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曾經說，清軍是一支沒有靈魂的軍隊。
晚清軍營的一大怪現狀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職業，或者經商做買賣，或者種地，或者操持什麼手藝。對許多綠營兵來說，做小生意或者手藝活兒是他們的主業，而當兵纔是“第二職業”。他們的主要時間都用來開店擺攤，或者做木匠、裁縫等等，只有輪到自己值班時，纔到營裏去呆上一天。
據鴉片戰爭期間當過定海縣令姚懷祥幕友的王慶莊透露，定海鎮的綠營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髮匠、修腳工、僕人等，“額兵逾萬，後減至二千餘，承平日久，隸兵籍者，半系櫛工修腳賤傭，以番銀三四十圓，買充行伍，操防巡緝，視爲具文”。
綠營兵還有開雜貨鋪的，開茶館的，販魚的，賣肉的??幾乎無所不有。
原本以打仗爲職業的軍人，怎麼會出現“小販化”、“工匠化”呢？
這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禍。清代綠營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銀一兩三錢六分，米三鬥。清代綠營還有另一項讓人啼笑皆非的規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裝備甚至軍裝馬匹都要軍人自己負擔。
清初物價很低，一個綠營士兵的月餉可勉強維持一家生活。但隨着清中期後物價漸漲，這點軍餉就不夠用了。但清政府卻以“遵守祖制，永不加賦”爲名，拒絕對軍餉標準進行調整。和士兵一樣，綠營軍官的收入同樣過低。最高武官，年收入尚不足千兩。這怎麼能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費用？何況許多軍官的官職是花錢買來的。軍官的搜刮對象遠不如地方官那樣廣泛，無處不可拔毛。他們能對下剝削的，只有屬下的兵丁。
經過層層盤剝，最後能夠落到士兵手裏的軍餉實在是非常可憐。
當“皇糧”填不飽肚子時，士兵們別尋生計，也就自然而然。由此纔出現在晚清軍營中廣泛的經商潮。士兵混跡市肆, 做小買賣、幹手藝活, 掙錢餬口。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地方軍官乾脆主動鼓勵士兵個人外出經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餉，只把一半兵餉發放給士兵。這種情形在有些地方漸漸成爲一種半公開的制度。因此，士兵們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謀生上，對日常操演能躲就躲。營中每逢會操，大都是僱人頂替。
與此同時，由於綠營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購買，所以大部分兵士能不買就不買，損壞後能不添補者就不添補。再加上撥下來的軍馬草料從來都不夠用，“兵馬關支草料, 多有剋扣短少”，士兵們都不願認真操練，怕累着戰馬，出個三長兩短，自己還要承擔賠款。因此軍中“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槍盔甲火器等件，俱鈍敝朽壞, 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罩，從未見備”。
這樣一支軍隊，談什麼戰鬥力呢？
道光三十年太平軍初起之際，朝廷命周天爵署廣西巡撫領兵鎮壓。周天爵在致親友的信中這樣描述清軍在太平軍前面的表現：
出征之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場門口的豬羊，說什麼也不願上路：“於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帶兵一百名，如駐馬嵬坡，皆不願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兩年過去了，太平軍這些“烏合之衆”沒如清廷想象那樣官軍一到，立成齏粉，反而越戰越強。朝廷開始不斷換帥，還特別抽調廣州火器專家烏蘭泰以副都統身份到前線助戰。烏蘭泰到了前線，驚訝地發現撥歸其麾下的貴州綠營各軍竟全無訓練，毫無軍事常識。咸豐元年五月中坪獨鰲山一戰，這些貴州兵臨敵竟不知挖壕築壘，面對七名衝殺過來的太平軍，一千官兵不戰而潰。
（張宏傑：渤海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
