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自曝皇家醜聞：婉容親哥哥鼓勵其吸毒私通
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
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我有的只是擺設，爲了解決不同問題的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她們都是同一個制度的犧牲品。
在很長時期內受到我冷淡以及惱恨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最使現代新中國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後來的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後來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畢竟和文繡不同。文繡的思想裏，有一個比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裏，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開了，也起了離婚的念頭，她的處境也和文繡不同，文繡從親友中還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親、兄長、師傅都不但不會支持她，恐怕還要加以阻難，甚至是加以壓力。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了，我對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沒有從她嘴裏聽她說過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她究竟是個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丟開皇后的尊號，理直氣壯地建立合理的生活，於是就發生了私通行爲，還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
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不能由她負責任，至少不該全部都由她自己負責。事實上，當時我把全部責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沒有責怪過自己，當然更談不上責怪那個吃人的制度。
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
1935年，由於她有了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了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憤。我除了把和她有關係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詞驅逐之外，還決定和她離婚，用當時我的說法，是把她“廢”掉。由於當宮內府次長的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不准許，我不敢冒犯日本人，於是又做出一個成心給婉容看的舉動，即另選一個“貴人”。
婉容也許至死還做着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裏燒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裏拿去一筆養育費的。(編者注：婉容初生嬰兒被填進鍋爐焚燒之事，被定本刪削。)
“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爲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爲了作爲“皇帝”必不可少的擺設而新選的犧牲品——譚玉齡，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被我像一隻鳥兒似的養在“宮”裏，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得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醫生並不認爲是個險症，我也知道，中醫對傷寒是有把握的。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了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治，吉岡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裏來住，說是要“照料”。日本醫生來了，給譚玉齡診斷說是顆粒結核，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一開始治療，表現得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着她，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這時吉岡突然出現了，他把日本醫生找到另外一間屋子裏，關上門談了很久時間的話。正當醫生忙着治療，有什麼更重要的事必須在這時候要談，而且談得這麼久呢?更奇怪的是，那個熱心的日本醫生走出了那間屋子，再也沒有了原來的治療熱情，沒有再忙着注射、輸血，而變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岡這天在勤民樓裏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隨侍報告我說：“貴人殯天了!”
她的死訊我剛聽到不久，吉岡就來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弔唁，並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裏越發奇怪，他們怎麼預備得這麼快呢?
由於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的事，也說了不少學校裏的抗日活動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麼玩意兒偷聽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這些事。
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岡偷聽了什麼，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吉岡的這件引人疑心的舉動，就是他太快地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選妃。
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剛死，我很悲痛，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爲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爲我辦好這件大事。我只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談得來，不能這樣草率地決定，此外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理想上總要合適纔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絕不能要個日本妻子。這不是等於在我牀上安上個耳目嗎?這話不好明說，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題來抵擋他。
這個御用掛，真像掛在我身上一樣，使我無法擺脫他。他死皮賴臉，天天糾纏我，我怕把他惹惱，又不好完全封口。後來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許關東軍有了別的想法，吉岡又拿來了一些旅大日本人辦的學校的中國女生的相片來。我後來在這批相片裏，也挑出了一個對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還不是一樣嗎?我一想也對，又推回去了。吉岡催問我的時候，我就推說還沒挑上中意的。當然，這樣總拖也不是辦法，我又怕總不挑出一個，也許關東軍硬做主給我指定一個，那時我還不是也得認賬?我忽然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說，要一個孩子。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訓練過，也還好對付，只要我功夫做好，還會把她訓練回來呢。這個辦法我認爲不錯，於是向吉岡說了，我要一個小學的，十四五歲的。
就這樣，一個後來被稱做“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犧牲品。
溥儀無法滿足她 末代皇后婉容出軌後的悲劇
衆所周知，清王朝因辛亥革命而告覆滅，它標誌着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終結。清朝最後一任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也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末代皇帝。溥儀退位之時，年僅六歲，還是個小孩子，不到婚娶年齡。因此，末代皇后之位也虛。即使長大結婚，但遜位的皇帝，其身分也與一介平民無疑，何來皇后一說?然而，事實上溥儀後來確曾冊立過皇后，且得到政府的認可與民間的認同，她就是婉容。這並不是清王室有什麼自戀情節，而是歷史事實的因循。當初建立民國時，袁世凱曾代表民國政府宣佈優待皇室條款六項，其中一條就規定溥儀在遜位後仍得居住於宮中，仍保持其皇帝尊號，但範圍只限於紫禁城，這就成了歷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
1922年，溥儀大婚，17歲的婉容因其容貌端莊秀美、清新脫俗而被採選入宮，成爲清朝史上最後一位皇后。但她不能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后相比，因爲她是給一個末代遜帝做皇后，她僅擁有皇后的名義，而無皇后之實。所以婉容的入宮正是她不幸命運的開始。
但與這種離羣索居，與世隔絕的宮廷生活相比，時代的風雲激盪着舊時的社會秩序，她在心靈上始終獲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於心甘情願地套上精神束縛的枷鎖，這就使她的一生極富變化和戲劇性，同時也使她的人性開始了異化，她內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讓她痛不欲生，她唯一的解脫就是自甘墮落，自我毀滅，直至離世。
所以今人對她有確切的感慨：如果婉容能丟掉皇后這個虛名，那麼她在死的時候，至少也能像文繡那樣，作爲完完整整的自己，起碼能有一個自由的靈魂。
顯赫家世
末代皇后婉容(1906～1946)，全名郭布羅·婉容，宇慕鴻，號植蓮。家世爲達斡爾族，後編入滿族正白旗。1906年11月13日(清光緒32年9月27日)出生，是內務府大臣榮源唯一的女兒。她的名字源自曹植《洛神賦》裏的名句"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是她的祖父給起的。寄託了一種民間普遍存有的凡俗的願望，即希望她出落得亭亭淨植，出淤泥而不染，而又高蹈於流俗。果然她後來被選爲皇后，那種凡俗的願望就變得很有寓意了。
婉容的老家在東北嫩江邊上的訥河市龍河鄉滿乃屯，祖上歷代都是清朝的忠臣良將。
據《清史稿》記載，婉容的高祖父郭布羅o阿爾景，是咸豐年間的副都統，並封爲武顯將軍、建威將軍。
曾祖父郭布羅·長順爲三朝重臣，曾是咸豐皇帝的藍翎侍衛，因戰功赫赫而青雲直上，20多歲便領兵駐守西北。同治年間又擢升爲烏里雅蘇臺將軍，成爲封疆大吏。光緒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將軍，鎮守東北邊疆。在他主政吉林期間，吏治清明，百姓安樂。並且有感於"一百年來省志未立，無以恢宏神漠，潤色鴻業"，主持編纂《吉林通志》，成爲東北地區第一部官修的上乘全省志書，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近遼陽。朝廷命他率兵馳援，他毫不猶豫，帶領軍隊攻進遼陽與日軍浴血奮戰，最終將其全部擊潰。吉林百姓爲感念他的恩德，修建祠堂，以示紀念。他於光緒三十年去世後，清政府爲了表彰他的功績，特贈太子少保，恩賜他的後人可以世襲一等輕車都尉，並給諡號忠靖，入祀賢良祠。
祖父郭布羅·錫林布，棄武從文，刀筆從容，平日只喜歡吟詩作賦，儼然一個文人。雖無疆場立功，但由於有祖輩的功績，他世襲了一等輕車都尉的封號。並娶了皇家的格格爲妻，從此，郭布羅家族與愛新覺羅家族就攀上了親。到了婉容父親榮源持家的時候，清帝已經退位，他只在小朝廷裏掛名內務府大臣，無實事可作，也沒有朝廷的俸祿。但祖業豐厚，光東北老家就有幾千垧土地，榮源又經常往返於北京、天津兩地經商，求取利潤。婉容的母親愛新覺羅氏，人稱四格格，在婉容很小時便去世了。婉容的養母愛新覺羅o恆馨是軍機大臣毓朗貝勒的次女，人稱二格格。她是一位端莊善良、精明強幹、豁達開朗並充滿智慧的女人，她對婉容一生的影響極爲深刻。恆馨對婉容寵愛備至，母女關係融洽。家中其他成員還有哥哥潤良，弟弟潤麒。
婉容從出生的那一刻起，頭頂就籠罩着一大片祖宗灑下的蔭涼，家人又經常在宮內行走，與皇家互爲姻親，是家族的傳統，因此，通向幽深皇宮的路，對婉容來說，就只隔着一條窄窄的弄堂。
民國年間，社會風氣大化，婉容的父親郭布羅o榮源雖是遺老，由於經常奔走南北，交遊廣泛，思想比較開放，主張男女平等，女孩子應該和男孩子一樣接受同樣的教育。因此，婉容很小的時候，就與家裏的兄弟一起讀書習字、彈琴繪畫。她的父親對她很看重，特意爲她聘請了家庭英語老師，讓她學習英語。因爲受到良好的教育，婉容有着優雅的氣質。作爲一個世受皇恩的貴族家的小姐，生活環境的優裕富足和顯赫的家族地位，使她內心有着十分強烈的優越感，也對她的性格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所以，在她入宮之後，一直鄙視身世寒微的文繡，這也大概是後、妃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美冠羣芳
溥儀出生於1906年(清光緒32年)正月十四日，到1922年(民國11年)的正月十四日，已整整16歲了，正是古人完婚的年齡。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當時紫禁城裏爲溥儀選後的消息一傳出，各個名門貴族、大家閨秀們的照片就絡繹不絕地送到了紫禁城，甚至徐世昌、張作霖也派人來提親。後來經過幾番篩選，最後拿給溥儀畫圈的就只有四張照片了。溥儀最初選中的是文繡，根據溥儀的回憶記載：當時在他眼中，四個人都是一個模樣。每張照片的臉都很小，實在分不出來醜俊。如果一定要比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看誰的特別豔一些。於是溥儀便不假思索地在沒落貴族端恭的女兒文繡的照片上畫了一個鉛筆圈兒。由於婉容的父親榮源與溥儀的父親和叔叔關係都很好，在徵得端康皇太妃(即光緒的瑾妃)的同意後，便向溥儀推薦婉容，認爲婉容家境富有，與皇家多有淵源，相貌、血統都比文繡純正。的確，容貌端莊秀美、清新脫俗，天生麗質，從今天她留下的照片上看，我們依然感受得到那種超凡脫俗的氣質，她皓齒蛾眉，雙目明亮，笑容蘊藉，融合了古代女子的韻致、北國女子的大氣、江南女子的柔美於一身。且婉容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在貴族中早已是芳名遠播。於是溥儀聽從衆意，隨手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而放棄首先相中的文繡。但這一圈不打緊，它圈定了婉容悽苦的一生。"一朝選在君王側"，從此婉容走向了一條人生的不歸路。
古代的皇帝結婚，被稱爲"大婚"。溥儀此時雖然已經不是在位的大清皇帝了，然而，由於清廷退位時曾與民國政府有過協議，所以依然擁有朝廷名號，就按照清朝的舊有禮儀制度舉行了隆重的"大婚"儀式。民國政府也特准婉容的"鳳輿"從東華門擡進紫禁城，成爲名義上的皇后。所以這纔有婉容被人們稱爲末代皇后的緣由，這是符合歷史實情的。但這末代皇后卻與已往的歷代皇后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了。無"天下"可"母儀"，無後宮可統領。
婉容與溥儀同庚，嫁時年方17歲，正當美好的青春年華。婚禮的第三天，她和溥儀一起在東暖閣接受各國駐華使節的賀禮，這是婉容以皇后身分第一次公開露面。當時，她梳着滿族式的"兩把頭"，高高的髮髻上綴滿了絨花;黃緞織錦旗袍更把她的曼妙身材襯托得美豔無比，青春的朝氣撲面而來，使見多識廣的外國使節夫人們，也無不驚歎她的嬌美容顏和高雅儀態。當時的大小報紙，亦極盡所能，不吝篇章，都爭先恐後地做了繪影繪聲的實況報道，可謂盛況空前。"燕爾新婚，如兄如弟"。溥儀和婉容也確實度過了一段美滿幸福的日子。這不僅因爲婉容是旗人中的極品美人，還因爲她是受過西式學堂教育的女子。與身邊那些低頭躬腰的太監和迂腐保守的師傅們相比，婉容不止是一股清新的風，一縷和煦的陽光，更是使他沉悶灰色的宮廷生活的導師。更何況民國時代的大家閨秀，以崇尚時髦爲榮，所以婉容婚後經常教溥儀學英語、吃西餐，這些很對溥儀的口味，因爲溥儀對西洋文化也很感興趣。
此時的婉容是時尚、時髦和多情的，也確實給了溥儀很多柔情，而她的飽學多識，更使溥儀視之爲知己。婉容在宮中引進了許多社會上的各種新鮮玩意兒，如外國電影，自行車，照相機等。宮中的保守勢力有非議，但溥儀喜歡，不僅依從婉容的習慣和愛好，還特意聘請了美國教師專門教授婉容英文。應該說，在紫禁城兩年多的時間裏，是婉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她幾乎每天都用英文給溥儀寫信，並且在這些情意綿綿的短信下方以"伊麗莎白"落款，這是溥儀給她取的英文名字，與英國女王的名字相同，婉容很是喜歡。
但溥儀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觀念早已形成，在衆多遺老遺少和宮廷大臣的慫恿下，溥儀一心一意要恢復祖業，時刻想着復辟。竟至於在新婚之夜，離開洞房，獨自一人跑到養心殿，而把婉容孤單的丟在洞房裏。由此可見，溥儀這個人的怪異行爲與漠視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復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親政了。
當然，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溥儀的性功能有問題，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對如仙女臨閣一樣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該怎樣保持自己男子漢的尊嚴，特別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靜思成了最好的藉口。
在中國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權和夫權於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養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視"皇后"如奴僕。正因爲他骨子裏有皇帝自命不凡的習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後來纔有所領悟："我不懂得什麼叫愛情，在別人的平衡的夫婦，在我，夫妻關係就是主奴關係，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儀還算客氣，而不說妻妾都是泄慾的工具，因爲溥儀的確無慾可泄。
婉容與溥儀雖然在表面上看還算歡愉融洽，但實際上從他們建立夫妻關係開始就潛伏着危機。她當初是懷着熱切的期盼去做這個皇后的，不知宮闈似海。剛入宮的新鮮感過後，宮內日復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生活使她窒息壓抑。她雖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貴身分和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牆束縛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關係間的難言之隱，更使她體會不到絲毫的閨房之樂，牀笫之歡。婉容有同齡女子一樣的憧憬，雖然她又比她們多了一些尊崇。但少了她們的世俗的歡樂，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錮折磨，所以她很快就變得鬱鬱寡歡了。而時局的動盪與溥儀內心深處的極端自私、多疑，又讓她的失望漸漸加重。因此，婉容在歷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尷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畢竟是新派女子，是一個有教養的大家閨秀，開始，婉容常常以讀書、畫畫、寫字等閨中雅事來打發無聊的時光。後來，她終於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虛，受到了貴族式腐化生活的感染，在溥儀的同意和慫恿下用鴉片聊慰孤寂，漸漸形成依賴。據有的資料說，婉容抽鴉片，就是溥儀主張的結果，因爲婉容有痛經的毛病，偶爾也患有頭痛病，溥儀又沒性能力，就讓她抽大煙。一是治痛經;二是想以此來麻醉她。就這樣，婉容的病不但沒有醫好，反而染上了吸食鴉片的嗜好，成爲癮君子。毒品改變人性，婉容的性情也因此變得喜怒無常。精神苦悶，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視野越來越窄，甚至變得斤斤計較起來。婉容重複地犯了大多數女人都有的毛病，希望獲得男人的專寵。而文繡的存在，就使得她和溥儀之間產生了一道新的裂痕。
后妃的矛盾，在歷來的宮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變成爲血腥的鬥爭。但時代不同了，婉容與文繡雖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動。嫉妒是把雙刃劍，傷了別人的時候也會傷了自己，因此，當事人都很苦悶。
婉容自以爲容貌比文繡美麗，常以正宮娘娘自傲。時時爭寵奪愛，處處要超過文繡。
文繡是與婉容同時被分別圈定爲後爲妃的。按清代禮制，她在溥儀與婉容舉行大婚的前一天進宮，當時她年僅14歲。文繡從小接受的是三從四德的封建教育，雖然相貌不如婉容漂亮，但性格卻比婉容溫順寬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堅決主張一夫一妻制。對此當時許多洋人都曾以讚美的口吻，著文予以讚揚。據說溥儀對他圈選的皇后還是喜歡的。婉容未入宮時，常常接到溥儀打來的電話，與她絮絮長談。可是，婉容入宮的頭一天就和皇上鬧了彆扭。在她與溥儀大婚的時候，本來淑妃文繡是應該在坤寧宮外跪禮迎接婉容的，但是由於溥儀也受到了一點新文化的薰陶，認爲皇后與皇妃雖然稱謂有別，畢竟還是二女共事一夫。於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禮儀。本來婉容就不喜歡和別人分享溥儀，這一下連尊卑之禮都沒有了，婉容對文繡的不滿和排擠就由此而產生了。
最初，溥儀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適宜後、妃參加的活動，溥儀讓婉容參加，也必讓文繡出面。爲了學習英語，溥儀也給文繡請了教師，婉容對此大爲不滿。婉容的爭寵好勝，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於宮內枯燥、寂寞的生活決定的。兩人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漸行漸遠，爲了緩解內心的苦悶，婉容便從鴉片的繚繞煙霧裏，自我麻醉，以求暫時的解脫。
流寓津門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隨即頒佈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例》文告，其中一條"永遠廢除皇帝尊號"，就從根本上徹底剷除了中國社會肌體上的最後一塊毒瘤，清室被掃地出門。溥儀一家人離開紫禁城，即標誌着皇帝、皇后、皇妃尊號的自然廢止。從此，皇帝的名號也就永遠走進了中國歷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隨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儀在日本便衣護送下，化裝成商人乘火車潛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繡等皇室成員，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張園與溥儀會合。張園建於1916年，系清末駐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的私人花園。在天津的清朝遺老遺少聞訊紛紛前來見駕，搞得張園像剛開張的餐館一樣，天天火爆，熱鬧非凡。1929年7月9日，溥儀一家又遷居到同一條街上的乾園。乾園本是北洋軍閥陸宗輿的私人公館，1921年始建。主體兩層，爲磚木結構的西班牙式樓房。溥儀攜婉容、文繡等搬到乾園後，將這裏易名爲"靜園"，表面上是取"清靜安居、與世無爭"之意，實際上暗寓"靜觀其變、靜待其時"之志，以圖東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繡作爲溥儀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確實比較擠對、挑剔文繡。婉容出身高貴，文繡出身平民，母親是個洗衣服的，所以她們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宮裏的時候，文繡就與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兩人之間的矛盾就公開化了。婉容有時會當面挖苦文繡幾句，而背後還要向溥儀上文繡的爛藥。文繡有文才，脾氣也犟，免不了針尖對麥芒。在天津的前後七年間，一後一妃鬧得不可開交，溥儀夾在妻妾之間，也被搞得焦頭爛額。
逐出皇宮，對溥儀小朝廷是災難，對婉容卻如魚得水，行動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長的地方，本來就是屬於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煥發，她一改宮中的裝束，換上了時裝旗袍和高跟鞋，還燙了頭髮。婉容質本高潔，音容笑貌，優雅有度。更使她興奮的是，天津這座繁華的商業城市，給她提供了最適合她的既時髦又風流的購物與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會出身，生活奢華，又追求西化，對於購買昂貴首飾、做高檔時裝、吃燕窩海蔘等等消費，視爲家常便飯，刷卡時連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儀在後邊拎包買單。影響所及，文繡大受刺激，溥儀是你老公，他還是我丈夫呢!於是兩個人開始了比賽，你今天買一根針，我明天買一根線，哪貴咱挑哪呀。幾個月下來，兩個人屋裏都堆滿了包括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等等各種奢侈無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買了又買，管它有用沒用，反正買回來再說，務求痛快一時。以致這種物質刺激後來竟發展成婉容、文繡之間爭寵的手段。溥儀在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稱之爲"競賽式的購買"，他寫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婉容一定要買，而且花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分。"
當時，朝廷經濟已大不如前，財政捉襟見肘，有時只能靠典當宮中舊物，才能勉強維持着這種表面上的奢華，這種競爭式的揮霍的糜費行爲必須遏止。如此一來，婉容在物質上的虛榮的追求，就難以繼續滿足，婉容自然不滿。她擡出皇后的身分，以爲皇后的地位遠高於妃嬪，如要裁減，也只能裁減文繡的開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費。這種爭執，一方面固然出於愛慕虛榮，但其內心的潛意識，也還是在於妻妾爭寵。
婉容與文繡鬧得如此水火，溥儀卻不願居間平衡，總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責文繡的也多，甚至不許她在公開場合露面。
早在清宮時，溥儀難得出宮，一旦有機會出宮必定把後、妃帶在身邊。到天津以後能隨便上街了，逛商場下館子，成了溥儀皇家生活的最後奢侈和回味。但溥儀往往是把文繡扔在家裏，而只帶着婉容。他們兩人把天津的大商場以及不少遊樂場等能吃、喝、玩、樂的地方都跑遍了，他們形影不離地盡情歡樂。愈是這種時候，愈是深深地刺傷了文繡，文繡愈益痛苦。
而溥儀不出門的時候，也常讓飯館送飯到家。溥儀每次都與婉容笑逐顏開地對飲大嚼，而偏不讓文繡上桌，彷彿她是一個多餘的人!可以想見，冷板凳上的文繡該是怎樣的悽苦悲涼!
隨着時間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漸積而成大怨，文繡對溥儀很失望。因爲文繡認爲她是被欺負的弱者，溥儀沒有盡到保護她的責任;在溥儀這方面，則認爲她不甘居於妾的地位，有意與他爲難，這就使文繡與溥儀之間的感情愈來愈壞。
雖然溥儀已經不是皇帝了，婉容也不許他除了自己還愛別人，婉容天天向溥儀絮叨，讓他發誓，不愛文繡。連設壇扶乩也要求寫上"萬歲(指溥儀)與端氏(指文繡)並無真心真意"的"吉利語"。從此，婉容和文繡之間的疙瘩便愈結愈深，以致發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繡和溥儀結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不但從未與溥儀同居一次，又備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婦。文繡不堪忍受這種不平等待遇，於1931年秋，她做出了與溥儀離婚的決定，並訴之法律，且通過報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場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妃子與皇帝的離婚風波，這就是曾在社會上轟動一時的"淑妃革命"。"淑妃革命"給了溥儀莫大的刺激，他把這視爲奇恥大辱，他不下"罪己詔"，反而把所有過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從而遷怒於她，兩人由同牀異夢而終致陌路。當時，溥儀在遺老們的慫恿下正一心想着復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東北自己的龍興之地，重整旗鼓，藉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極力反對溥儀到東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兩種原因使得溥儀非常厭惡婉容。婉容有她的虛榮心，她想留在天津，繼續這種奢華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儀的粗暴對待。無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頹廢，常常夜不成寐，終於得了神經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鴉片的煙霧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脫。而這，僅僅是她人生悲劇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劇，還在後面等着她吶!
僞滿洲國
1931年11月，溥儀在日本人的誘騙和策劃下，獨自一人祕密離津，逃往東北。其實他心裏明白，日本人不過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擋不住恢復舊日帝國美夢的誘惑，心甘情願地鑽進了日本人爲他精心設置的圈套，成了出賣祖國利益的傀儡。
溥儀的離開，婉容事先一點消息也不知道，溥儀拋棄了她，這深深地傷害了她，雖然她一直是在冷宮裏寂寞着。如果從成熟女性的角度，從女人的幸福立場出發，溥儀的離開對她不啻是一種解脫。但當這種現實真的來到時，她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這種結果。正像溥儀後來所說："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究竟與文繡不同。在文繡的思想裏，有一個被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卻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這塊招牌。"
這就是婉容，高貴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籬，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給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帝后傳統畫上一個句號了，但她不讓它謝幕，以一人之力硬撐起這巨大的夜色，這就註定了她的悲劇。近世有學者是這樣評論婉容的：她比別人有更多的虛榮心，女人沒有不虛榮的，這種虛榮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現的是一種人性的光澤，就是一個女孩兒的好勝心，和對名譽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別是她當了皇后之後，虛榮就從她生命的深處浮現出來。她掩藏起本來的自己，裝扮出另一個自己。她的虛榮使她不願意放棄皇后的頭銜，哪怕是一個竹籃盛水的現實。從此她就固守皇后這一個信念，一種選擇。因此，當她得知真相後，她哭鬧不止，大罵溥儀薄情，要追上他問個究竟，誰也擋不住她。實際上就像溥儀說的，她不願意放棄皇后這個頭銜。與其說末代皇后是她別無選擇的命運，毋寧說是她對自己立場的否定，是她自己對自己的唆使。虛榮讓她走上了不歸之途，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劇。
兩個月以後，婉容在溥儀兩個妹妹及弟弟溥傑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連，再轉至長春與溥儀團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長春她就失去了自由。這時候溥儀已成爲聽任日本人擺佈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陰謀陷阱的一部分。這樣看來，婉容是自願走進東北這個表面覆蓋着鮮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儀不顧婉容和其他人的勸阻，在長春執意就任僞"滿洲國執政"，婉容自然又成了"執政"夫人了。溥儀成了滿洲執政的傀儡後，更是對婉容置若罔聞，不聞不問。"執政府"設在原吉黑榷運署舊址，其實就是二棟小樓，但也是當時長春最講究的建築了。婉容住進了緝熙樓，溥儀則在勤民樓辦公。溥儀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覺得要恢復舊日的天堂，或許指日可待，未免不產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時隔不久，溥儀感到"執政"的職權只是掛名，一切都要聽從日本人的安排，溥儀的一言一行都處在關東軍司令官的掌握之中，無論是例行會見，還是私人召見，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掛"跟在身邊，且有日本和僞滿媒體跟蹤報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諱的就是溥儀夢想帶兵入關，復辟大清。日本人是絕不會允許他這樣做的，他們遵照天皇給他們的政治目標，讓溥儀不得離開滿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儀幫助他們分裂滿洲出中國。
婉容則更慘，她在宮中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監視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門一步。執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緝熙樓，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獄。
因爲是地獄，她的災難就是雙重的。她不僅受溥儀的冷落，還受日本人的冷落。溥儀第一次登基，舉行了隆重的"滿洲國皇帝"登基大典，但沒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儀第三次登基，作僞"滿洲國"皇帝之後，日本的秩父宮蕹仁親王代表天皇"訪滿"，爲了炫耀中日"親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隨溥儀在勤民樓接見外賓外，此後的十多年，她再也沒有以"皇后"身分公開露面過，甚至還失去了一個普通人的自由。這對極好虛榮的婉容來說，其打擊可想而知!先前積鬱的苦悶，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猶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便由輕度的神經衰弱症發展成爲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發作起來常把屋裏的東西摔得稀里嘩啦。
女子畢竟是愛美的，婉容有時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況婉容原本就是一個俏麗的女子，雖然她在精神上呈現萎靡，臉上也因爲長期吸食鴉片而呈現青烏的顏色。但在身體稍好些的時候，她還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來，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陽光。據1934年"帝宮"檔案記載，婉容在這一年內，僅單、夾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質料不僅有中國傳統的紗綢，還有不同花色、不同質地的日本、法國、印度等國的上等毛料、絲綢。她每個月有3000元的月例錢，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銷。她還養了五六隻哈巴狗，這些通人性的小動物給了她不少的樂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在中國數百個皇后裏，也只有她走進了現代生活的門檻，濡染了現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憂鬱的氣質，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閨秀的多愁善感。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時候，更多的蘊藉着少女的情懷，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嚮往。她寫一些小資的詩句，讀一些風花雪月的外國小說。她彈奏時尚的鋼琴，給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裝拍照等等。雖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這些超越流俗的東西藏得很深，但這是總有一天要爆發的東西，只是她還沒有意識到。在東北做了僞滿的皇后，她才猛然甦醒。生命裏面渴望自由的神經在這個時候復活了。所有的虛榮，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終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決意逃出這座人間地獄。
她曾經兩次試圖逃出這座陰森恐怖的皇宮，但她兩次託人，兩次都被人出賣，她徹底絕望了。
據原國民黨首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在《顧維鈞回憶錄》裏回憶："當我在大連一家旅館裏吃午飯時，我的保鏢進來說，一個從長春來的滿洲國內務府代表要見我，有機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猶豫，因爲他說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隨從說，他在北京認識這個人，可否見見他。他告訴我，此人化裝爲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許他當過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門廊裏，我們停在轉角處。此人告訴我，他是皇后(長春宣統皇帝的妻子)派來的。他說因爲知道我去滿洲，她要我幫助她從長春逃走，他說她覺得生活很悲慘，因爲她在宮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圍(那裏沒有中國侍女)。她在那裏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幫他逃走。我爲這故事所感動。但是我告訴他，我的處境不能替她做什麼事，因爲我在滿洲是中國顧問的身分，沒有任何有效方法幫助她。雖然如此，我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幹了些什麼，這個故事可以證實日本的意圖。"
這件事以後，婉容並沒有氣餒和放棄再次逃跑的念頭。1933年的8、9月間，當時僞滿立法院趙欣伯的妻子來赴宴，婉容便託她幫忙東渡。而當時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韞穎，向溥儀詳細報告了這件事情的經過。由於泄密，逃跑的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又流產了。從此之後，婉容再也沒有找到逃脫的機會。人生雖壯美，山河雖遼闊，命運卻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猶若水中的飄萍，風中的轉蓬，只有隨波逐流，隨風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徑，就是自暴自棄，自我毀滅，或許只有這樣，才能得以劫後重生吧!
紅杏出牆
婉容在僞滿皇宮裏越來越不如意，她與溥儀的感情幾近於零，行動又受到日本人的嚴密監視和限制，這一切使婉容的身體和精神處於崩潰的邊緣。而溥儀作爲日本人的兒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掛"吉岡安植的訓斥，溥儀就把火發在婉容身上，婉容爲此常遭溥儀的暴打。於是婉容越來越放縱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癮。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虛、生活狀態惡劣的情況下，投入到了侍衛李越亭的懷抱中，並懷孕生子。或許婉容想以此作爲對溥儀的報復，只要能使溥儀激怒，並沒有想到後果，正像她吸毒一樣。
果然這件宮廷"穢聞"，使溥儀怒不可遏。他變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後，他將無辜的孩子憤怒的投入火爐，活活燒死。將29歲的婉容打入冷宮，永不饒恕，直到40歲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氣。
關於這件事，溥儀的最後一任妻子李淑賢有詳盡的回憶："溥儀與文繡離婚之後，漸漸也對婉容有了反感。一來是，文繡離婚是婉容'逼'的;二來是，婉容不學好，抽大煙上了癮，而且愈來愈厲害。婉容自覺生活無望，走上頹廢的道路。現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與一個聽差有染。可我跟溥儀談戀愛的時候，溥儀對此開始閉口不談，就是我問起時，他也極力迴避。後來，我跟溥儀一次戀愛小風波之後，他爲了哄我，纔跟我細說起了婉容與那個'聽差'勾搭的前因後果。"在'滿洲國'的時候，婉容因爲時常跟一個姓李的'聽差'接觸，一來二去，就產生了感情。爲避人耳目，兩人很少當面說話，大多數是通過婉容屋裏伺候她的一個老媽子來相互遞信兒。那個姓李的，在溥儀面前很'紅'，極得溥儀的信任。過了許久，一個傭人向溥儀告發了這件內廷的醜事。在此前後，宮中也有風聞，但溥儀不太相信。誰料到，婉容已經懷孕幾個月了，紙裏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講是誰的孩子。直到婉容與姓李的偷偷傳遞條子，被傭人悄悄送到溥儀面前時，他這才相信這是真的。原來，婉容跟那個姓李的聽差雖然當面不怎麼說話，只要他一到婉容的屋裏，兩人就以傳條子的方式來確定時間約會。據溥儀說，他拿到婉容看過的條子後，沒有吱聲。當夜，婉容與情人約會的時候，被事先預謀好的溥儀和心腹當場抓住。……對於分娩下的孩子，一直有不同的說法。溥儀對我講述的是這樣的：分娩的時候，婉容身邊沒有任何醫生，只是在保姆的幫助下，生下來的。這個孩子生下之後，當時就死了。溥儀立即叫人把孩子扔到爐子裏。"
根據羣衆出版社最新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記載(過去市面上流通的溥儀回憶錄《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是1964年版本，而之前即曾經二易其稿、九次修改。最早是1957年下半年開始寫作的具有"悔過書"性質的初稿本，是溥儀在瀋陽軍區撫順戰犯管理所用一年多時間完成的，20多萬字，由管理所油印成冊：之後在此基礎上先後發行了1960年、1961年、1962年的"灰皮本"、"一稿本"及"二稿本"。這些最接近作者原始的文字，曾刪除了15、6萬字的內容。新版恢復了1964年之前版本中被刪除的大量內容)：當溥儀知道婉容與別人私通並懷孕後，自然是難於接受，甚至想要毀滅一切。在羞辱與盛怒之下，他早已失去了理智，雖然婉容跪在溥儀面前，淚流滿面地哀求他，希望能承認這個無辜的嬰兒，但溥儀堅決不答應。他趁婉容昏迷之際，將婉容所生的女嬰活活扔進鍋爐燒化，卻對婉容說，是把孩子送給了她的哥哥代養。
這，應該算是最權威的說法了。這都是溥儀親筆所寫的，實有其事，可糾正坊間的其它傳聞。
而且，在書中，溥儀還透露出婉容吸毒及私通的內幕："事實上，她(婉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一九三五年，由於她有了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了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憤……"婉容也許至死還做着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裏燒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裏拿去一筆養育費的。"
經過這一次的沉重打擊，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創，徹底地崩潰了。婉容被關在屋子裏與外界隔離起來，失去了往日優雅的儀態，溥儀不許任何人看望她。僅僅兩年時間，昔日寂寞宮花似的嬌美恬靜的美人，竟變成了一個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已經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爲能力了，她已經不懂得梳洗打扮，變得蓬頭垢面起來，整天喜怒無常。唯有一個習慣還保留着，就是每天瘋狂的吸食鴉片，一直吸到兩腿發軟爲止。
在僞滿洲國後期，婉容因長期躺着不動抽大煙，肌肉嚴重萎縮，幾乎都不能走路了。由於長久關在房子裏，本來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怕見光見風。每次都是用扇子遮着，從扇子骨的縫隙中窺人。偶爾也有清醒的時候，那時候的婉容衣着合體、溫婉嫺雅，人們無不驚歎於她的"大家風度、進退有度"。然而一旦犯病或犯煙癮，她就會大喊大叫，氣度全無。她瘋了，也自由了。每逢這時，她就哭着罵她的父親榮源，罵他爲了自己要當國丈而斷送了女兒的一生。自從婉容精神失常之後，人們又在北京給溥儀找了一個叫譚玉齡的中學生。溥儀跟潭玉齡結婚七年，直到譚玉齡被日本人害死，婉容始終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存在，可見婉容被禁錮之深。
寂寞花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維持了13年零5個月的僞滿洲國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義上的皇后也當到了盡頭。同日下午，吉岡安植通知溥儀，讓他帶上少數人去通化機場，準備經瀋陽飛日本。溥儀帶走了溥傑、潤麟等人倉皇出逃。婉容再一次成了棄婦。樹倒猢猻散，被撇下的一大羣皇親國戚，只好失魂落魄地逃到通化大栗子溝避難。
婉容和這些僞大臣們在大栗子溝住到11月末，天氣漸冷，一行人便在溥儀的老僕嚴桐江的建議下，由大栗子溝遷至臨江縣城，租旅店住下來。1946年春節前夕，臨江解放，解放軍派了一輛汽車接收他們。於是嚴桐江帶領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人上了汽車。婉容連件棉衣也沒有，凍個半死。就這樣，婉容在她曾祖父吉林將軍當年的轄地，被人民解放軍押解着，開始了漫長的遷徙。後汽車到通化，婉容一行暫住在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14日，長春解放。婉容又被帶到了長春，住進解放軍招待所，原"厚德福"飯店。這時，婉容的身體更加虛弱，多虧身邊的福貴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應，才使這位飽嘗世態炎涼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際間的溫暖。但是，由於戰爭的動盪，解放軍難以再帶着這麼多皇族眷屬行軍作戰，所以讓他們自謀出路。嚴桐江、徐照允等僅剩的幾個人都先後離去，最後連關心過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後曾憶及："當時她看我來請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難忍，淚流滿面。她眼光露出驚慌焦急的樣子，已出現了語言障礙，嘴裏只能發出兩聲'呵!呵'帶哭腔的淒涼聲音，含混不清說了一句什麼。她也流淚了!我給婉容扯平衣服，蓋好被子，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轉過臉來看看我，一臉的痛苦表情，很快又變成冷淡的樣子，又轉過臉去。"
人們都走了，唯獨婉容有家難回，雖然她在長春還有不少親友，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肯收留她。她在長春的胞兄潤良乾脆緊閉大門，把病弱的胞妹拒之如瘟疫。溥傑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無處可去。
不久，長春會戰，爲了防止他們再度落入日本人手裏，解放軍不得不在極度困難的戰爭條件下帶着她們顛簸流離地到處轉移。到了吉林市後，婉容等人被暫時關進了公安局拘留所。沒過多久，國民黨飛機轟炸吉林。解放軍又將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車，經敦化，於5月末到了延吉。延吉監獄很大，一棟院子約有40個房子，但哪一間都滿員。解放軍只得將她們送進混凝土造的倉庫。婉容的住處是一張二層牀。她被放在下牀。這時的她已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有時從牀上滾落到水泥地上，一動不動，飯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多年的精神壓抑和鴉片的依賴已使她精神嚴重錯亂，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6月初，延吉戰事趣緊，解放軍決定經圖門向牡丹江轉移一批犯人。戰士已爲婉容準備好了馬車，到小倉庫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難以承受旅途顛簸，所以，臨時改變了主意，將她留下由獄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與婉容分離，此時，愛新覺羅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一個人淒涼的留在了延吉。
6月20日早晨5時許，孤苦伶仃的一代皇后郭布羅o婉容的一縷香魂終於化爲雲煙，隨風飄散在她祖先生活和埋葬的土地上，結束了她曾風華絕代又淒涼無比的複雜的一生，時年僅40歲。據最近《延吉晚報》報道，當時獄方巡監見婉容已僵死，就爲她拍照，登記，然後由張排長等6人用一扇門板擡走，屍體瘦而輕。在一向陽的山坡，擇一平坦處挖坑埋葬，埋葬的時間爲中午時分。無棺材，無花圈，無親屬相伴，更無追悼會，亦未立碑，起一墳頭，日久而被風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這樣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間。
婉容的一生，看似輝煌，實在她的內心悽苦!她是一個時代最後的女人。婉容的悲劇，自她被選爲皇后就開始了。婉容生活於皇權失落時期，面對着宮廷中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她扭曲自己的靈魂而去迎合這種規矩。她沒有皇后之威，爭風吃醋就是後宮的全部。她甚至連民間一個普通女人應當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權利都沒有。上天賜予她的這把皇后寶劍，更多的是傷了自己，這就註定她是一個悲劇女人。當發現一切不過是泡沫，連現實的一點溫情都不可得之時，她快速墜落凡間。但皇后又是一把沉重的枷鎖，她無法掙脫。她決定不了自己的行動，更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惡劣的環境中，精神極度苦悶，因此自暴自棄，自我毀滅，而陷入更大的絕望，最後導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來最爲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難以避免的悲劇的一生，是人性的弱點和女人的虛榮將她推向了歷史的深淵，她是中國社會最後時代皇權的祭品，從這一意義上說，她又是歷史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