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萬曆外派礦監稅使的行爲，有人拿它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做比，因爲礦監稅使是從工商業下手，是因明末工商業迅速發展而應運而生的舉措，而一條鞭法也是因爲當時商品經濟發展、貨幣流通加快而產生的。從經濟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進步的節拍，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想，這是截然不同的。張居正的條鞭法是很溫和的，他利用了生產逐漸商品化的規律，簡單來說，無論是農還是工商，貨幣都要比實物更加方便，這樣的改革雖然也會造成一定的顛覆，但是基本上是社會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經濟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而萬曆的礦監稅使可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說萬曆這樣拿工商業開刀，是爲了彌補明代稅收的畸形，因爲明代稅收規定依然倚重農業，在工商業方面很欠缺，萬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才高瞻遠矚地準備把國家從倚靠農業的大坑中向工商業(類比下西方近代的情況)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卻受到了滿朝尤其是東林黨的猛烈抨擊，只有宦官朋友不離不棄地陪伴着他在這條孤獨高冷的路上走着，一個叫田口宏二郎的學者甚至說：“宦官們在徵收各種稅目時的態度，與其說是暴虐恣睢，不如說是作爲官僚的負責努力。”我記得有一句話說，和衆人想法步調一致的是普通人，比衆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衆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衆人想法早兩步，那就是神經病了。萬曆在明末就能用以稅收的方式刺激，從倚重農業轉到倚重工商業發展，開啓我國近代化歷程，不得不說是早了兩步。而且居然還帶領着一批“憂國憂民”、同樣高瞻遠矚的宦官天才進行經濟改革大業!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過去的話，無論如何也說不通。
一些經濟學家爲萬曆喊屈，說他的增收礦、稅其實是總體商業稅的增收，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爲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末，改倚農而重工商是大勢所趨。這樣所謂的重視工商的行動，在經濟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類社會，人文環境，並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單一。我有一位導師曾經大批過某經濟學家“不懂歷史”，因爲他們在改革經濟措施的時候，沒有把人文和社會整體因素考慮在內，這也就是問什麼歷史學家大多對萬曆的礦監稅使採反對意見了。事實上，作爲一個長期怠政、連張居正改革都能說扔就扔的君主，這傢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業稅”這種意識，最多有一些朦朧的感覺，也是建立在因爲工商業興起、有利可圖的不正當出發點上。
我可以試着爲大家分析一下當時的史實，我們就知道他的礦監稅使究竟是福音還是災難了。明末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因爲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產品除了供給生活需要，還有結餘可以作爲商品來交易，這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些更發達的地方，出現了專門爲生產商品而運作的部門，典型的就是東南蘇浙一代的紡織業，明代著名小說系列“三言二拍”裏就體現了這種部門，因爲紡織技術純熟，逐漸擴大規模，並僱用人員來爲其生產，形成“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現象，這種僱傭關係和生產現象，就被定義爲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另外，因爲航海業的進步，我國沿海一代也常有前來做生意的外國商人，有了外來的交易。因爲這些變化，就連農村也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老狀態了，相互交流變多，貨幣也在社會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君子愛財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個末等地位的少數人羣，手工業、商業，躋身入行，這樣的大勢之下，就連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幾分對金錢的熱情。他就是在這個時候派出礦監稅使，爲他在這些新興的礦業、工商行業開闢新大陸的。這樣看來，蠻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我們的萬曆大哥還是很有遠見卓識呢啊。
不過，萬曆應該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腦海裏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概念，他只是帶着一點隱約的感覺，覺得民間這些變化應該是可以給他的財政收入做些貢獻的，他也沒敏感到用什麼改革手段給他的龐大帝國脫胎換骨，不然就不會派一羣宦官折騰百姓去了，這些只曉得撈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宮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會轉型的目的去做變法大計的。本是順應時代潮流的舉措，這樣一來就變成了我們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憤的景象了。不是說出發點還是很有遠見的嗎，這具體是怎麼回事呢?如果這樣不對，那應該怎樣呢?
其實我們給大家展現的明末的新變化，僅僅是對比從前完全農業、工商比例極小的狀態，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經濟基礎帶動上層建築轉型，還差得很遠很遠。資本主義萌芽，顧名思義，所謂“萌芽”是多稚嫩的樣子啊，商品經濟雖然進步，但是並沒有形成市場，沒有集聚效應。明末的工商業發展比例十分不協調，基本只集中在東南，一些大城市纔有，而且門類單一，規模有限，廣大的內地農業還是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觀念也只停留在傳統封建意識上，雖然對商人的鄙夷不那麼過分了，卻依然保持着“士農工商”的古老記憶，就連因工商發家的富人，也會想方設法廣置良田，儘早擺脫工商身份。我曾經接觸過一個著名的歷史課題，叫做“李約瑟難題”，大致就是疑問，爲什麼古代一直領先世界的中國沒有率先走進近代化，這個問題的解釋有一個很重要的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國人甚至說今天的中國人都很難想象，農業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的地位是多麼頑固有力，而因這種自然經濟創造的上層建築，也同樣難以撼動。可以想象明末的經濟發展，有類似於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變化，在強大的傳統社會下是多麼微不足道!而此時利用這樣稚嫩的新型生產狀態增加什麼商業稅，開始促進什麼資本主義進步，無疑是天方夜譚。這個社會接受不了，發展壓根沒到那個水平，皇帝也沒那麼神話。不要用現代的眼光去思考當時的事情，我們需要還原給史實一個合適的歷史背景，纔能有權利給事件一個公允的評價。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隊伍搶劫一般的徵稅，無論如何都受不了，這可不是我們今天日漸成熟的商品市場，而且下到民間就又與初衷相背離很多，難保農民、官員不受害。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這瘋狂的礦監稅使之風下，山東臨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幫破產了三十六家，綢緞商三十二家，倒閉了二十一家，各種商店只剩下個別苟延殘喘。而工商發展最欣欣向榮的天堂城市蘇杭，也因稅使大肆壓迫民變突起，暴動頻發。本是懷德治國的萬曆皇帝，卻不知民間疾苦，一味用暴力堅持着他禍國殃民的荒唐搞錢計劃。
萬曆的錯，就錯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着自己的想象下旨，雖說他的“怠政”並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卻無疑失去了一雙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爲經常誇大其詞，小題大做，也讓他失去了對官員們起碼的信任。我願意相信萬曆不是一個一禍害蒼生爲目的的君王，他是懷着給自己修宮殿造陵墓的私心，也準備從商業稅下手搞一個新局面，但絕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毀了他朱家的江山。但是事情下到基層，萬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爲一切還好，沒有言官上書得那麼可怕，而且礦監稅使帶回來的銀子實在是太可觀了，讓他更不願意放手。這個腹黑的皇帝擁有着老練精明，卻被骨子裏無法抑制的貪婪拖得不願挪動。要知道發展商業，資本主義進步的路必須循序漸進，充分考慮到人民和歷史因素，考慮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慢慢推進，想要通過明末的“萌芽”就進軍到西方近代化的狀態，是不可能的。他的礦監稅使，留給後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無捐”的壞印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