一手拿錢，同這班流氓談判，逼他們答應今後不再來當“導遊”。條件是一次性付一筆錢給對方，用作他們從此少一個“顧客”的補償。當時的社會風氣之一，就是無論官私筵會、富戶宴樂，都要弄一些粉頭歌伎來陪伴。要想隨時請到“走紅”的角色，最簡捷的方式，莫過於和這種與色情業有廣泛聯繫的人搭上。周密《癸辛雜識》記載，北宋時有個專門幫國子監學生招妓赴宴拉皮條的篾片團伙，共十多個人，常駐堂堂學府內以“專充告報”，爲首者叫卜慶，綽號“野貓兒”。觀其“業務”，倒是名副其實。
專在出賣色相場所尋機會向嫖客打秋風行訛詐，也是一種勾當。吳曾《能改齋漫錄》裏就有一則：石曼卿任集賢校理時，偷偷溜到娼館去買春，違犯了國家對官吏治遊有級別和範圍限制的規定，結果被這類混跡妓院的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槓，引起爭吵，“爲街司所錄”，還吃了杖責。所以不少既想偷歡又不想落到狼狽結局的嫖客，每每在揮霍纏頭之外，還要向這些人“孝敬”一些。
病態的社會風氣也造成兩宋時男娼現象的空前嚴重。印證史料，可知這種男娼已非漢晉時專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孌童”一類，而是大多由“無賴”充任，直接遊蕩於社會併成爲民間賣淫業的一大品種。如陶谷《清異錄》稱，目下京師出賣色相的戶頭將近一萬家，乃至男娼自賣肉體，進退怡然。此類特殊的風月作坊，俗稱“蜂窠”。朱《萍州可談》則披露，這類場所的開設還不止京師一處，“至今京師與郡邑間，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舊未嘗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爲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但女娼既不能禁，又何能禁男娼?據《癸辛雜識》稱，這股穢風到南宋時更盛，臨安新門外一帶是著名的男娼區。這種“吃軟飯”的無賴，也結成一個個團伙，“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尤其讓人噁心的是，這些男娼也個個塗脂抹粉，插戴首飾，各取女性化的名字爲代號，舉止體態，般般比擬婦人。周密爲之驚呼，“敗壞風俗，莫此爲甚!”尤抱怨政府立法不嚴，未能像政和時明擬法令禁止。其實“紅燈區”裏的衆生相，本來就光怪陸離，“蜂窠”、“行頭”之類的出現，不過是再抹上一道重彩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