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
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我有的只是擺設，爲了解決不同問題的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她們都是同一個制度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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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長時期內受到我冷淡以及惱恨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最使現代新中國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後來的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後來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畢竟和文繡不同。文繡的思想裏，有一個比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
而婉容的思想裏，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開了，也起了離婚的念頭，她的處境也和文繡不同，文繡從親友中還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親、兄長、師傅都不但不會支持她，恐怕還要加以阻難，甚至是加以壓力。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了，我對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沒有從她嘴裏聽她說過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她究竟是個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丟開皇后的尊號，理直氣壯地建立合理的生活，於是就發生了私通行爲，還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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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不能由她負責任，至少不該全部都由她自己負責。事實上，當時我把全部責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沒有責怪過自己，當然更談不上責怪那個吃人的制度。
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
1935年，由於她有了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了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憤。我除了把和她有關係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詞驅逐之外，還決定和她離婚，用當時我的說法，是把她“廢”掉。由於當宮內府次長的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不准許，我不敢冒犯日本人，於是又做出一個成心給婉容看的舉動，即另選一個“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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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也許至死還做着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裏燒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裏拿去一筆養育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